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牵手

                   周宏伟

三年级的下半学期，换了个班主任，叫袁小萍。

袁老师高中毕业后，就来做代课教师，教我们数学。她是北七房街上出了名的美女，大眼睛，长辫子，唱起歌来像只百灵鸟，婉转动听，过年时村里排演样板戏《白毛女》，女主角喜儿这个角色，一般没人和她抢的。除了人长得漂亮，演技也是杠杠的，那是我妈妈马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呢。袁老师不仅能唱会跳，上课时还会给我们讲故事，比如，小兔子的嘴怎么会豁成三瓣的？龟兔赛跑时慢吞吞的乌龟怎么能赢得了小兔子？这些秘密，都是她告诉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这个新来的老师。

小学里，老师怕同桌关系太好，上课时串通一气，不专心，做小动作，一般都是男女生搭配的。开学后第一堂课，便是重新排座位。男女生根据身高在教室外分别排成二列，矮的排在前面，高的排在后面，一边走一个，两两组合，轮到哪个是哪个。男女生是天敌，女生容易被老师收买，成天盯着男同桌的一言一行，稍有不轨，立即汇报。因此，同桌之间不理不睬，课桌上用小刀划出一道明显的痕迹，谁越过楚河汉界，等待你的，可能是一支削尖了的铅笔头，或者头上磨薄有了刃口的钢皮尺，甚至还有在界线旁涂口水、鼻涕、鼻屎和万能胶的呢。

我小时候很另类，情商很高，和女同桌关系都不错。老师一般靠口头表扬去收买女学生的举报，我直接用实物来收买女同桌的包庇，铅笔、橡皮、卷笔刀、花纸头，都是有力的“武器”，反正礼多人不怪，而且屡试不爽。所以，我的女同桌是不做“伪保长”的，还肯为我打掩护，轮到做值日生，要擦黑板，扫地什么的，我都不要亲自干。

这个学期，和我同桌的是个土妞。脸上黑黑的，有一团一团的斑印，听大人说，这种样子肚皮里肯定有不少蛔虫。我小时候最怕虫子，看见蛇虫八脚（土话，蛇和蜈蚣），晚上要做恶梦。因此，我对这个同桌很嫌弃。过了一段时间，我和袁老师说，我视力不好，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袁老师信以为真，便把我和前排的男同学调了个座。新的女同桌很直爽，有点男孩子气，成绩也不错。那时候十岁左右，并不在意女同学长得漂亮不漂亮，只要不打小报告，能和平共处就好。当然，适当地拉拢一下，能帮我抄抄作业，就更好了。

 袁老师成天蹦蹦跳跳，很活跃，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六一儿童节马上要到了，各年级都要排练文艺节目，袁老师肯定会别出心裁，出一下风头。那时候，红小兵刚刚取消，我们系着红领巾，感觉很新鲜，很时髦。但唱的歌，跳的舞，仍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班里挑选了5名男同学和5名女同学，根据身高排成两行，结对跳那种类似忠字舞的步子。我最矮，排在第一个，后面的男生们只要摆出手握红樱枪的架势，我却要和旁边一行排在第一个的女生手拉手，一只手互相牵牢放下面，另一只手攥在一起在上面作势住前打，喻意是革命的小将奋勇向前。乖乖里个咚，那时候小孩子也封建，哪里见过男生女生跳舞手牵手的？试了一下，旁边的同学们都在笑，我更不乐意了，赶紧对袁老师说：“我手臂短，够不着，不好看，换一个人来吧。”“蛮好的呀，不用换。”袁老师笑着说，“你俩身高差不多，看上去很般配，台型非常好呢。”同学们听了，一片哄笑，旁边的女同学倒没说啥，我却再也受不了，转身就逃进了教室。

袁老师虽然是班主任，但毕竟是新老师，有点下不来台。她立即跑到办公室搬救兵，把教我们语文的马老师请来了。

马老师是我的母亲，而且是小学部的负责人。听到袁老师告状，她二话不说，立马闯进教室，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拎了出来。我又痛又委屈，无赖地往地上一躺：“救命啊，救命啊，老师打人啦……”顿时，校园里轰动了，师生们涌出了教室，连后面初中部的老师也跑出来看究竟。一看是马老师训儿子，都捂着嘴，散掉了。

想到上学期，我和男同学打架，母亲竟当众打了我一记耳光，我便更委屈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知道，我的哭声肯定能招来住得不远的小脚奶奶，光天化日之下马老师也不敢再次动手。这样，也许袁老师就不会再让我牵着女同学的手跳舞了。马老师见我大哭，扭头就走，挥挥手，让袁老师带着学生进教室，把我一个人晾在了操场上。

我也识相，停止了哭泣。哭了也没人听，白白地损耗眼泪，不划算。我仰天躺在草皮上，呆呆地望着天空，没有云朵，没有飞鸟，虽然日暮西山，也不会有星星和月亮。我变成了一个无趣的傻子，迷迷糊糊，居然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感觉有一只脚在轻轻踢我。我睁开眼睛一看，竟是刚刚和我牵手跳舞的那个小女孩。她倒背着双手，柔柔地笑道：“起来了，起来吧，我都不害羞，你为啥要难为情呢？袁老师让我来告诉你，动作改了，下次我们跳舞，动作和后面的同学一样，不必再牵着手了。”“真的吗？你不会是袁老师派来骗我的吧？”我故意凶巴巴地盯着她说，直到看见她的脸，和晚霞一般，变得红彤彤的。

我一骨碌爬起身来，顿时心情大好……

多年以后，忽然想起，那个我第一次牵手的女孩。那张红红的小脸，在我心里闪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