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星：一片苦心不忘吾来

一城，一河，一塔。城是耒阳城，繁华两千年。河名耒水河，飘逸九百里。塔叫凌云塔，七层耸云天。耒水由南而来，清纯又多情，绕城摆着“S”舞步，左一下，右一下，婀娜若美女蛇，缠住了古城，缠住高塔，不舍离去。

每次登上凌云塔，极目城乡蓬勃景象，一股豪情不禁油然而生。我想起一位先贤，一位为耒阳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贤——张应星。

修建耒城地标凌云塔

清朝以科举取士，从进士、举人选授县令，间或以贡生、监生等补用，称之为“知某某县事”，简称知县。顺治四年（1647），耒阳归清，此后364年间，耒阳知县多达156人，其中进士29人，举人42人，解元2人，贡生24人，监生30人。这当中，任职时间最长、政绩显著的知县，当属贡生出身的张应星。

张应星，号筱山，浙江省休宁县（今属安徽省）人。休宁建县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自古文脉兴旺，科举时代出了19名状元，被誉为第一状元县。《耒阳县志》载，张应星贡士出身，任职耒阳知县十四年余，做了许多有益的好事：兴文教，黜陋习；恤民困，除积弊；正人伦，倡孝道；建文庙，修城池；培杜墓，葺庞祠；开乡道，筑石路；修津渠，便商旅；建宝塔，壮风水。这些善举，不但使民风得以淳化，还改变了全县环境面貌，使之出现了繁荣兴旺的景象。

康熙五十五年（1716），张应星修纂《耒阳县志》，发现耒阳科考以来未出一个状元，深表惋惜。他察看县城的形势，东、南、西三方，高且雄伟，东北青麓山势低，似一操箕口，藏不住才(财)。东北又是县治的青龙方位。青龙低，文脉不旺。他便想到：如果在河边建百尺高塔，与鹿峰遥相对应，就可以弥补地势低矮的缺陷，促使山水和谐，让耒阳兴旺犮达。他在考察时，从拨开的荆棘杂草里发现一块石碑，碑文记载，明代有个姓曾的官员，打算在此建造高塔，因缺钱而不能兴工。这就更坚定了张应星的建塔意志。

张应星多方筹集资金，准备材料，动员民工，很快工程启动。一年后，一座七层宝塔建成，民众欢喜。谁知乐极生悲，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轰”的巨响，宝塔竟然坍塌了。人们传闻有妖孽作怪。张应星不信邪，不气馁，带上工程技术人员查勘工地，找出坍塌的原因是基脚没打扎实。于是，他再次筹集财物，在废墟上重建宝塔。又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胜利竣工。塔顶为铸铁空心葫芦，门窗檐呈穹状，浮雕人物，云气瑞兽，栩栩如生。张应星把宝塔定名为“凌云塔”，从第一层起，依次而上，每层门口写有激励上进的横额：云梯初级、更上一层、禹门春浪、明达境界、蓬莱不远……鼓励耒阳学子立下凌云壮志，发愤读书，奋力攀登，可见张应星用心之良苦。

凌云塔高耸立直入苍穹，与对岸的鹿岐峰遥遥相望，形成对称之势，耒阳人俗称青龙塔。古塔见证了古城的沧桑巨变，三百年来，一直是耒阳的标志性建筑。

在耒阳留下诗文三十多篇

科举时代，州府县官，往往都文化素质高，文学修养好。张应星亦不例外，饱读诗书，精通文学，擅长书法。公务之余，他流连耒水两岸的胜景，吟诗作文遗墨，不亦乐乎。

张应星崇拜杜甫，刚到耒阳上任，就去了北门外的杜甫墓凭吊，写下《初到耒阳谒杜陵》：“春风飞鸟来江头，碧树阴阴暂系舟。甘载怀君芳草里，今朝许我拜高丘。”此后，他每年要去杜陵祭拜，写了多首纪念杜甫的诗。“为扫诗人墓，同过江上桥。芳郊晴更好，新涨夜来潮。古冢门双开，忠君路一条。杜公原未死，有魂不须招。”要到杜墓，必经杜陵桥。古桥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本名洞阳桥，明嘉靖年间重修改名。白纹青石铺桥面，石工沿白色石纹砌成梅花一枝，桥下溪水潺潺入耒水。张应星赋诗云：“如何春近转严寒，始信阳生冬未残。不必岭梅先得气，杜桥也有一枝看。”

耒阳城西的障隍岭，又名姜王岭，风景秀丽，古木参天，乃汉代罗顺隐居之地。张应星多次到障隍寺拜佛，作诗二首。其中一首写道：“度岁甫三日，行春偶出关。抵林题念佛，竹马引偷闲。萧鼓障隍岭，旌旗紫盖山。寻游还未倦，高咏菜花间。”他也多次去耒水东岸的鹿岐峰观光，追寻先贤诸葛亮、胡文壁、周天明、罗洪先的足迹。鹿岐寺右侧的山腰，有八卦井，相传西汉苏耽在此修炼成仙，用手指点出此井。不过，张应星对此说法质疑，写诗《八卦井》叩问：“仙井何年造？依然八卦形。渊源无可溯，昼夜水冷冷。从来山有窝，石髓自洄淳。胡为高冈上，涓涓势不停。”

耒城西南三十余里，有洞名龙泉，深三层，幽邃磊奇，石壁削奇，透光朗彻，石乳滴成一“老僧”趺坐。张应星看完龙泉洞，写诗云：“耒阳四过重阳节，历遍诸峰此独奇。三洞直开罗宝仗，一拳中踞俨沙弥。凝成暖气常春日，泻郤寒光是夏时。纵少黄花还少酒，龙泉煮茗亦相宜。”耒城东七十里，亦有一洞穴，深三四十米，劈开一面，顶如宝盖，深豁奇峭，石乳滴成观音像逼真，人称观音岩。张应星参观之后，诗赞之：“巍然一座山，劈空开一洞。春秋几何年，静结烟云梦。幻如海底螺，深多亿不中。造化本无奇，却将山石弄。幻成大士身，黑白须眉动。秉烛蹑其巅，竭观目力痛。沉沉不见天，夏凉冬不冻。安得在人间，藉此庇大众。”

张应星热衷山水之乐，且佳作不断。我翻阅《衡州府志》、旧《耒阳县志》，发现他在耒阳留下的山水诗多达33首，《遥田纪事》、《山行》、《春日出行》、《雨途》、《中秋夜同人河上楼看月》、《秋尽河上楼小坐》、《西园桂下小饮》、《题青云馆韵》、《辛丑月归喜雨》，都是朗朗上口的佳作。他的诗作取材多样，语言鲜活，常有出奇之佳句。他写《登侯憩仙》：“侯憩仙如屏，斩方驾云上。端雾不可狎，众山让倜傥。”把侯憩仙喻为风流倜傥的美少年，妙哉。他写《吊元耒牧吴瑛》，缅怀元代耒阳州官吴瑛，内有“川岳钟灵识在公，耒江仰止意无穷”二句。尝闻“高山仰止”之说，张应星以水势喻高山，清新怡人。张应星的《寓居萧家别业》诗：“高敞疑无地，虚空喜有天。几枝青在树，万顷绿平原。乳鸭啼墙背，雏牛卧户前。农庄书舍近，耕读不妨连。”该诗有着田园牧歌般的意境与情趣，反映了太平盛世耒阳乡村的风貌。耒阳坛下乡有丹霞地貌寨下仙，相传司马懿与张飞在此驻兵对阵。张应星的《仙山庵引》游记，很有文采：“山皆石，若狮子蹲踞，山左右旗鼓相当；遥望峭壁千层，数行大字文成钟鼎，无有识者。侧有羊肠小径，上石门达绝顶，顶则平铺如掌，可坐数千人；中有五湖四海迹，为神功鬼斧所鉴。右石上有鹿脚迹，若蹈石而破者。”文中记载他因公事经过，在山顶上流连忘返，徘徊四顾，感觉寨下仙就是蓬莱仙境，山风一吹，衣袂飘飘，仙人那样御风飞行。

耒阳城东，曾有块孔明碑，又称誓蛮碑。明嘉靖《衡州府志》载：“誓蛮碑，在耒阳县东五里，相传武侯立石誓蛮。二碑其右。后为雷所轰，惟存断石。”诸葛亮平南蛮胜利回师，路过耒阳，人们为其立碑纪功。那时南蛮盘踞的地方，就是西康、贵州和云南地区。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孟获是夷人的酋长，追随益州郡雍闿起兵反蜀，诸葛亮率大军到南中平叛，大获全胜，雍闿被斩，收服孟获，留下千古佳话。张应星有首诗《孔明碑》，写出了此碑的神异：“昂然邱垅中，形势奇而奥。不知起何人，绝不类时好。搔首立田间，久视目疑眊。依稀认汉朝，字画全消耗。转侧揣遗文，信是卧龙造。遥遥几千年，风雨无倾倒。此碑疑有神，一任流俗道。”由于年代久远，碑文模糊难辨。张应星认出其中的十字：“汉丞相武侯纪功誓蛮碑。”后来孔明碑被雷电轰毁，碑断裂。《广舆记》记载碑旁有字：“后有功吾上者，立石于左。”

重视对老百姓的教化

张应星不但文采斐然，而且治政有方。他任职耒阳知县期间，大力倡导“兴文教而振民风，黜恶习而崇古道”，重视对老百姓的教化。

地方志有“资治存史”、“光前励后”的教化作用。张应星上任不久，即亲自组织修纂《耒阳县志》。同时，他鼓励民间修家谱，认为“家谱犹国史”，能够弘扬宗族伦理，稳定社会秩序。清代统治者对民间修谱十分积极，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与之前的家谱相比，清朝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记事的范围更加广泛。耒阳伍族宗亲修《伍氏家谱》,张应星亲自作序。可见，他重视宗族家谱伦理教化的作用。

耒阳城北有文昌宫，明代万历知县曾惟悫创。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张应星修缮了文昌宫，改为湖南巡抚赵申乔生祠，另建庙于学宫左，并重视祭祀。文昌立庙，当然是神，文昌何神?班固《前汉书·天文志》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斗魁戴筐六星，日文昌宫。”顾炎武《月知录》记载：“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象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象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是而起其斗。”可见文昌神是儒家所立北斗首星之宫。张应星担任耒阳知县期间，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举行仪式祭祀文昌神，另外有二月初三的文昌帝君生日祭。祭祀时，参加者，有知县张应星，有县学教谕、训导等官员，还有众多学子。后来，到了乾隆年间，文昌宫与城隍庙之间，有个文人聚会的场所“宾兴堂”，附近建文星楼。文星即文曲星，文星楼即俗称八角亭，八角攒尖式顶，四层八面，为古代耒城最高建筑。

康熙五十四年(1715)，张应星发起乡绅捐金五百余两，葺修城楼与金钱寺，几条城门及寺庙的门额，都是他题写。他在《耒阳县志》自序云：“凡解署城池、桥梁、道路，皆以次兴修，因时调剂。”他鼓励、支持民间修路架桥，每有桥梁竣工，张应星亲往庆贺，甚至题写碑记。至今，敖山贯武桥、平陵仁济桥、淝江石桥，遗留张应星的碑记。这些门额、碑记，也是他教化民众、传播正能量的一种方式。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古代众多文人的追求。诗人张应星同样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以哲身许国为使命。他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四月来到耒阳，雍正元年（1723）六月病逝于任上，十四年中尽职尽责，造福一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解开张应星的身世之谜

我一直纳闷，张应星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诗人、政治家，为何官方没有为他立传，他出生何年何月？在哪里求学走向仕途？他还在哪些地方任职？身后子孙有多少？这些，都是一个谜团。直到近日研读清初刊印的《大义觉迷录》，意外发现里面有张应星之子张秀公、孙子张振蕃、外甥孙仪周的供词，这才破解了这位诗人的身世之谜。

原来，张应星病逝不久，莫名其妙卷入曾静反清一案。曾静，号蒲潭先生，永兴人，县学生员，授徒为业，性迂阔，喜谈道学，有反清思想，曾经派学生张熙（衡阳人）前往浙江，到吕毅中家求书。吕毅中将其父吕留良遗书全部交与张熙。师生二人受到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迂腐地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失败被捕。因案情牵连诸多官员，雍正皇帝决定只当做普通的文字案件处理，曾静、张熙被免罪释放，只将吕留良全部遗著焚毁，吕留良戮尸，家人流放。同时，雍正帝下令收录关于此案的上谕、口供和《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刻印颁布全国。这当中，就有追查张应星与王澍关系的相关口供。

王澍是江苏金坛人，字若霖，号虚舟，进士出身，官至吏部员外郎，著名书法家。曾静反清一案发生后，官府在调查过程中，有僧人弥增供称，王澍与张应星在江南徽州同学，曾经叫耒阳县人曾盛任代写便条，向张应星索取银子五十两。而且，此事是张应星的长随唐思供出的。于是，安庆按察司秘密拘捕张应星之子秀公、孙振蕃，以及在耒阳县衙管事的外孙仪周。抚臣程元章亲自审讯张秀公等人，搜出张应星在任的日记簿一本。日记中所记，都是他任职耒阳知县每天做的事情，所会见的客人。程元章对照日记记载的人，逐一追查他们的下落。这一追查，结果发现那个头戴黑毡帽的王澍，是个冒牌进士，此王澍非彼王澍，跟张应星生前没有任何交往，完全是县衙里装裱字画的技工唐思一派胡言。

通过张秀公的供词，我了解到，张应星出生于康熙八年（1669），二十四岁时带着全家到浙江糊口，在颜学院的任内进学。康熙四十年（1701）四月，他由杭州搬回到原籍，次年考取景山教习，康熙四十七年（1708）期满，被选拔任命为耒阳知县，冬末离开京城，走了近半年，于第二年四月到耒阳上任。就是说，张应星病逝时年仅五十四岁。张应星生子四个，长子早逝，次子张秀公时年三十七岁，老三张兆鹏在广东谋生，老满张兆凤在家中。张秀公跟随父亲上任时，只有十四岁，断断续续在耒阳呆了五六年。他说：“父亲以商籍进学，从教习选上县官，都是赤手空拳挣出来的，也没有亲戚朋友的帮忙，后来做官的时候，很能节俭朴素，自我约束。死的时候钱粮还有所亏空，就是那些想寻关系来沾便宜的人，都没有什么想头。”

看完《大义觉迷录》，窗外烟雨迷蒙。我忍不住步行到耒阳一中附近河畔。这里是张应星曾经流连忘返的地方。三百年风雨沧桑，三百年耒水滔滔，哪里还找得到张应星清瘦伟岸的背影？只有对面仍然高耸巍峨的凌云塔，记得张应星说的话：“一片苦心，不忘吾来！”这样一位清廉知县，我们岂可忘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