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故乡桥头伫立着我的母亲

黄昏故乡桥头伫立着我的母亲

一九七八年年末的一个雪夜，我在江城武汉离开部队驻地，踏上军列。运送我们的大轿车走过长江大桥时，城市的无数高音喇叭正在播送《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一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文献发表之际，我却正和军区挑选的一批青年军官走上战场。还在四天之前接到命令的当晚，我就在极短时间内将这座城市连同它包容的万家灯火以及空气中隐隐可闻的中国就要发生历史巨变的足音排斥出了自己的生活。世界上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一切对我突然全部不再有意义，我能够想到的仅仅是我作为一名军人的职责和另外一件事——我可能战死沙场。而在后一种类似被一颗烧红的炭粒不停地灼痛着的思想中，我意识到我自己的生死在最初的心灵挣扎与搏斗之后很快就不算什么了，真正令我有一点惊慌并且引发了深渊似的悲情的是，我的死会给父母首先就是我的母亲带来的巨大伤痛。父亲长年卧病不起，母亲的日子就像一架天平，一边是无尽的操劳和艰难，另一边是她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我认为自从父亲长期卧病以后母亲的生命中就再没有了别的阳光，我们——首先是我，其次是她最小的儿子秀林——是她人生中最后的阳光。我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觉得我和我的尚在北方某初级航校念书的弟弟是支撑她在这样一个家里活下去的主要力量。我无法想象母亲怎么能承受我这个她寄希望最大的儿子的死，我甚至想到过我的死造成的最极端的后果：母亲因我的死而死。然而我这时能做的也就是尽可能不让她知道消息。我将一封简短的、语气近乎冰冷的诀别信留在我独居的宿舍的桌面上，信的主要内容是告诉她和家人我走上战场时的希望：战死是我的责任，家里不要给政府添任何麻烦。我没有马上寄出这封信的原因，一是这时我的参战和部队的行动仍然是保密的；二是我觉得此刻已经充满我想象的那个巨大的、沉重的、同时却又刺激了我的勇气去对抗的事物——死——如果一定要来临，母亲的死一样的伤痛一定会来临，也要等为我办理后事的人将这封信送给我的母亲。也许我信中的话会像极重的一击，让母亲从天塌一般的苦痛中清醒过来：毕竟因为有了这封信，她知道儿子对她仍有托付，需要她挣扎着重新站起来，去为儿子履行最后的嘱托。

我现在可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自己的儿孙：儿子忘掉母亲是多么容易。因为离开驻地时首长的送别，因为和二十四名战友一起上战场，还因为轿车路过武汉大桥又突然望见了长江两岸的璀璨灯光和灯光映照下像作家白桦先生描述过如同抖动的绸缎那样波荡涌流的江水，我觉得自己已经把母亲、死这些意念全忘掉了。这是年轻的好处，无论生命中遭遇到多么大的艰难，如果不能化解它，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它撇在一边，不去想它，甚至忘掉它。在以后的近两个月战前训练时间乃至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战争打响后我第一次走过雷区踏入战场，当天晚上仰卧在战火燃烧炮弹不时飞来爆炸的十号高地上，听着身边一位战友差不多用一夜时间叙说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往事，其中就包括了对父母和家庭的故事的大量回忆，我都没有放纵自己的思想去想我的母亲——不是没有去想而是努力抑制住不让自己去想，但我仍然在一切都平静下来睡过去又醒过来时立即就想到了她，而且我的感觉变了，我突然后悔没有给母亲留下一封真正的诀别书。母亲一生艰辛，有我的日子虽然没有更好，但没有我的日子却一定会更坏，母亲将会因为我的死失去她生命中最亮的那一缕晨光。我马上止住了这种思绪，我想我不能这样想下去，这样想下去与我此时置身在这座战火仍然没有熄灭的高地上等待一场拂晓时可能就要打响的阵地防御战斗的身份不符，同我从奉命参战那一日就明白的生死不能控制尊严却可以控制的信念不符。但我仍然再一次想到了留在军区机关宿舍里的那一封语气冰冷决绝的信，我又一次自以为是地想象我的母亲不但应当像我希望的那样坚强，接到我的信后一定会听懂儿子想说出而没有说出的话语，巨大的和不到死之日就不会消除的伤痛一定还会像飓风般地刮过和摧垮她的生命，可至少她会想到儿子走上战场时最信赖和最想交谈的仍然是她，儿子虽然不在她身边，心却从没有离开过她。我幻想这也许会温暖因为我在信中语气的冰冷被伤害的母亲的心，而哪怕是一点想象中的温暖也会伴她直到生命的终结。我在想到它们时也就强行遏止了这种会像汹涌的波涛一样没完没了涌流激荡下去的意识，回归暂时平静但战争仍然在继续的夜色最深重的拂晓前的阵地上来，回到我的意识的表层来，因为这时我已经想到了，就连我刚才的那些思想也只是自己的幻想，与其说能够安慰母亲，不如说是在安慰此时已经无法补救的自己。

母亲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接到我留下的那封信。这封信直到离开武汉五个月后我重回江城走进自己宿舍时仍然躺在原处。这非常容易解释：因为我的未死，我的上级和同事就没有进到这间屋子里来替我收拾后事从而发现它并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将它寄回我的故乡。但是母亲还是在战争打响的第一天就得到了我参战的消息，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我真的已经参战。战争打响的早晨相关消息先是通过广播然后通过报纸得到了世界范围的传播，我那故乡小镇上的人们据说就是从当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听到了南疆开战的消息。这个时间距离我突然不再向家里写信已经过了近两个月(部队在南部边境集结后一段时间内仍然不让通信，等到能够通信时我却因为害怕母亲从此将过上我想象中难以承受的日子而没有写信)，我相信母亲早就因为长时间收不到我的信开始疑心，不过由于过去我也不是每个月都写信回家，这时就是她老人家会想到点什么也不会太过于讶异。当然战争打响前某些事情已在我们那个偏僻如同内地的边疆的小镇发生了：因为部队前往南方边境的消息还是零零碎碎星星点点通过各种渠道越过千山万水传到这里，一些好事兼好为大言者开始公开在街头巷尾谈论它，与我的参战相关的只言片语也通过家人传到了母亲耳中。母亲最初的惊慌是可以想象的，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以她的想法，她这样一个一辈子从没有伤害过别人的人怎么能够遇到这种事，别人当兵的儿子都没有上战场而偏偏是她的儿子上了战场。老人与人相处一向恭谨温良，哪怕是对晚辈也不出恶言，可是这个时刻的她却表现得异常固执和强硬：她以不容忍任何怀疑和挑战的言语阻止家人继续传播外面的话，连在家里议论一下也不允许。至于偶尔在外面有邻居出于好心和关心说起这些事，她也会立马打断对方话头，告诉对方自己的儿子没去打仗，然后起身就走。但我猜测这时母亲的心已经慌了，虽然那个“凭什么”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别人在别处当兵的儿子仍然写信回家而她的儿子继续一天天没有信写回家里来，似乎已经给了她充足的理由证明她一直在拒绝的可怕事情的真实性是存在的。母亲开头一些日子还偶尔到镇上的邮电所打听一句(邮电所就在我家隔壁，所长秦大爷一直是我们家的好邻居)，但后来就不好意思再去了，因为她觉得自己每次去都会引起街对面一些闲人的注目，而所长秦大爷也不待她开口就会说出同样的一句话：没有他的信。母亲终于相信我上战场的事情是真实的了，一个证据是她开始在夜间家人都睡熟后避开大家哭泣。这样的事情发生几次后全家开了一个会，请来了住在同一个镇子上的姐姐姐夫一起商议，母亲在会上突然提出请我的当年也当过兵的姐夫陪她到武汉去找我。她要亲眼看到我是不是真去打仗了。这个提议让全家人吃惊不小，不是不可行，而是路途遥远，两个人一路上要买票还要转车吃住，凑齐一大笔旅费不易。但是为了她全家还是行动了起来，一时想出各种办法凑这笔旅费，然而过程漫长，她的建议没有被否决却事实上进入到不可能真的被实行的阶段。我父亲病在床上时时刻刻都要她照顾也是她不能如愿以偿的又一个原因。既然不能用去武汉见我的办法应付街头上那些她认为“不怀好意”的关于我的流言蜚语，事实上是应对这些流言蜚语在她心里引起的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恐慌，她开始本能地用另外一些办法对付它们。她不再去邮电所，甚至一定要路过时也不再从它门前走，而是绕远道回家。同时她拒绝在外面和别人谈论她的儿子。她的新态度一段时间在家里造成了一种严厉的气氛：不管外面是不是有人继续在传播关于她儿子已经上了战场的最新消息，她在家里一概不许说，首先她自己就坚决不信。她以为用这样的办法就能阻止那件她不愿意相信、完全不能相信的事情发生，而只要她不相信，那件事就不会发生。

但是更确实的消息已经到了镇上，战前公社(那时还不是乡)干部已经接到县武装部的通知。也因为我们家距离公社大院很近，就在同一条街上，我们家的情况又特殊，父亲重病在床，母亲又是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他们就没有按照相关要求到家里来慰问，更没有将我参战的消息通知家人。他们只是交代给生产大队和小队的领导，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并注意在战争期间照顾这一参战军人之家。结果是一下子整个镇子包括我的姐姐姐夫都确定无疑地知道了我参战的消息，所有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女人甚至跑到我们家门口来张望，他们想知道发生了这种事这一家人现在怎么样了，看到我们家大门紧闭，没有任何动静才悻悻然离去。母亲这一次不能不相信我确实是去打仗了。母亲一夜无眠，第二天早早起床，令人意外的是她没有像每天一样去做早饭，她呆呆地坐着想，不哭，不说话，只是想，直到日上三竿，她突然出了门，去了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直到当天晚上才一身风尘地回来。家里人已经急坏了，到处寻她，邻居们也都知道了，怕她会不会出了别的事。但是母亲神情沉着，看上去比过去哪一天都平静，问她去了哪里也不说。第二天是赶集的日子，她不知道从哪里弄到的钱，自己跑去猪行买回一头小猪，宝贝一样喂养起来。直到战争结束家里人确切知道我仍然活着的消息后才知道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母亲找人借钱赶到了县城的老君台，拜了老君爷，许愿说只要他老人家能够保佑她的儿子平安归来，她就给他养一头神猪来还愿。

整个战争期间，我也就是在踏入战场的第一个夜晚清晰地想到过母亲，其后的日子里，这个被她老人家如同心放在刀锋上切割般日夜悬念的儿子再没有认真地想到过她。不是忘记了母亲而是战争让儿子从心底屏蔽了母亲，因为儿子走上战场的路途中看到了太多的战争景观，让他不能也不愿意多想自己的母亲。无论是战争前夜在我的出征地看到的正在走上战场的那一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还是后来走遍战场目睹到的所有那些在浴血奋战中已死和将死却仍然现出一脸灿烂阳光般的笑容的我军官兵，乃至于在前沿阵地、包扎所和烈士转运站接触到的那些血肉模糊的军人，她的儿子在潜意识里都会想到他们和他一样都有自己的母亲。枪声一响军人仅仅是军人，没有母亲，没有妻儿，没有任何亲人。开始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死之前就关闭了对母亲和所有亲人以及相关生命往事的回想，渐渐地我在二十七天战争的每一个黎明或者黄昏，正午或者子夜，都会突然从所有战友视死如归的面容和大声的谈笑中看到，他们也早就和我一样在生命中屏蔽了母亲和所有的亲人以及全部的生命往事。我们以为这就是英勇无畏，一点也没有想到每一位母亲也都像我的母亲一样正在她们连枪声也听不到的战争中一天天饱受煎熬。我们在前方作战毕竟还有休整之时，我们大口吃压缩干粮，喝军用水壶里的冷开水、山溪水甚至路边的稻田水(我的老部队某团甚至在八三二高地上因为找不到水源喝过烧沸后的马粪水)，我们因为已经渐渐熟悉战争而开始习惯它，不再以死为意，战争居然也可以像日常生活和工作一样按照命令进行，人的精神状态也似乎恢复到了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状态，这其中就包括从战争生活的任何一个局部、场景和过程中发现并享受乐趣。我们可以为十个人中间突然发现谁还有半根烟头兴高采烈，因为谁做出了一个笨拙动作在枪弹横飞的战场上一起回头哈哈大笑并大声嘲弄他，我们甚至开始用调笑的口吻挑剔各种即将来临的死亡方式，想象自己死后是不是能在烈士陵园里躺到一个位置较好每天都能沐浴到阳光的墓坑里去。我们中的一位——干部科的张干事——在领导民工连为我们挖墓坑时就答应过他会一个一个跳下去试躺一下，直到他自己觉得舒服才会批准这个墓坑合格，而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战争正在迅速地让我们的心灵、肉体、习惯乃至于肠胃开始适应它的长期和艰苦，但这时它却结束了，我所在的部队不但打赢了整场战争而且打赢了每一场战斗，班师回国。

直到完全离开战场走回到国境线这一侧，我仍然没有急着给家里写信。这时我愿意相信前人说过的一段话：战争让人心冷酷，包括对自己的亲人。作为军区文化部派到前线的唯一作家，直到这时我仍然没有想到我的母亲是怎么在故乡熬过了这场战争，远离枪声后应当马上请假看望她老人家。我想到的是我的工作，战前军区首长只要求我参战而没有说要我写东西，但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战争结束后我开始接到许多约稿，部队撤回国内做临时休整的期间我还要利用最后的时间进行更多更深入的采访，即便回到军区机关，我除了每天大量的写作任务，还要受邀到学校和党政机关做关于这场战争的报告。我以为我已经写过一封平安信给家里就可以了，不是没有必要马上回家而确实是我没有想到应当马上回家。但后来我知道自己错了。

母亲自从战争打响第一天早上从家里的那个小喇叭里听到消息后就基本闭门不出。她仍然要做每天都要做的事情，首先是照顾我的父亲，那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然后她老人家就那么坐着，没有人喊她能一直坐一天。有时夜里她也会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就那样大瞪着眼睛直到天亮。一生做事都十分爽利的母亲开始出错，有一天居然锅里什么也没放就烧起火来，直到锅盖冒了烟才发觉。对父亲的照顾也变得心不在焉。唯独对她买回来的那头小猪崽非常用心，没事了就找出东西喂它，然后坐下来看它吃。终于有一天——战争进行到第十天左右的时候吧——天不亮时家里人发现她又不见了，大为惊慌，出门四处寻找。后来发现她在镇北的桥头上站着。家里人把她扶回来以后父亲问她怎么到了这里。她像是还在梦中一样回答：没事儿，我就是想去那里看看孩子回来了没有。

我们的镇子是一条南北长街，街北头就是一条叫白沟河的小河，淮河支流涡河的支流，河上架着一座不知何年何月修的砖桥。母亲就是从这时起每天天不亮就出现在桥头，朝北面通县城的大路上张望。六年前我就是走这条路参军离开了她，现在也只会沿这条路走回来。我不知道这时她的意识是不是清醒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甚至梦境让她来到这里张望或者说等待她的儿子。也许她根本不是在等待一个事实——儿子像梦中一样突然归来——而仅仅是等待一个根本不会发生但却意外地发生了的奇迹。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就让很多人都知道了。家里每天开始出现来看望我母亲的人，他们中有我们家的亲戚，也有镇上邻居家的婶子大娘。她们提着那时不是很容易买到的一斤红糖或者自家母鸡产的一兜鸡蛋来看望母亲，坐下来劝慰她几句，有时也陪着洒几滴眼泪。但是每天拂晓，母亲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走出家门，到镇北的桥头上去站一会儿，望着北方的大路，天快亮时她会自己走回来。母亲直到这时仍然不想让人知道她每天早早地起来做的这件事。家里人下决心阻止她，不让她再在这个时间里出门。第一天母亲好像默默地听从了，天亮前没有再那么做，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她把这个时间变成了每天的黄昏。没有人再劝她了，我躺在床上不轻易说话的父亲这时说了话：她要是觉得这样好，觉得在那儿站一会儿能透一口气，就让她这样每天站一会儿好了。

直到当年八月我才回到故乡。我是从北京直接回去的，战后那段特别繁重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了。行前我写了信给家里，也收到了回信，说都知道了，都很欢喜，等我回来。这封让别人代写的信言辞有点含混，似乎写信的人有什么话欲言又止。但我并没有多想什么，连战争都似乎成了往事，一路在火车、汽车、最后一段从县城到家的路坐在顺道的拖拉机上，人们热烈谈论的已经是社会上更新的事物。我没有到家就在镇北那座旧砖桥上跳下了拖拉机，因为我在已是黄昏的桥头一眼就看到我的亲娘!我有些惊讶，却没有十分惊讶，毕竟我大致告诉了她自己回来的日子，母亲从那日开始天天来到这里等我回来也是可以想象的。我唯一有些惊慌的是母亲的眼神儿，那仿佛不是我一向慈祥的母亲的眼神，而是另外一个我不熟悉的母亲。母亲看到我跑过来时非常欢喜，答应着我的呼喊，加上同行人的助兴，母亲甚至流下了老年人已经不多的眼泪，但是毕竟没有我想象中的欢喜。从她那略显混浊的泪光里我没有看到每次回来探亲时都会自然而然看到的母子之间那种毫无隔阂像透明的水被激起浪花一般的热情，母亲像半个陌生人一样被我扶着走进家门，然后邻居们涌进来，大家都同样欢喜，谈天说地，说起那场已经过去半年的战争。我尽可能简短地回应他们那似乎无穷无尽有时甚至十分夸张离奇的问题，心里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幕结束，因为此刻我只想面对自己的父母和亲人。但这一场关于战争、战场、地雷、炮弹、伤亡等等的讨论还是持续了许久。直到宾客散尽，我仍然没有很注意母亲眼神中的异样，但现在我注意到了。母亲一直客人般地坐在我旁边，时不时地眯细眼睛看我一下，避开，又看一下。我有点吃惊了，笑着说娘你咋啦?母亲依然努力笑着说我没咋，我就是想看看你。忽然她就站起走了过来，贴近地看着我，两只手盲人一般下意识地伸过来摸我的脸，但又不是那么大胆，有点胆怯，不，我觉得这一刻她的心其实是慌乱的，对自己是不是应当做这样的动作是存疑的。母亲一生都不是一个莽撞得没有分寸的人。我的吃惊非同小可，我仍然笑着但快要笑不出来了说，真的娘你这是咋啦?母亲的两只手已经勇敢地颤抖着触摸到了我的脸，一根皮肤粗糙的手指碰疼了我的眼，但她的手并没有离开，它们顺着我的脸摸索下去，手指摸索到我的脖子，我的两只胳膊，然后分别用两只手抓起了我的两只手，高兴地说你真是我的儿?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的眼泪已经下来了，战争期间一直被某种来自内心的强大力量抑制甚至埋葬的对于母亲的思念——不，主要是怜悯——猛然炮弹般地爆炸开来。站在旁边的哥嫂和躺在床上的父亲这时都看着母亲说你干啥呀，他不是秀海又是谁呀?母亲这时好像是终于认出来了，她的眼睛骤然放亮，那一刻她张张嘴，要喊出一句什么，但终于没有，放开我的手，似乎忽然想起我进家半天了还没有喝上一口她烧的水，转身就烧水去了。于是在这样一个晚上，我隔着整整一场战争加上战后的五个月又喝上了母亲煮的水，尝到了她老人家为我做的饭食。母亲的神情变化很大，母亲仍然没有笑，但我知道即便不笑，她的心情也是欢快无比的，长期艰难的日子已经让母亲轻易不笑了，但她一直守着我，像是怕我又突然失去了一样。她看着我吃完饭，洗完了，躺到临时搭起的床上，仍然不走，坐着和我说一些家长里短。可是我太困了，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像在战争打响的第一个夜晚在炮火纷飞的十一号高地上睡得那么死，那么沉。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被一个声音惊醒了，猛坐起来。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在痛哭。哭声是突然爆发出来的，像是本来她也不想这样，但还是发生了。哭声在静寂的深夜惊动了我和周围的邻居，他们纷纷过来敲门问出了什么事。即便这样母亲的痛哭还是持续了很久，如同长江大河，波涛汹涌，浩浩荡荡，又如飞流直下，一泻千里，畅快淋漓。我一句话也没问就明白了一切：我回来晚了!我应当在战争结束的当天就请假回家来看望她老人家。她从我回到家开始后做的所有那些让我既惊讶又不习惯的事都仍然和那场在我的意识中已经远去的战争相关。战争对于母亲来说刚刚随着儿子的归来在这个夜晚结束。

由于还有别的工作，我这次探亲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又要为父亲看病，真正待在母亲身边的日子并不多。但我还是知道了战争和战后发生在母亲身上的事情。战争后期已经有阵亡通知书陆续到了县里，我们镇子上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参战，但是镇上人开始传说谁在县城街道上看到了县里专为送某某地方的烈士父母去前线为儿子扫墓而派去的汽车。母亲度过的是她在整个战争期间最为难熬的一段日子，她不愿意却又不敢相信某一天就不会有同样的汽车出现在我们镇子上，有穿县武装部制服的军人上门向她送达同样的噩耗。她这段时间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闭门不出，她甚至也不再在黄昏时分出现在镇北桥头，不再站在那里眺望通县城的公路。父亲有天发现她开始半夜三更起来喂那头神猪，就说你今天已经喂了它七八顿了，还要喂吗？母亲不说话，继续喂，然后就那样坐着，直到黎明。她也就是在这个黎明从广播中听到了战争结束的消息，母亲的眉目间第一次出现了振作的表情，开始走出家门，再一次于黄昏时分走到了镇北的桥头上，向北方的公路张望。但是随着战争真正在三月十六日结束，送达烈士通知书的高潮才真正到来，刚刚愿意出门的她又把自己关在了家里。母亲时时在夜里流泪，但从不会哭出声，按照家乡的风俗，一个儿子在外吉凶未卜的母亲是不应当哭的，这是忌讳。母亲不会认为自己在哭。很快发生了一件事，家里收到了我的信，我在信上说我已经平安地回到国内，但是因为工作，暂时不能回家。写这封信时我自以为是地认为我把事情都讲明白了，母亲不会再惦记我了。我不知道也从没想过这封信很快会由最初的欢乐变作母亲最新的和更为巨大的惊恐。此时已经有参战军人回乡，一段时间内几乎每天我家门前都有他们的身影走过。他们穿着新军装，有的胸前还戴着亮闪闪的军功章，有几位还在回家之际娶到了媳妇，花团锦簇，欢天喜地，引得三里长的镇街上人山人海地看他们。母亲将门关得紧紧的，从不走出来看这些热闹，她固执地坐在门后的黑暗中。母亲听到了一个消息：仗打完了，凡是活着的人部队都放回来了，没有回来的就是死了。母亲不能理解我战后做的任何事会比回乡让她见一面更重要，在我那儿战争和死亡早已结束，在她心里它们仍在持续，尤其是我的死亡。于是，她的心动摇了。

战争结束一个半月后的黄昏，母亲终于又从紧闭的屋门后面走出来。镇子内外暮气缭绕，桥下河面上仍然摇动着最后的浮光，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一个人走到桥头上，重新站在那里，痴痴地望河那边的公路。黄昏的时光在流逝，桥上偶尔有人来车往，母亲一直站在那儿望着，直到夜幕降临。哥嫂做好晚饭找不到她，一直找到桥上，吃惊地问娘你咋又到这儿来了？母亲嘴里喃喃地说着些含糊的话语，还说不来了，明天就不来了。家里人信了她的话，但是第二天黄昏，他们又在那个地方看到了她。母亲后来对别人说她自己并不知道天天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走到桥头去，她不是在等我，就是有时候心里一迷以为我还活着就去了。众人都大吃一惊，拦住她不让说下去，但这时连他们也多半相信我是死在战场上了。别处也发生过活着的人代死去的人写信回家报平安的事，母亲的内心也垮了，但也只有她每天黄昏坚持地走到桥头上去，等待着我从桥那一边的公路上归来。除开最早的一个半月，战后我在别处耽搁的日子有多久，母亲就在黄昏故乡的桥头坚守和眺望了多久。母亲坚决不愿意相信我真的已经死了，她一直自己保存着战后我写回家的唯一一封平安信，仿佛天天将那封信攥在掌心里就攥住了儿子的命。至于外面关于我已经死了的谣传，她无法遏制它像夏天的蔓草一样在她心中疯长，她能做的就是重新站在这里等待，这时她等待的已经不是她的儿子，而是一个真相，即便这真相是对她那已经不堪一击的生命的最沉重一击。

探亲结束离开故乡时我觉得母亲已经不再把我当成儿子的替身了。有过那一场半夜的痛哭之后，母亲在第二天傍晚，扯着我的手在长长的镇街上走了一个来回。母亲不是个做事张扬的人，但是她做的这件事却让我热泪涔涔。她要告诉乡亲们她的儿子回来了，她可能想说的还有另一句话：回来的这个人真是她的儿子。至于那头神猪的事母亲至死都瞒着我，我在她老人家过世后一直在想这是为什么，我想不出结果。可我知道母亲这么做一定有原因，能够想出的理由一是怕我责备她(母亲一生都不迷信，只有这一次为了保佑上了战场的儿子才破天荒养了一头神猪)，二是——最大的可能——这是她和神之间的私约，不想让任何人包括我和别的家人知道。那次我在家的日子不长，注意到了家里养了一头猪，但在农村一户农家养头猪并不稀奇。母亲直到我离家之后才悄悄请人将那头已经长大的猪捆上拉到县里的老君台去还了愿。她以为她做的这件事家里谁都不知道，但是我的家人还是很快就知道了，于是在母亲过世之后，我也知道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某一天，凌晨三点，一辆吉普车几乎无声地驶过长长的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前往首都机场。这个时刻整个北京都在沉睡，长长的街道和广场两侧华灯仍旧璀璨，但我在全部行进途中却一辆车一个人也没有遇到，这给我留下了至今也难以忘怀的强烈印象。我当时的意念是除了知情者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正在第二次奔赴战场。

我这次接受的新使命是参加总政组织的全军作家代表团赴老山前线深入生活。鉴于上次战争对母亲的影响，行前我下决心不把实情告诉包括妻子在内的任何一位家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切断她老人家的信息来源。而且当时两山——老山、者阴山——的主要战事已经结束，我军拿下了所有阵地，战争进入到两军之间长达数年的阵地攻防作战阶段。母亲此前来过我所在的部队，知道这次上战场的人中间没有我，刚刚回到故乡。至于妻子，我告诉她我不过又是去北京参加一场笔会。我在首都机场和我的同行者会合，他们中有我们的团长、著名的作家前辈叶楠先生，有名字当时就在中国读者群中如雷贯耳的刘亚洲、朱春雨、周涛、乔良、韩静霆等军中文坛翘楚。飞机两小时四十分钟后在昆明降落时，我内心是平静的，一是因为这次毕竟不像上一次那样明确任务是参战，二是这次我可能真的瞒过了我的母亲。

我们在昆明只待了一天就飞往文山，那里是昆明军区前指的所在地，又迅速从那里分开，因为我打过仗，不知怎么还有了一个“不怕死”的名声，被特别安排到正在八里河东山前沿作战的步兵第一二二团驻点，于是又一次踏进了最前沿的战场。八里河东山位于老山主峰东侧，和老山隔着一条大山峡，发生在那里的战斗是老山之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到了地方才发现，该团团指挥所部署于最前沿的山头的反斜面，鸟巢一样挂在一面悬崖断壁的半中腰，仅靠一条人工开凿的小道上下相通，而高地的正面就是一线阵地，两者的距离不到五百米。我住进这个临时搭建的茅棚为主要设施的团部已经是当天晚上，就像一九七九年春天自卫还击作战开战的当天晚上在十一号高地上一样，我马上就看到了敌方炮火越过前沿阵地落在团部所在高地反斜面下面的山谷中爆炸、燃烧。我的心仍然平静。因为这样的战场景观是我早已熟悉的，而且我再一次上战场并且置身前沿是母亲不知道的。

我忘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句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另一件我不知道的事情是我弟弟秀林也上了老山者阴山战场。几年过后，他已经成长为昆明军区直属直升机大队的一名飞行员，从战争开始那天就驾驶着米八直升机穿梭来往于战场和后方之间，任务是接送参战人员、运送伤者和战争物资。我们团的部分人就搭乘过他驾驶的直升机进入战场。而他则早在我们到达昆明的第二天就听到了我到了老山前线的消息。对方的谍报工作做得好，我们这个团在总政文化部的老部长刘白羽先生、时任部长李瑛先生率领下到达昆明的当天，对方的战场广播就报道了相关消息。当时像秀林这样的我军飞行员连私人收音机也没有，有关我上了老山战场的消息是别人听到广播后告诉他的。秀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到处找我，在昆明我们刚刚离开的饭店找我，在我们已经走过的文山前指找我，而这时我已经到了八里河东山一二二团那个鸟巢式的指挥所。我尤其难以想象的是我到达前线的当天母亲就知道了消息：一位同部队的战友回乡，他不知怎么就得到了我参加总政作家代表团上战场的消息，当作一个事件在已经退伍的战友中说出来，我母亲当然也就在一个小时后知道了消息，她的反应和我第一次上战场时大不相同：她几乎第一时间就相信了事情的真实性，这次她表现得似乎很镇静，只是马上告诉家人写信给人在昆明的秀林，让他赶紧去战场上找我。战后几年间她老人家已经通过我的战友有时是很夸张的描述知道了我在战场上的许多往事，居然一下就想到我这次上了战场一定还会像上次那样在战争打响的头二十四小时内连续蹚过三次雷区，夜里还能什么工事也没有就躺在敌人炮弹乱飞的战场上沉沉睡到天亮。她认为上一次打仗她的儿子没死是因为幸运，这次就难说了。母亲将一封写好的信放进邮电所后又要回来，找来写信的人重念了一遍，加上她突然想起来的一句话：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在战场上小心！晚上她又想起一句话，追过去时信已经寄走了，她要人再帮她写一封信给秀林(因为不知道我在战场上的地址她无法请人直接给我写信)，说还有一句话没有交代，问她什么话，她又不说了，说这样的话不能写，于是这第二封给秀林的信就没有写。

我弟弟秀林同样向母亲隐瞒了他参战的消息，但在我故乡的小镇子上，他上战场的消息早在我上战场之前就传得满城风雨，于是母亲也知道了。秀林十四岁小小年纪离家去省滑翔学校学运动飞行，然后入初级航校和高级航校，我觉得母亲在她的余生里一直对她的这个最小的儿子心存某种愧疚，因为父亲长年患病，还因为家里困难，恰恰在秀林长身子的时候她亏待了自己的孩子，而秀林年龄那么小就让他离开家更让她作为母亲一说起来就心疼如割。秀林上战场的消息又一次像我上战场那样震动了她的心，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和镇上人都认为秀林以飞行员的身份上战场相对是安全的，至少不会像我当年那样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每走一步都可能蹚响一颗地雷。他们不知道事实上我弟弟和他直升机大队的战友们每日驾驶直升机穿梭于战场和后方之间同样充满着危险。在战场上直升机目标不小，飞行噪音又大，相对飞行速度又慢，飞行时是敌方高射机枪尤其是火箭弹不遗余力攻击的对象，而一旦落地，又是敌人那种打了可以扛起就跑的步兵曲射火炮攻击的最佳目标。但毕竟这样的想象对于母亲来说是好的，于是他就在信中用同样的话安慰母亲，不让母亲过分为他担心。但他接到母亲有关我是不是也上了前线的信后立马紧张起来，他难以想象母亲一旦知道我再次上战场会进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而他自己对我的担心也不低于母亲。我这个从小并没有得到过我太多照顾的小弟弟虽然在昆明没有找到我，却确切知道我已经上了前线，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前线找我，为母亲也为了让他自己放心。秀林也知道我在一九七九年春季那场战争的一些往事，相信对我来说所谓上战场深入生活其实和让我参战无疑，他比我更早地知道此刻老山者阴山一线阵地上的大规模战斗虽然结束，但敌我双方的中小规模冲击，夜间小部队的偷袭和反偷袭战斗，敌我双方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定点的炮击等等，每天仍在发生。战争并没有结束，甚至也没有缓和下来，仅仅是不知不觉改变了形态。最大的威胁还是雷，这场战争范围不大持续时间却长达数年，以夺占边境战术要点为主要作战目标且作战形势也仅限于阵地攻防的战争，和上次我参与的以大规模进攻大规模撤出的运动战形式进行的战争的最大不同，就是对手战前有时间在后来被我们攻取的所有高地上下布满专门对付我方步兵的防步兵压发引信地雷。又由于战前和战争期间敌军频繁换防，每一支新来的部队出于恐惧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继续埋雷，于是我军攻占这些高地后发现在任何一片战场上敌方埋雷的密度居然都达到了创纪录的十厘米一枚，也就是一个屈起的拳头的距离。其次是冷炮，由于阵地是不可移动的，这就给敌方装备最多的那种可以打了扛起就跑的步兵随伴火炮不定点不定时地打冷炮制造了稳定目标。而我方当然也会在阵地前沿以更多的防步兵地雷以及炮群对敌人展开反击，于是地雷和冷炮造成的伤亡就成了这一时期敌我双方最主要的伤亡。又由于山高路险，一人触雷或者被冷炮炸伤就需要四个人运下山去，途中雨多道滑一有不慎便会造成二次三次甚至四次伤亡，这时就需要有更多倍的士兵和民工运送更多的伤员和烈士下山。烈士会在到达山下后转运至麻栗坡烈士陵园，伤员尤其是那些被前沿包扎所简单处置后需要马上后送抢救的急危重伤员就必须使用直升机运输，秀林和他在直升机大队的战友也就必须天天冒着遭遇敌方炮火封锁的危险在战场上飞来飞去。秀林知道这次不同于上次，这次是我们兄弟俩同时上了战场，他不敢想象母亲怎么度过她的每一个白昼和夜晚，更重要的是秀林认为他一定要在前线找到我，把母亲写给他的信让我看一遍，因为上面全是通过他对我的嘱咐。他在他驾驶的直升机有机会飞临的每一处前沿包扎所、指挥所、前方医院和后方医院的伤员中找我，在每一次可能遇到和我一起上前线的作家们中间找我，在一切可能打听到我消息的地方向每一个可能知道我踪迹的人打听我的下落。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走遍了战场，得到的总是差不多同样的回答：啊，不错，有这么个人，是和作家代表团一起上了前线，但这会儿在哪儿，是不是还活着，不知道。他越是找不到我就越要找我，越心急，越担心我的安危，尤其担心一旦噩耗成真母亲会怎么样。他甚至因为一次讹传专门跑到麻栗坡的烈士陵园，沿着山坡走遍一层层墓田从一个个新竖起的墓碑上找我的名字。加上这是他第一次经历战争(在后来的老山轮战中他们大队又几度参战)，每日频繁来往于战场的他目睹了太多残酷与血腥，在每一个前沿包扎所、前方医院和烈士转运站看到了太多的断臂残肢、开胸手术和刚刚从山上经过数天的暑热熏蒸雨水浸泡运下来的烈士遗体，最极端的一次是他在一所包扎所的手术帐篷前一眼就看到了两条刚被截去临时放在水桶里的下肢。他就在看到这一幕之后听到了我可能已经牺牲的讹传，跑到麻栗坡烈士陵园没有找到我后蹲下去痛哭了一场，不是因为在那些墓碑间找不到我的名字，而是因为找不到让他相信我没有牺牲，而这样他就不用再担心母亲是不是能扛过这一劫而日夜不安。这个结果还鼓起了他继续在战场上一定要寻找我的勇气。我说过一遍了，这是他第一次参战，没有经验，但是战争迅速让他成长起来，我也正是通过我弟弟的事例明白了一件事：即便像秀林这样只能在前线看到部分战争真相的军人，仍然会因为反复穿越战场成为英勇无畏的军人，而他也会真正明白一个两次上战场的老兵即便面对死亡时仍会意气飞扬。秀林一边继续寻找我一边每星期写信给家里安慰我的已经陷入不吃不喝不说话不睡觉的母亲，说他已经在前线见到了我，我很好。而且他还继续利用了那个可以安慰我母亲的理由，他说这次真的和上次不同，上次我哥是参战，这次只是作为作家深入生活，这是不一样的，他待的地方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上战场。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相信了他的话，它们也许给了母亲一些安慰，但我的心告诉我，那是不容易的。没有母亲会相信她的两个上了战场的儿子哪怕其中一个会是安全的。即便真的安全也不会相信。

这次参战和上次参战最大的不同发生在我的感觉中。上次战争我和我军最有光荣传统的部队之一 ——井冈山时期的红二师——在一起，我们主要是在进攻，也有转入防御的时候，但那是因为我们打得太快，怕吓跑了敌人才不时被上级叫停，等待下一次进攻开始。我们打得势如破竹，痛快淋漓，摧枯拉朽一般就完成了全部作战任务，然后班师凯旋。这次我同样待在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老部队，但因为执行的是阵地防御任务，天天等着敌人来打，处境被动，因为地雷和冷炮还天天有人伤亡，当然我方也不是一味防守，我们也时不时地会出兵反击，相信敌方的伤亡每天都超过我们，但气氛总是压抑的，首先在我的感觉里是和上次参战不同的。我在一二二团那个挂在前沿高地反斜面半腰的鸟巢式团指挥所住了一个月余，因为轮战换防的原因，这个团要撤下去，我也要随之离开，在驱车上百里去另一个战场看望了我们军前线侦察队的上级和战友之后离开战场。我们兄弟始终没能在前线见一次面，而我却在最后离开时坐上了他们大队的直升机，驾驶飞机的人不是秀林而是秀林的大队长，是他传达了秀林一直在前线找我的信息，而我却没有时间在离开时见他了。但我离开战场的消息还是被秀林用电报快速传递到故乡，全镇的人一天之内都知道了我第二次活着离开了战场。有过上一次的经历，回到部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乡探亲并且立即得到批准，当天就坐上了返乡的火车，并在第二天黄昏之前回到了家乡。

我远远地就在镇北桥头看到了我白发苍苍的母亲。家人告诉我，自从接到秀林的电报后母亲就天天伫立在那里了。她仍然不相信任何信上的和电报上的消息，哪怕是她最小的儿子打来的电报。她的理由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再一不能再二，第一次你活下来了，第二次怎么还能活下来，为啥总是你活下来，为啥死的都该是别人家的孩子呀!”但是这天黄昏她在故乡的桥头又一次真的等到了她第二次上战场后活着回来的儿子。夕阳的余晖仍在，河面上浮光耀金，我始终以为这个黄昏对于母亲来说整个世界都泛着悲喜交加的亮光。她流着泪扯起我的手回家，走过镇街上的每一步都显得扎实有力，仿佛一个将死的人突然就年轻了。乡亲们自动走出家门，看着我们这一对母子走过长长的镇街回到家里去。整整一个晚上母亲都守坐在我身边，一步也不再离开，现在她问的所有和战争有关的事情都和我无关而只和我仍在战场上的弟弟秀林有关了，而我这时也确实可以用完全真实的话回答她说：我离开战场时秀林也因为轮战离开了战场。我没有说的是下面的话：但他和我不一样，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他的部队隶属于昆明军区，又是军区唯一一个直属直升机大队，战争不结束，他不可能离开。

父亲在世时，母亲只要一和他怄气，就要对我说一个故事：母亲怀我时害了好几个月的病。生下我来又没奶，就每天抱着我讨奶吃。母亲走到谁家都说你们要了他吧，我真不想养他了，我快四十了他又来了，没落草就这么缠人，一定是个讨债的。母亲说她那时一心想把我送人，可是没人要我，她只好把我留下来。母亲的奶水一向很好，姐姐哥哥小时都吃到六岁，只有我运气不好，一岁奶就断了。因为吃不饱，小时候我整夜整夜地哭，母亲就整夜整夜不睡觉抱着我，哄我。一次累了一天的父亲夜里被我哭得火起，从床上一跃而起，顺手掂起个擀面杖，冲着我的脑袋就是一下。亏得母亲机灵得很，一拧身让父亲的擀面杖没有落在我脑袋上。母亲说要不是我躲得快，就没你这么个人了。母亲还说，为了让我活下来，吃到奶，她天天抱着我满镇子去求人，这样就为我认下不少干娘。我是母亲一天天抱着走了无数路求遍了人吃百家奶才活下来的。

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春天，我十一岁。家里早已断炊，父亲病卧在床，眼看着两条浮肿的腿越来越大，母亲的日子又一次到了悬崖边上。那时镇上常有些南方来的客人，他们拉着板车，车上放一点地瓜干，或者一头小猪，一只小羊，来到镇上，不要卖钱，只要换东西。他们愿意换的是些灾荒年间家里用不着的物件，比如犁耙耧锄什么的，给老人提前预备好“暖寿”的棺材也要，但他们真心想要的却是孩子。母亲知道这件事前，镇上已经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十七八的小伙子让南乡人悄没声地换走了。一天母亲把我叫到身前，告诉我说为了救父亲和这个家只能把你换给人家。我一点怨恨母亲的心思也没有，点了头，扑在母亲怀里大哭，只感受到了将要永远离开家那种撕裂心肺的痛。渐渐地我不哭了，因为母亲浑身都在颤栗，是她身上这种刮风般的颤栗惊动了我，让我一时间竟然忘了自己，抬起头来看她，母亲这时却看了我一眼，说：“算了!你要是走了，我先得死，这个家也得散!”于是我就没有被换出去。

还有一种至今想起来仍会让我泪如雨下的感觉我也想写在这里。自从有过第一次参战后五个月才回到家乡的经历，我觉得在母亲心中，那种我有可能不是她的儿子的可怕阴影再也没有失去。我的证据并不多，但只要有一个就足够了：母亲在那以后对我这个打过仗回来的儿子突然就变得客气了。这种像对待邻家大哥而不是亲生骨肉的态度一直持续到她离世之日。虽然我知道，母亲这时应当确定无疑地知道我是她的儿子，而不是一个冒名顶替者。

我久病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又活了十三年。母亲生于一九一六年，殁于一九九七年，享年八十一岁。到今年，母亲的冥寿已是一百零一岁了。二○○○年，我回去为她老人家办完三年祭后返乡的次数越来越少。她老人家在世时我们母子聚少离多，但她去世后我却觉得再没有一天和她分离过，日子流水般地过去，母亲一直在我身边，在我心里。还有另一个不愿说出的原因：我再也不能在黄昏故乡的桥头看到永远伫立在那里等待和眺望儿子归来的母亲了。

（原载《解放军文艺》2017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