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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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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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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地活着

我没有记生日的习惯。小时候,母亲总会在我生日这天清晨笑呵呵地问我:“我们家艰日有个人要长尾巴,你晓得是谁吗?”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歪着脑壳反问:“妈,哪个长尾巴呀?”母亲卖关子,要我猜。直到母亲手里魔术般出现两个煮熟的红鸡蛋,我才醒悟是我过生日。隔会我要伸手摸下屁股,生怕长出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出来。后来母亲英年早逝,我初中未毕业缀学流入社会,居无定所,好多年遗忘了自己的生日。

蓦然惊觉,二零二三年过去将近一半。生命之树,不经意又刻上一圈年轮。岁月真是不饶人啊,我们年轻时有的是精力、梦想、激情,却因为单纯、无知,错过一些机遇,浪费许多光阴。等到进入中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年龄越来越大,记忆力退化,纵然想做很多事情,无奈心有余力不足。我们无法抗拒容颜的衰老,难以弥补生命的残缺与遗憾,却可以做到健康快乐地过好每一天。

我的快乐首先来自坚忍。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脸上总是含着微笑,是从容的步伐,是义无返顾的前行。感谢年少时那段苦难的岁月,炼成我的坚忍性格。

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小就明白,要摆脱贫穷命运,走出山沟,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刻苦努力,成绩优异。然而命运捉弄人,初三上学期因一场重病休学,在家务农。就在打算一年后复读之际,更大的打击来临,母亲病逝,粉碎了我的大学梦。父亲要我学门手艺。我随邻村一位木匠师傅跑粤北山区,学做木工。在那人烟稀少、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林,我常常望着蓝天白云发呆。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下去吗?我多么不甘心命运的安排!师父看出我的心思,那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他拿半年的学徒工钱塞到我手里,说:“你不是做木匠的料,回家读书去吧,再不要来了。”那一刻,我感动得哭了。

回家后,我一边务农,一边参加成人教育,拿到了财会中专文凭。我为了能够进入体制内工作,也就是有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没有去深圳打工,而是跑到耒阳城区做民工,等待招工的机遇。我先是在金盆塘谢家做米粉。每天凌晨五点就起床,淘米,辗米,压粉条,挂在竹竿晾干,再打包,让老板娘踩三轮车去市场销售。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月工资仅仅只有六十元。当时正值夏天,蚊子多,我睡在中医医院建筑工地的竹板上,夜夜数着星星进入梦乡。父亲为了我的前程,毅然卖掉两间土屋,帮我买了一个城镇户口。恰好耒阳农业银行招聘十名职工,我兴冲冲报了名,笔试成绩第四名,因为不晓得找关系送礼,面试被淘汰。父亲有位故友的儿子名叫李晖,在审计局工作。他同学是衡南县江口镇建筑公司经理,承包了西关一个工程,便介绍我到建筑工地做小工。搞建筑很辛苦,我白天卖苦力,晚上在工棚昏暗灯光下看书写作。期间,我认识了西关居委会水电工刘少斌。少斌爱好文学、书法、音乐,我们一见如故。工程竣工后,我应聘到西关旅社烧锅炉。旅社老板姓姚,在居委会担任治安主任,待我还不错。由于工价太低,我做了一个冬天,就没做了。第二年春,在五一东路摆书摊,兼及卖香烟。生意并不好,经常受城管大队的气。有一次从长沙黄泥街批发书籍,让扒手把本钱扒走了,我两手空空逃火车票返回耒阳,遭遇耒阳火车站联防队员的毒打,被打得流鼻血,眼睛肿,额头两处受伤。

考虑到摆书摊办不到营业执照,我就在刘少斌支持下,在金盆塘开租书屋,仅仅经营三个多月便关了门。适逢朱家湾族兄朱文作从技校学成家电技术,就与我合伙在灶市街道办事处彭桥路租下一间门面,我卖书租书,他搞家电维修。门面老板姓伍,是街道武装部长。两口子对我俩很好。店子取名文科书画社,经营了将近一年。一九九四年春,我听说市水泥厂即将招工,便通过一个远房亲戚符俊华的介绍,到该厂做临时工,在原料车间打石头、搬运渣土、配料,虽然也是苦力活,但避免了日晒雨淋。我边打工边等待招工,还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三年后拿到大专文凭。

机遇终于垂青我。一九九五年七月,国营耒阳市水泥厂旋窑生产线建成,面向全市招工,我考取第二名。本以为熬出头了,谁知政审时让别人搞关系把我刷下来了。走投无路之下,我通过在灶市街道当副主任的表哥谷国成出面,找厂长谢年富求情,交一万两千元集资款,弄了个聘用合同制工人指标。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命运转变,宣告多年漂泊生活的结束。我从一名烧炉工干起,脱颖而出,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厂部考核员,并被一分厂党支部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两年后,又一次打击降临:工厂改制,让郴州老板承包,变为民营企业,职工全部下岗。恰好耒阳市广播电视局招考六名记者,我喜出望外报了名,笔试成绩排名第二。我吸取过去的教训,通过熟人给局长送礼,被拒之门外,最终我在面试时被淘汰出局。事后我才知道,另外一个应聘者关系比我硬。此时,我听说耒阳报社需要一名记者,托人出面找社长陈徐德,渴望成为报社记者,终究未能如愿。面对人生的逆境,我没有自暴自弃。下岗失业之后,我毅然走向经商之路,在灶市东风桥开南杂店,一心一意经营数年,在城区买了房,结婚生子,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二零零一年,命运再次眷顾我。耒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急需一名秘书,经过耒阳报社谷经农老师的推荐,我幸运地得到大队长谢规华的赏识,进入公安机关工作。我身兼数职,秘书、档案员、宣传干事、水电管理员,一个人干两三个民警的活,任劳任怨,还经常在各级报刊发表交警新闻稿子,引起了耒阳市公安局局长肖强的关注。他委托副政委张仁芳三次上门找我,说服我去公安局秘书股工作,实际就是跟肖强局长当秘书。肖局长出面找市编委领导,为我解决了事业编制。我感恩戴德,加倍努力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承担了各类综合材料的撰写任务,还兼顾新闻宣传工作,每年在百余家报刊发表的新闻稿接近两百篇,连续十年被评为衡阳日报社优秀通讯员,多次被评为人民公安报社优秀通讯员。业余时间,我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在一些文学刊物开始发表诗文。《人民公安报》剑兰副刊经常有我的散文和诗歌作品。我先后加入全国公安作家协会、湖南省作家协会,还在二零零七年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煤油灯》,成为公安系统有名的笔杆子。

回首过去这段坎坷的历程,我不得不相信命运,但又没有屈服命运。不管现实多么残酷,我始终微笑地面对生活。我的网名“微笑”,就是这个寓意。我没有在种种挫折和困难面前倒下,而是锲而不舍,奋力拼搏。我常怀感恩之心,感激生命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感谢那些破灭了我的理想甚至带给我苦痛的人。我认定只要努力奋斗,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我的快乐也来自于善良。善良与快乐,就像一对母女,善良是为人之本,快乐之源。一颗善良的心,使我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始终收获着无穷的快乐。

我曾经租住在灶市锦源大楼八年之久。那栋破旧的房子是农业银行抵债来的,连水电都没有。全栋住户,不是下岗工人,就是卖小菜的个体户,还有民工,收废品的老人。总之,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四楼有位姓陶的奶奶,腿脚行走不便,子女不在身边。我经常在工余帮陶奶奶到楼下挑水,还承担了整栋楼住户的水电维护。过年的时候,我帮每家每户写春联,由此赢得很好的人缘。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感到开心快乐。

我因为善良和轻信别人吃过很大的亏。一九九四年冬,陶奶奶的弟弟老陶在经济开发区工作。有一次,他对我说,开发区在招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是他战友,可帮我安排工作。为此,他索要了我两千元钱,说是打点关系用。然而,一个月、两个月过去,此事再无下文。我跑到开发区一打听,根本没有招工这事儿,这才知道上了老陶的当。两千元钱自然未能讨回。这可是我卖苦力十个月的血汗钱哪!我从水泥厂下岗后,在东风桥开南杂店。石镜符家坳一位老乡找到我父亲,说他哥哥许立程是郴州市政府秘书长,可以帮我安排单位。说起来,许立程少年时曾跟随我父亲学木工。父亲听信他的话,给了他三千元钱。可是,我们等了几个月不见回音,父亲无奈之下,带我赶到郴州市,找到许立程秘书长。许听说了这事,十分生气他弟弟的诈骗行为。这笔钱,自然打了水漂。从郴州回来后,七十多岁的父亲老泪横流,自责是他没用,我反倒安慰起父亲来:“钱没了可以赚,您保重身体要紧。既然命运注定我不能进入体制内工作,那就一心一意做生意。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一颗善良的心使我做过两件足以终生自豪的事情。一是为一个十三岁的见义勇为少年伸张正义。二是用爱心唤醒一个植物人。第一件事发生在二零零二年三月八日,湘煤六处子弟学校初中一年级学生彭健,趁学校放假半天的机会,邀了几个同学去学校后山脚下的耒水河边玩,恰遇七个流氓对两女生欲行不轨。彭健挺身而出同歹徒搏斗,并在身负重伤时报警,110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危险中的两个女生救出。可是,学校和市政法委以彭健违反了学生不许私自到河边玩的校规为由,不承认他是见义勇为,几千元医疗费用也无处可报。彭健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上访找有关部门讨要说法,还到电视台和报社投诉,毫无结果。我听说后拍案而起,连夜写成三千多字的通讯稿发表在十多家报纸,《人民公安报》《今日女报》发了头版头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市委政法委认为我是在故意给耒阳抹黑,向我施压。我没有退却,在《光明日报》记者唐湘岳支持下,以《是见义勇为还是违反校规》为题,在《光明日报》连续追踪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近百家网站转载和展开讨论,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组和上海东方卫视对我进行专访。十多所高校的教授写信给我和彭健声援。在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耒阳市委副书记王礼忠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认定有关部门的结论是错误的,认定彭健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召开了表彰大会,号召全市中小学生向彭健学习。

另一件事发生在二零零五年八月,东湖乡玄芝村十七岁的少年黄琼遭遇意外车祸变成植物人,连续七十多天没醒来。黄家为抢救黄琼卖掉了房屋,陷入绝境。我听说后,一边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站呼吁爱心人士捐款,一边发动全局民警和自己的亲友捐款。公安局局长肖强支持我的做法,带头捐款。短短两个月,募捐几万元。我还联系衡阳作家朋友刘定安解决了黄琼的姐姐读高中的学费。在社会各界帮助下,黄琼终于被抢救出来。他醒后能够开口说话,我又通过交警队李庚华为他找了位老中医免费治疗,黄琼能够生活自理。遗憾的是,两年后,黄琼还是没有躲过这一劫,突发重病死亡,黄家再次陷入绝境。我找到有关部门为黄家解决了低保待遇,并列为计生协生育关怀帮扶对象予以长期帮扶。

耒阳作家刘华江先生写过一篇《朱文科印象》,情真意切回忆跟我交往的点点滴滴,并对我有些评价。他写道:

“文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性格温和,待人热情,不摆架子,朋友很多,老中青三结合。他对年长的称某老、某老师,对同辈的称某某哥、某某姐。他人脉广,讲哥们义气,乐于助人,喜欢帮忙,朋友有事相求他都热心帮忙,文友聚会他都尽力参加。我找他几次帮忙,他想方设法帮我解决。我知道耒阳有多个业余作者加入省作协都是他帮忙推荐的。他为一个作者加入省作协的事,还亲自带作者去长沙找省作协领导。文友出书找他帮忙联系出版社,他都有求必应。他不记仇,甚至对曾经伤害过他的人,背后诽谤过他的人,只有找他有事相求,他都照帮不误,装作不知道对方背后非议过他。他心胸开阔可见一斑。”

“文科又是一个热心文化公益活动的人。他以前是耒阳市作家协会的常务副主席,每年带领会员到处采风,组织各种文学活动。今年市作协换届,他当主席本来是众望所归,特别原因他被选为执行主席。仔细想来在一个群众组织中安排这么个职务,有点不伦不类。其实,他不是主席也是主席,因为作协的日常工作基本是他包揽,作协办的刊物《湘南文学》是他主编。耒阳市文联在今年六月才姗姗来迟。之前,耒阳市、衡阳乃至省外一些文艺团体有什么事,就找他联系,外地文友,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到了耒阳,基本都会慕名联系他,他从不推辞,再忙也抽时间热情接待,陪同参观。长沙、衡阳、郴州、浏阳等外地的文艺活动,邀请他出席,他也乐于参与。我多次跟朋友们面前说,文科是我们耒阳市地道的基层社会活动家。”

感谢刘华江先生对我有如此高的评价。言辞自然有过誉之处,却真实反映了我的为人处事风格。在耒阳,无论是市领导还是亲朋好友,都亲热称呼我为“朱科长”,其实我什么长都不是,可能是因为平时我待人热情又热心,乐于助人,才会赢得普遍的尊敬。人生苦短,人心难测,芸芸众生,尘埃一样活着的我们,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有多大的才华和事业成就,而在于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包容的心,奉献的心,尽自己的能力,多帮助别人,奉献社会,这就是一种快乐,也是活着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我的快乐,还来自于情趣。情趣是以兴趣为基础的,有了兴趣才能发展到情趣。一个有很多兴趣爱好的人,必定是一个有情趣的人,一个有情趣的人,必定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的兴趣爱好广泛,尤其酷爱读书、买书、藏书。我每到一座城市,首先想到的是找书店。为了一本心爱的书,我曾得罪一位借书不还的朋友。我涉猎广泛,不只爱看文学书,法律、历史、哲学、医学、生活、旅游乃至看相算命等各类书籍都看。如今,我家里藏书有一万多册,夜深人静,坐在清流斋书房看书,简直就是一种美妙的享受。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使我享受到恬淡宁适、心安理得的快乐,远胜过服饰的奢华,强过家宅的堆金积玉。这一屋子的藏书,也会是我留给子孙后代最为宝贵的财富。

文学是我的宿命。人们总认为写作是苦差事。我恰恰相反,写作带给我的是无穷的快乐。因为,我把写作当成自己与心灵对话的独特方式,从不强迫自己写东西,也不刻意追求成名成家。文学是我精神的家园,写作是我快乐的源泉。失意时,我会逃循到写作里去;欢乐时,我会表现到写作里去;孤独时,我用笔与纸填补空虚;苦闷时,我会把愁和苦发泄到笔尖。我也许成不了大作家,我可以成为一辈子的“坐家”;我肯定成不了大富翁,却能够拥有一笔最丰富的精神粮食。

旅游是我的第三大爱好。我参加工作后,每年要去外地旅游多次,也爱邀约一帮文朋诗友去周边县市采风。每去一个地方,我要写篇游记。我的散文集《远方的橄榄树》就收录了一百多篇游记。最近三年,由于新冠疫情我中断了旅游,但今年又开始游山玩水了,先后到安仁、永兴、乐昌、韶关等地游玩。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寄情山水之间,能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洗尽心灵的污垢,眼睛吞吃美好的风光,重新投进生命的快乐之中,是对浮躁心灵的最好拯救。人人都是地球村的匆匆过客,生而不知从何处来,死后不知到何处去,生存就是旅游。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兴趣爱好。我喜欢交友,朋友遍布全国各地,真诚的友谊会带给我的是温暖和欢笑。我喜欢研究地方文史在《文史博览》《档案时空》等杂志发表过大量的文史作品,出版了几部文史专著。我尤其痴迷研究和传播红色文化,发表过很多红色历史文章,经常在机关单位、学校、社区、部队讲座。我更喜欢运动,在公安局工作时热爱跑步、打羽毛球、骑单车,进入中年后改为每日散步不少于一万步,坚持八年了。持之以恒的锻炼让我拥有健康的体魄;我也喜欢上网、玩微信、耍抖音,足不出户也能知晓天下事;我喜欢听音乐唱歌,它让我忘却了忧愁和孤单。一曲《橄榄树》甚至激发过我要去新疆沙漠的欲望。节假日,我有时也喜欢跟志同道合的文友打扑克,玩一种名曰“三打哈”的游戏。牌友们自称哈子,从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

我的快乐更来自于知足。中国传统观念,评价一个人是不是混得好,主要是两个标准,要么是当官,要么是很有钱。我两样没有一样,长期无心仕途,不愿巴结权贵,也安于现状没有走经商的道路。因此,在某些人眼中,我并没有混好,没有多大出息,无权无势,不能帮助家人和亲友解决什么难题。但我内心世界很充盈,也很快乐。作为初中没有毕业的农家子弟,我起点低,起步晚,能有今天的社会地位,已经很知足。我生活上衣食无忧,儿子培养成材,身体健康,文学上有所建树,九泉之下的父母该是感到欣慰的了。

作家刘华江在文章中写道:“文科是一个热爱工作任劳任怨的人。他对工作就像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领导要他干秘书,他钉在那个岗位就是十五年。机关秘书是项苦差事,不但要有较好的文字功底,而且要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来。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有几个人愿意安心坐在电脑边码字呢?还要摸着领导的心一字一句地码就更难呀!在耒阳市,安心从事秘书职位十五年的能找出几人?又有几个干了十多年秘书的人没有得到领导恩赐个官衔?老是像牛牯一样默默耕耘的文科却没有提升。有位作家说,提拔了吹牛拍马的,冷落了当牛作马的,文科对证了后一句。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更是一个忘命写作的人。对写作,他有钉子精神,有钉子挤劲,挤出时间,有钉子钻劲,只进不退,越钻越深。才三十多岁的他,笔耕不息二十年,在各级报刊发表文章三四百万字,著有多部著作。201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血色野菊》,长达60多万字。他对我说,为写这本著作,他写了五十多支笔。古人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他没有捻断须,但是不知道每天要牺牲多少脑细胞。俗话说,句向深夜得,心从天外归,他的加班加点无法统计。附带一句,他的家庭状况也不如人意,他是在无情的压力下和无聊的干扰中写作的。他背着沉痛的包袱,要工作,要应酬,还写成几本大部头,真是不可思议!”

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前些年,我辞掉了几个民间组织的职务,很多社交活动和应酬尽力谢绝不参与。我也不喜欢抛头露面,每天生活很有规律,白天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早晚坚持散步,晚上读书写作。节假日,跟一帮志同道合的文友游山玩水,打打牌。我只有一个朋友圈子,且这个圈子只有十几个人,少而精。人到中年,要过减法的生活,努力卸掉生活中负能量的东西,包括看淡名利、权位,远离社交应酬。多点时间用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用在锻炼身体上,不要浪费在无意义的社交上,不要耗费在负能量的事情上。对于我来说,就是静心读书写作,研究历史,潜心做学问,这样活着,才会充实快乐。

记得二零一四年八月,我组织耒阳民协会员到南阳镇采风,在辖神庙找寺庙主持宽满抽了一仟,乃第十三仟。仟云:“为客多年运不通,行船又被打头风。如今来问前程路,说与寻常大不同。”这位老尼为我解仟,说我前半生命运坎坷,但以后会越来越好。其实,人的烦恼与痛苦,往往是由于欲望太多太高而不能实现造成的,惟有知足者才能拥有无与伦比的欢快,惟有知足者才能淡然面对经历过的苦难。当然,知足并不代表停步不前,知足中更要看到自己的不足,鞭策自己时刻保持一颗坚忍、乐观、积极向上的心,继续努力着,奋斗着。

我卑微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是平凡的;我微笑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是坚忍的;我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是知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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