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故乡的老屋，早已在时代的变迁中消失，可她又常常走进我的梦里，那么真实，那么温馨。

小时候，北七房街上，是成片的砖木结构的老式建筑。这些房子虽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却依旧很坚固，没有一丝衰败的痕迹。我家的老屋，就在这片挨挨挤挤、首尾相连的老房子的第一排。

爷爷离世前也留下了祖屋，在北七房后面的周家巷，但只有七架半屋，不足四十平米。父亲兄弟姐妹六个，加上奶奶，早就已经拥挤不堪，只好在屋后搭了一间棚屋，屋顶用牛毛毡垫底，上面用稻草和河泥搅拌后铺盖，四周用毛竹加塑料纸围档，也没浇水泥地，冬冷夏热，勉强能住。幸而建国之初父母就参加革命工作，土改时在北七房街上分到一间地主家的老屋，宽三米八，长十米，朝向正南，高大宽敞。这里本是华家门的正厅，左右各有一间厢房，父亲只分到了居中一间，东厢房的产权归公，父亲租下来，每月向房管所交租金；西厢房则分给了另一户人家。奶奶和未讨老婆的小叔，跟着我的父母亲一起搬进了老屋。我和两个哥哥、三个姐姐，都陆续在这里出生，一家人的欢声笑语，还有那暖暖的人间烟火气息，在这里渐渐晕开来了。

大叔已成家，仍住在周家巷的祖屋里。

老屋分到时，三间房是连在一起的，中间只有水桶般粗的木柱子和磨盘一样大的垫脚石，没有任何隔挡。我家分到的是正厅，父亲便请人挖黄泥、掼砖坯，在公场上晒干后请泥瓦匠砌墙，把三间屋子隔开来。我们分一间、租一间，两间房加来将近八十平米，里面也用土坯隔出了房间、门厅和厨房，再用石灰水刷白。老房子里，大部分地面原来铺的方砖还很平整，局部残缺、破损的地方，买来水泥抹平，家里一下子就敞亮起来了。父母的床前，竟然还有一大块用木板拼接而成的踏脚板。当年，我家的老屋在北七房肯定算“豪宅”了。当然，肯定还比不上“墙门里”（北七房华家祖屋的俗称）地主留用的房屋，那里粉墙黛瓦、画廊雕楼，厅堂里铺方砖，房间里铺地板，房前屋后还有小花园，四季花开不败，高大的防火墙，巨大的荷花缸（蓄水防火），进出却走侧门，门外是几家或十几家共用的暗弄堂，里面曲折、幽深，黑漆漆的，小时候是不敢进去的，至今想来，还是有几份神秘萦绕在心头。

俗话说金乡邻银亲眷，但我家的邻居却不是。北七房好多人总觉得我家原来属于周家巷，是外村人，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在这里分到房子已是蝗虫吃过界，多吃多占了，几分嫉妒和不平早就悄悄酝酿起来了。其实，我父母都是老师，包括子女都是居民户口，早已不算周家巷人了。当地村民都能在老屋后面搭建猪舍或浴室，我家却没有条件。家里人口多，粮食也紧张，大叔和小叔户口在周家巷，有自留地，种了不少蔬菜，如果喂几头猪，既能补贴家用，年底也可以杀了吃，但苦于没有地方养。六十年代末，政策放松了，家里人口多的，可以去村里申请地基造房子，长期居住在本村并且在当地工作的居民户，也可酌情考虑。我父亲当初是北七房乡的农会主任，后来做中心小学的校长，母亲也在北七房小学做了多年教师，基本符合条件，便在西乡邻屋旁边的空地上，申请到了半间地基，正好可以搭建一个猪舍。西乡邻的情况和我家差不多，父母是街上供销社里的老职工，居民户口，子女却在诸巷村里种田，农业户口，而且户籍不在北七房，因此他家也去申请那块地基，条件反而没有我家有优势。地基确实就在他家的隔壁，本来势在必得，结果却没有批到，于是火冒三丈，愤愤不平，千方百计地想阻止我家建造这个猪舍。但是，他家并不占理，事实上也无法阻挡，我家的猪舍如期竣工。

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我家猪舍后面的粪道，经常莫名其妙地堵塞，外面的粪池里面也一直有石块、砖头扔进去，有时还有死狗死猫，极难清理，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大叔住在祖屋里，离这里不远，天天要过来喂猪，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胆小怕事，惧于对方几个兄弟都很强悍，不敢声张，只好把这份苦恼咽进肚子里去。我父亲已调至洛师工作，不可能天天回家，大哥也在南京当兵，家里只有一个残疾的小叔，加上未成年的二哥和我，其他都是一群女人，势单力薄。也许是这样的缘故吧，邻居认为我家好欺侮，所以得寸进尺，有时竟用杂物，把我家猪舍的门也堵掉。邻居家本来不养猪，自从我家造了猪舍，竟也在屋里拦起了猪圈养起了猪，后门头挖了个大粪坑。隔壁的我家后屋偏偏是厨房，于是，臭气熏天，苍蝇蚊虫满天飞。那年月大家都穷，生活条件都差，农村里这样做，司空见惯，我家也无可奈何。邻居也是大户人家，在街西另有住房，吃和住都在那里，当然没有影响，而我家天天在老屋的厨房里做饭，简直难于忍受。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奶奶在柴仓里烧火，整天哀声叹气，翻来覆去地念佛，可奶奶念佛时的那种无助和焦虑不安仍然清晰地写在脸上，她那个阿弥陀佛也不会来帮她排忧解难。母亲是个洋小姐，从来不管家里的柴米油盐，早知如此，无论如何也不会出面去申请地基造猪舍。如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母亲哭笑不得，后悔不已。

二哥年龄不大，但讲话也有雄鸡声了。我是二哥的应声虫、小跟班，唯他马首是瞻。见到家里出了这么个情况，忿忿不平。于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俩偷偷爬起身来，到后门头的桑树田里，用蛇皮袋装了十几袋白天拾在那里的砖头瓦片，统统倒在了隔壁的粪坑里，还挖了几棵桑树，连根带泥一大坨，一起扔了进去。然后，一起躲在被头里笑。谁料乐极生悲，东西扔得太多了，第二天一大早，姐姐起来倒马桶，刚跨出后门，一脚便踏在从隔壁粪坑溢出来的臭水里。

母亲赶紧和邻居家打照呼，说孩子们不懂事，恶作剧，并喊来大叔和姑父，把隔壁家的粪坑掏干净。父亲回家后，火冒三丈，把二哥按在长凳上狠狠地揍了一顿，那根细细的竹梢，打的不仅仅是二哥的屁股，也打在了全家人的心坎上。我吓个半死，躲到了房间里的阁楼上，一整天没敢下来吃饭。父亲请来了村里的书记，和母亲一起到邻居家赔礼道歉，父母当时那羞愤交加的神态，我至今还记得。

母亲叹口气，冤冤相报何时了。

我双手握拳，以德报冤有屁用！

事实上，贫穷落后的农村里，许多事情是没有公平正义的。不少人唯利是图、欺软怕硬。

说完了西隔壁，还有东隔壁。东隔壁家兄弟两个，经济条件一般，却都是一表人才。他家二弟刚刚当兵退伍回来，看上了对门裁缝店的大妞，经常借故去敲她家的后门。二弟和大妞一见钟情，没多久便到了山盟海誓的地步了，老裁缝却没轧出苗头，还在嫌他家里底子薄，有点瞧不起没穿上四个兜便回家的“小八拉子”。

有一天，老裁缝对二弟说，有本事去搞点砖头来，在后门头造个厕所，省得大妞每天出去倒马桶。二弟一听来了劲，到处去找砖头。那时候穷，窑上的青砖烧好了都运到城里去造高楼，乡下人搭个厕所基本都用土坯，二弟却偏说要用青砖。满街去找，哪里有呢，除非去拆地主家的房子。眼看牛皮要吹破，二弟竟发现我家老屋前门口的阴沟都是用清一色的上好青砖铺设的。于是，兄弟两个夜里出来撬阴沟，把下水道里面的砖头一块一块挖出来，堆在了裁缝店的后门口。厕所还没动工，黄梅天就来了。几场雨下来，阴沟被挖掉了砖头，立马就堵塞，老屋门前像开了条河，雨水淹到了膝盖上。我家的老屋是墙门里的正厅，地势很高，前面临街的裁缝店却吃不消了，那里地势低洼，雨水一股脑儿从裁缝店的后门囗倒灌进去，老裁缝急得脚脚跳。一想还是自己叫人作的孽，急火攻心，大病一场。

后来，老裁缝反复作梗，大妞只好嫁到了毛巷上。我家的老屋门前，整条巷上都淹了水，临街的门面房也都遭了殃，其中裁缝店损失最严重，老裁缝只好打了牙齿往肚里咽。大家都有火气，但乡里乡亲也说不出口，只好窝在心里。父亲掏钱重修了下水道，大家心服口服。老裁缝提议，在我家老屋与东隔壁之间的晒场中间，用石头垒起一堵墙，以示老死不相往来。东隔壁弄巧成拙，自然也无话可说。我家顺水推舟，在隔墙的西边又拦了一道篱笆，竟然多出了一个花圃，从此，母亲在那里栽树种花，不亦乐乎，我们也多了一个玩耍的好去处，在小花园里斗蟋蟀、捉迷藏，单调的童年生活里顿时增添了许多光彩。

老屋在街中，我上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就在街西。放了学，几个要好的男同学总要到我家打弹子，下军棋。一副四角大战只能四个人玩，我就自己画棋盘，变成六角大战，六个人玩起来更有劲。花圃里的牡丹红艳艳，女同学们也会羞羞答答地跑来讨一朵。哥哥、姐姐们的同学也要来玩，一时间人丁兴旺，非常热闹。

母亲虽然教语文，但她是北七房中小学唯一的音乐老师，弹琴、唱歌远近闻名。过年时，几个村同时排演《白毛女》，“喜儿”们都会来找母亲讨教。每天晚上，我家老屋门前灯火通明，母亲穿上戏服，言传身教，一招一式，倾囊相授。各村汇演胜出的团队，一般都要代表乡镇到县人民大会堂去演出，此时的“喜儿”总由母亲来担纲，母亲一上场，那身段，那唱腔，堪比专业演员，没有一个“杨白劳”敢上去配戏，只能请乡镇宣传队的主角来，才能压得住阵场。

为了方便排练文艺节目，老屋门前由村里派人来铺设了砖场，安装了汽灯，如果不是场地较小，估计还会搭个舞台。父母都是吃皇粮的老师，每月都领工资，我家的经济条件要比一般的农户好很多。北七房街上的第一只黑白电视机，首先在我家的老屋里亮相。奶奶很大气，总会搬出家里所有的凳子，请乡邻们一起来观看。

老屋住了三十多年，很实用，格局基本没变。门窗换过了，土坯内墙也换成了新砌的砖墙，上面全部做了粉刷。猪舍里早已不养猪，成了柴房，堆放一些农具和杂物。左邻右舍的关系也终于变好了，俗话讲“穷相骂”，人穷志短，生活条件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和谐起来。

八十年代初，农村里条件好了，家家都建新房子。我家也在周家巷祖屋的门前，造了一间二层楼房，用于大哥讨老婆。此时，大哥在部队已入党提干，有了工资，寄回来一千元钱，风风光光地把新嫂子娶回了家。大姐夫开铸造厂，赚了不少钱，也要造新房子了，竟看中老屋里的木柱子和屋面上的横樑，那几十根水桶般粗的上等圆木确实少见，造新房做樑柱，简直风头出足。大姐夫拿出两千元，父亲添了两千元，又在周家巷上买了一幢前后两进的二层楼房，二哥和我的新房也终于有了着落。当时来说，父亲拆旧置新的决定也是有道理的。

就这样，凝聚着父母的心血，盛满了三代人喜怒哀乐的老屋，终于要被拆掉了。大姐夫得意洋洋，他是有功之臣，事实上也确实是他促成了这件好事。老奶奶坐在柴仓里，默默地抽完她人生的最后一支烟。她说，住进了新楼房，就再也不抽了。母亲舍不得她摆弄了十几年的小花园，梦想着，如何把几支香水玫瑰搬到新房子阳台上去。我少不更事，依然蹦蹦跳跳，只有二姐和三姐，躲在老屋的阁楼上哭泣。这里，曾经留下了她们最美的青春。

又过了三十多年，北七房整村拆迁，老街终于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当我重回故乡，踏上这块神牵梦绕的土地，依稀还能辨认出老屋的遗址。故乡的莲溪依旧在那里静静地流淌，莲蓉桥默默地等待着它的末日，古老的孤寂的莲蓉寺，早已没有了暮鼓晨钟和人间香火，也再也不能迎回曾经的辉煌。

站在这里，我似乎见到了曾经的老屋，又想起了早已离世的小脚奶奶，还有那白发苍苍、倚门相望的父母双亲，心里顿时涌出一股酸楚，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这里，是我的根，这里，承载着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忆和温暖的情感啊。一切，恍如昨天，可是，全都烟消云散。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我知道，我的老屋，她真的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