去坛下乡那天,天阴沉沉的,乌云遮住太阳,随时可能下雨。
坛下乡位于耒阳市境西北,隔河与常宁相邻。相传,三国蜀将张飞,曾率军在寨下仙安营扎寨,被司马懿带兵包围在山上。寨下仙是座高山,两边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司马懿多次擂鼓攻山,无法拿下山头,便用重兵围困,截断水粮,想叫张飞等人困死在山上。张飞多日不见司马懿攻山,也不见围兵撤走,知道不妙,便将计就计,令手下人从寨下仙西南山坳里的款皮塘,捞来了一条十多斤重的活鲤鱼,将鱼从石壁上滚下山去。司马懿见围困多日仍有大活鱼,想必山上水粮充足,无法困死张飞,果然中计,下令将人马撤走了。后人为纪念张飞,遂在山上筑坛以祭祀之用。久而久之,人们习惯称山下为“坛下”。
我们原本打算去寨下仙参观,不料刚到坛下圩,就下起小雨,便决定先去铜锣一条街。穿过一片树林,便看到两排青砖瓦屋。屋顶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之间,夹杂着叮叮当当的打铜声,很清脆的。坛下是美誉千古的“铜乡”,铜锣制作产业流传一千多年,形成了系列传统产品,有铜锣类、铜钹类、鼓类等百余种乐器,还有各类铜制生活用品。步入坛下锣鼓厂内,很多工人在忙碌,车间堆满了铜锣乐器。这些乐器,采用祖传秘方与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再经过人工精制而成,显得精致。一位老师傅满头大汗,坐在木凳上,正在用毛巾擦拭汗水。我便走到他面前,亲热地打招呼:
“师傅,您贵姓?”
“免贵姓徐。”老师傅六十开外,身材结实,笑容憨厚。
“您这厂子一天要出好多铜锣呀?”我又问。
“冇个准数儿,过去铜锣好销,一天要做三四百个,一年做上万个。这几年,好多做工的师傅老了,不来了,年轻人不愿做这活,嫌苦怕累,现在一天能做百把个铜锣,顶天啦。”徐师傅擦把汗,摇头叹气。
从这位师傅的口中,我了解到,铜锣产业现在不景气,全国锣鼓厂只有十几家,湖南两家,坛下锣鼓厂是全省最早的一家。因为质量好,辉煌时期,每年锣鼓产量上万,畅销国内及东南亚。那时候,坛下到处是敲锣打鼓声,十分热闹。如今,老一辈的打铜师傅身体每况愈下,新一辈的年轻人宁愿外出务工,不愿接手这门手艺,坛下的铜锣技艺,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有个李师傅,锣鼓技艺传承了六代,到了他儿子手上,死活不肯学这门手艺,跑到广州城开饮食店去了,李家传承的锣鼓手艺,从此失传。
听了老师傅的话,我眉头紧皱,心情很沉重。铜锣是我们祖先的乐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距今已有四千年的历史。很多中老年人只要谈论起铜锣,就会想起敲锣出工的集体时代,大发一番感叹,或褒,或贬,或赏,反正一打开话匣子,就有讲不完的故事。记得儿时看花鼓戏《打铜锣》,有个情节铭刻心中,开场词是"收割季节,谷粒如金,各家各户,鸡鸭小心呐--",告诫社员们看管好自己的家禽。那个年代,生产队的队长喊工就少不得铜锣。每天天还没亮,队长就在村里一边使劲地敲打着铜锣,一边扯着嗓子把人们从睡梦中叫醒。不少人私下里诅咒,这该死的铜锣又在催人们的魂。骂归骂,工分是不得不去赚的。锣鼓一响,人们就出工了,村前村后,田埂山坡,到处都是弯腰劳作的身影。
如今,熟悉的铜锣声跟我们是越来越陌生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西洋乐器的滚滚洪流席卷了农村市场,乡下人自己组成的乐队潇洒气派。他们穿“制服”、系领带,还请来了专业歌手。哪家有红白喜事,少不了请乐队来热闹一番,点歌,唱支曲,道出了亲友们的心声。鼓乐齐鸣,开怀畅饮,酒不醉人人自醉……农民们很难听到单纯的铜锣声了。
从锣鼓厂出来,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空气间弥漫中清新泥土气息。身边依稀有铜锣声传来,又渐渐地远去,但它那折射着时代光芒的余韵,依然回荡在我的耳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