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诗人,语言学家爱罗先珂曾在鲁迅八道湾11号的院里住过一段时间,他是个盲人,一切全凭耳闻。他说,北京是个没有声音的城市,让人觉得“沙漠似的寂寞”。为此,他买了许多蝌蚪,养在宅旁的小池子里,期盼着它们早点长大,好发出蛙鸣。
九十年前的北京南城,到处都是低矮的四合院,远远的铺陈开去,邻里之间少有往来,平日能听到的怕只有街边偶尔传来的叫卖吆喝以及车辆压过马路的沉沉暗声。
居住在这样一个没有声音的城市里,自然是觉得寂寞的。
后来,爱罗先珂回到他“母亲般”的祖国去了。过几年,鲁迅先生也离开北京去了南方……渐渐的,岁月流逝,时事变迁,他的母亲和夫人先后故去,宅子逐渐荒芫,然后又有不少的异姓外地人搬住进来,开始发出嘈杂的声响——北京城慢慢变热闹起来。鲁迅先生的几处居所,也在门前嵌上石牌,成为游人凭吊的所在。
旅居北京多年,一直没去过先生在北京的故居,心中愧疚,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去看了看。
鲁迅在北京的居所众所周知,一共有四处。1912年5月,他随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北迁,头次来到北京,住菜市口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个居所。该地原是旧时山阴,会稽两邑县馆,后两邑合为绍兴,会馆名称也改为绍兴会馆。当时杂居着许多人,比较吵闹。鲁迅先住在宅院西面的藤花馆,后临时搬到中部,再迁至补树书屋。这是间大房,传闻屋子里曾吊死过一个女人,没人敢住,一时倒也清静了不少。
就是在这样的清静中,鲁迅先生整理拓片,抄写古碑,做了不少古文字工作。间或有老朋友来访,劝他作点文章,于是就有了1918年的《狂人日记》,有了鲁迅这个笔名,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也由此诞生。
这在《呐喊》自序中有提过。
如今的绍兴会馆,和从前并不一样了。
乘地铁由菜市口站出来,往南行走。没途是高耸入云的酒店,旁边有在建的工地,楼群轮廓渐显,一片巍峨挺拔。再往南是小区,中间低洼的荡里,铺陈着一片矮房。南半截胡同即在其中。
胡同弯曲深坳,两边一溜的小吃、美发,杂货铺。各家的小门洞里,或新或旧斜放着几辆自行车。
有一中年妇人搀着一位老太太在溜弯,上前问路:
“绍兴会馆是在这附近吗?”
“是鲁迅那个吧”老太太耳力不行,中年妇人在她耳边重述了一遍后才往前一指,“从这儿往前,七号。”
鲁字咬的很正,一口正宗的北京腔。
会馆在胡同深处,门前停放着私家车辆。沿窄小过道进去,是一间又一间低矮小平房,紧紧环扣挨挤着,随便一个门锁一别,主人就出去了。门外晾挂家常衣服,辣椒,花卉盆景闲落一角,也听不到人说话。不少屋顶上还长出蓬草。过道弯弯曲曲,拐进去发现又是一片天地,仿佛没有尽头。好不容易遇着一个用木盆洗衣的妇人,问原来的会馆是否还有残留,答称只剩一个屋架了,在西边,她用手指给我指了指方向。
西边又是一片乌黑黑的屋顶,我始终没有找到她说的仅剩的屋架在哪。
只能感叹的出来。
八道湾故居是鲁迅和周作人及三弟一大家子人难得聚一起的居所,后因兄弟不和鲁迅搬往西四砖塔胡同,这两处地方听闻都已经片瓦不存,没有去。直接去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内的鲁迅博物馆。
这是鲁迅的第四个居所,也是个非常小的院子。进门一面影壁,往左拐进,整个院子便全收眼底。院中两株白丁香,为先生1925年 春手植,如今已长的非常拙壮了。北屋是正房,中间厅堂,左边为原配夫人朱安居所,右边则住着鲁迅母亲,陈设都非常简陋。厅堂后面多出的半间小屋,为鲁迅先生特意开辟出的书房兼卧室,俗称叫“老虎尾巴”的,鲁迅在这儿完成了《彷徨》《华盖集》《坟》等著名文集的编写。
由故居出来,旁边是两层的陈列室,上千件图文物件展示了先生不平凡的一生。由绍兴童年时代至负笈东渡,再回国任教,从教育部任职,再由北京至厦门、广州,最后定居上海。大量详实丰富的资料让人对鲁迅先生的生平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尤其看到临终前的几天图片文字,着实让人心中发痛,先生太清癯了!这本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野呵,先生凭着凛然风骨,硬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属于整个民族的路。先生走时,上海民众万人送行,中间一面大旗分外醒目,上书三个大字:民族魂!
陈列室里有观众留言簿,临走前我略一凝思,签下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名句: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是的,先生与我们永存。这座城市,尽管浮华,尽管喧哗,但因有先生停留过的足迹,有先生不朽的精神支撑,我们并不觉得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