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忆

我常对我的朋友说：公元一九八四年八月至九月间，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作为总政作家代表团的一员，天天坐在老山战场八里河东山某高地反斜面一座并不能真正遮住雨的遮雨棚下，－－这座鹰巢一般架在断崖上的遮雨棚就是坚守八里河东山的步兵某团的指挥所，距离前沿阵地直线距离不足五百米，――一边听着无边豪雨打湿茫茫雨林时发出的低沉、浑重、极具震撼力的声响，一边看着敌方不时打过来的的炮弹穿过雨幕，越过头顶，落入面前一条深不可测的大山峡中，――大山峡由于植被的厚重在山风的吹拂时如同一条游动的绿色巨龙――，一团团红褐色的烟火便会从这条游动的绿色巨龙中呈V字形升起、落下，又升起，又落下。我常常会边说边展开双臂，做出一个个动作，描摹这一团团仿佛也被雨水打湿的烟火电影慢镜头般缓缓上升又落下的景象，告诉他们这个画面基本上就是我第二次战争生活的真相，这个时候的我往往正在吃饭、记笔记，或者只是一边坐在属于我的那张行军床上，一边听着暴雨击打棚布的足以压倒炮击声的雨声，和一位刚刚从战场上涉水攀崖回来的团首长谈话，甚或干脆就是一个人面对眼前这道不时炸起一团烟火的大山峡闲坐，无所事事。我说这种时刻我常常心静如水，而一幅会随着山风和浩瀚无际的热带雨林的摇动以及这不时升起又消失的烟火变动的世界就是我每天一定要欣赏的在雨中无限展开的巨画，我想说它极像一幅油画，让人想起俄罗斯画家希什金的作品。

我并没有撒谎。但我并没有说出我的情绪，那是不适合在任何一个场景下随便说出来的。但是今天我想把它说出来：我在参加这第二场边境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情绪是压抑，压抑而悲愤。这种难言的情绪与我五年前第一次参战时完全不同。两者相比，我认为前者才应当叫做战争，虽然同样是每日置身战场，弹雨横飞，炮声轰鸣，你身边随时可以看见倒下的人，我自己最多时也曾经一天趟过三次地雷，其中有一次还完全不知道脚下有雷，但那一次的情绪始终是高昂兴奋的，有一支今天已经不唱的歌里有两句歌词，“死了就死了，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就是我参加那场战争时从始至终心情的写照。我在那场战争中的经历更丰富，过程更惊险，心路历程也更为曲折，甚至可以说有一点波澜壮阔。后来我也想过，两者之间所以会有如此的不同，原因其实也简单：第一次走上战场时我还是个一无所知的新人，而在进入第二场战争时我已经觉得是个久经战阵的老兵。这样的老兵重上战场时内心里已经有了许多沧桑，目之所触的众多战争场面不会再感到新鲜，别人的和自己的许多战争遭遇也不再能不断地引起对参战者本人内心的强大且持续不断的冲击。

对不起我还是没有把真话说出来，战后漫长的岁月里我已经习惯于不对不合适的对象讲真话了。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我第二次进入战场时，老山战场的大规模攻防战斗已经结束，我方夺回了被侵占的所有被侵占的领土，但战争并没有结束，只是不知不觉改变了形态，进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至少在我的感觉里是战前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新阶段：双方为了争夺每一座小高地、甚至小高地上的一条山腿，一直发生着中小规模的战斗。冲击与反冲击，夜间小部队的偷袭和反偷袭，日日夜夜都在进行。但这些仍然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首先是雷，对手战前曾经拥有很多时间在后来被我们攻取的每一座高地上下布满了专门对付我军步兵的防步兵压发引信地雷，接着战争期间敌军频繁换防，每一支新来的部队出于恐惧第一件事仍是继续埋雷，于是我军攻占这些高地后发现在任何一片战场上敌方埋雷的密度居然达到了创世界纪录的十公分一枚，也就是一个屈起的拳头的距离。其次是冷炮，由于我方阵地是不可移动的，这就给敌方装备最多的可以打了扛起就跑的步兵随伴火炮不定点不定时攻击――我们称之为“打冷炮”――创造了稳定目标。而我方当然也会在阵地前沿以更多的防步兵地雷以及更强大的炮群对敌人展开反击，于是地雷和冷炮造成了的伤亡就成了这一时期敌我双方最主要的伤亡。又由于山高路险，一人触雷或者被冷炮炸伤就需要四个人往山下抬，途中雨多道滑一有不慎便会造成二次三次甚至四次伤亡，这时就需要更多的士兵和民工运送更多的伤员和烈士下山。烈士会在到达山下后转移至一个临时设置在南盘江畔的烈士转运站进入遗体处理并入殓，最后转送至麻栗坡县新开辟的烈士陵园下葬，伤员则在前沿包扎所简单处置后马上使用直升机运输到后方去。无论是我到达之前还是以后，前沿的战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伤亡就一天也不会停止，于是每天从前沿打到团指挥所的电话就多与战斗、触雷、炮伤、牺牲、姓名、职务、家乡籍贯等等有关。有一段时间里我仅凭记忆进行了简单计算，发现我来到之前这个团虽然一直没有像官兵们盼望的那样“打一场大仗”，但仍然平均每天会有一个人牺牲。终于有一天，连这种尤其是半夜或者黎明时猝然响起来时显得最后惊心动魄的电话也显得平常，居然能够习惯了。

我说错话了，习惯是不可能的，习惯的不是有人牺牲而是你必须承受、承受、承受。你在夜半三更突然被一个如同蓦然打响的射击声似的电话吵醒，接着有基层指挥员从前沿报告说某连某排某班某某触雷或者被冷炮击中，已查明牺牲，那一时刻你的心会立马被一把无形的冰冷的铁手揪住攥紧，而且越来越紧，它在疼痛而且正在继续大痛，因为你开始担心的已经是这名牺牲者如何在暴雨中经过泥泞的小路从阵地上被运到山下来。每一条从高地通往山下的小路都是从雷区中开辟出来的，窄狭而陡峭，最极端处甚至达到坡度70。小路两旁插着红白两色三角小旗，红的是生，白的是死。不可能用担架，只能临时发明出了用雨布，四个人每人一个角抬下山去。只要其中一个人脚下打滑，越出红白三角小旗的边界，首先他自己就会触雷，不走运的话其他人也会因他而倒霉，因此只要进入了这个时间区域，任何在没完没了的雨夜里从阵地方向听到一声不大的、沉闷的响动，都可能让在电话机旁值班的指挥员焦躁起来，立即打电话询问山上的指挥员，是不是运送烈士的人员下山途中触了雷，结果往往不是真的，只是暴雨下热带雨林中倒了一棵树，或者其他，但万一不幸，怕什么居然来了什么，指挥员就必须立即下决心派更多的人前往救援，有时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亲自带人前往。这个人离开后留在指挥所的人神经不但不会松驰下来相反越发紧张，因为更多的人走上那样的小路，从概率上讲更容易增加新的伤亡。我有一次曾经提出随他们同去，但立即被不无愤怒地拒绝了，理由当然是多一个人就多了一份伤亡增加的可能。我每天的活动范围除了这座鸟巢式的指挥所就是山下的部队轮休地，白天在这些部队走动，接触刚刚换下来的官兵，晚上再回到那座鸟巢上去，心里仍然记挂着早上运送烈士或伤员的人回来了没有。没有。他们仍在路上。我做不了什么，但我的心立刻重新感觉到那只冰冷的铁手，事实上它一直没有离开。我必须和那些一直在等待的人们一起承受，只能承受。人日日夜夜处在这样的气氛下，人的心情要快乐起来是不可能的。

一个多月后终于接到命令，部队要换防，这个团也要撤下去。我的任务也因之结束，随这个团撤出并离开。但我的心却被一件事情紧紧牵系着：在最后的四天内，先是地雷，再是敌人的一发冷炮，导致了三名战士的牺牲，连日的大雨彻底中断了山上通往山下的每一条小路，四天过去后三名烈士的遗体一直没有运下来。团长为此向上级请示，推迟了全团撤出阵地的时间。

但我离开的时间已经定了，告别时我贸然向团首长们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要等到这三名烈士下山，然后随他们一起走。我想亲眼看一看这段日子里从山下运下来的烈士离开这里后的遭遇，简单地说是我想知道他们到了烈士转运站后会有什么样的待遇，我想送最后这三名战士被运往麻栗坡烈士陵园下葬。团长看着我的眼睛，等待我继续说下去。我已经说完了，他想了想，握了一下我的手，答应了。

当日清晨雨意外地停了。直到下午四点，三名烈士的遗体才从阵地上被运下来。所幸没有增加更多的伤亡。我上了同一辆卡车，向车下的人们挥手告别。那一刻前线没有枪声也没有炮声，只有一大团灰白色的炸烟长久地悬停在两山之间的谷口，云团一样飘浮不动。我意识到自己的心平静。

天黑前我乘这辆卡车和烈士们一起到了烈士转运站。没有发生令我特别意外的事情。三名烈士的遗体被转运站的官兵和民工抬下车，依次放进南盘江边的一顶帐篷内进行最后的洗浴，穿上新军装，裹上新军被入敛。我也在目睹了这个过程中在一线山泉下进行了下山后第一次痛痛快快的淋浴。我心平静。

第二天早饭后，我被安排到一辆吉普车上，跟随运送三位烈士灵柩的卡车前往麻栗坡烈士陵园，因为我还要在离开战场前赶往者阴山看望我的几位战友，他们都曾经和我在第一次参战时一起出生入死。上车前转运站站长告诉我，今晚上某军的一个团就会开上战场和他们团换防，明天早上全团都会撤下来。我点点头，上了车。我心平静。

当天上午十时我们到达了烈士陵园。卡车没有停留就开了进去。我乘坐的吉普车却被一辆要驶出去的车挡住了，停在山脚下。我还没有下车，但第一眼已经看出去了并且已经看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园：主体是一座大山坡，坡上坡下被分为两个颜色截然不同的部分。下面的部分红土裸露，上面仍然覆盖着植被，郁郁葱葱。造成这种切割的是一台功率强大的推土机，是它正在大山坡的中部以极大的声响轰鸣着，工作着，继续将上方仍然是绿色的山体推掉，在原来倾斜的山坡上推出一层层平坦的墓田。而在下面被开辟出来的一层层墓田上，一排排的烈士墓直接迎上来子弹一般击中的我的眼睛――墓碑已经立起来，但还没有完成所有的工程，隆起的坟包依旧呈现出和山体同样的红土的本色。

让我的内心真正惊悸起来的还不是它们，甚至也不是那一台正无情地向上方推掉绿色山体的推土机，虽然它那无情地制造死亡的力量似乎比烈士墓更猛烈地触痛了我的心。真正让我心悸的是我从陵园的主体山坡收回目光时一瞬间眼角余光扫到的大山沟，它从左后方的高山上冲出，像一弯臂膀一样拥抱了作为陵园主体的大山，很深，我没有在那里看到在南方极为常见的绿色，却看到了铺满沟底多米尼骨牌一样摆放的墓碑，它们或立或卧，密密集集，且全是崭新的，正面右侧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部队”的字样，左侧是“云南省政府立”，中间下部是“烈士之墓”四个大字。碑上空出的地方触目惊心：它们分别是为烈士姓名、部队代号和牺牲日期留下的地方。

真正触动我的心是它的数量之巨，连同它们顺着这条大山沟瀑布或者潮水一样奔涌而下的阵形和气势。这些石的存在物一刹那间在我的意识里不再是凝固的了，它们浩浩汤汤，汹涌澎湃，直到我的车前。一个几乎要叫喊出来的意念立即在我心中浮现出来：它们在等谁？

马上想到了当年第一次进入战场时看到的那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时的心情，接着就想起了即将在今天夜间接替某团进入战场的那个团，他们的队列也一定像这支从冲沟里奔涌而出的墓碑的队伍，自成阵列，浩浩汤汤，英勇豪迈，气势逼人。

三十余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这些空着姓名的墓碑。我当然知道它们是一些备用的墓碑，不一定每一块都会真正填上一个名字。但我也同样知道，这些墓碑中至少有一部分会被填上名字，而每一个被填上名字的墓碑，都会承载、言说一位为这个国家战死的烈士的故事。

我仍然没有说完故事的全部：就在我离开战场的时刻，我知道了我最小的弟弟秀林也和我一起上了战场，而且在我离开后他作为昆明军区直升机大队的驾驶员仍然天天在战场上飞行，前运参战人员，后送伤员。我有时候也会想到，这些空着姓名的墓碑中的一块或者两块，本来也会――我这里想说的是有可能――填上我们兄弟俩的名字。

《光明日报》2017年09月01日15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