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民间记忆”的里里外外

一

二00九年八月底，我从顶楼搬入五楼，得便让我把藏书好好整理了一番。签名本是我的“小宝贝”，镇室之宝。清点签名本，约有一千八百多册左右。这些签名本，是我千方百计谋来的：一部分是师友友情寄送的；一部分是用自己的“小书”换来的；一部分是“厚着脸皮”讨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以权谋书”谋来的，比如，到全省各地调研，就谋得市志、县志、镇志近六十部。在鹤峰，弄了一本顾彩的《容美纪游》注释本；在荆门，又谋得了十五卷的《郭店楚墓竹简》影印注释本；在荆州，淘了一套线装本《荆州府志》。

在这批签名本中，我特别珍视被我称为 “民间记忆” 的“形形色色”的书。这些“书”：有的是公开出版物；有的是凭“内刊准印证”印刷的内部版；有的就是自家电脑打印的、纯粹馈赠亲朋好友的“礼物”。如果大致分类，则可分为四类：一是传记。由他人为传主作传的读本。如鲁力的《官场一杆旗》，徐又俊、徐士群的《老红军白水田的故事》，张志才、陈桂英的《永远在初恋》等。二是自传。有的也可以称作口述实录本。如陈丕显的《历史的转折在湖北》、刘西尧的《攀峰与穿雾》、何耀榜的《大别山上红旗飘》、刘衡的《我的采写故事》、吴华品的《我的一家》、唐新的《我思故里》、涂元晞的《“台湾来客”风雨录》、刘庆林的《倾斜的年轮》、宋亚平的《咸安政改》、曾定邦的《家族四代人小传》、钟守清的《陈年往事》、曾令益的《岁月如歌》等。三是作品集。以散文、诗歌集为多，一般附有作者自传性的叙事散文或作者生平简介。如王利滨的《小溪流水》、肖全涛的《省身集》、杨斌庆的《书写激情》、罗辉的《四维呤稿》、吴祖谋的《求真集》、李光柏的《阳光耕耘集》、周年丰的《乡情集》、陈卓生的《野鹤闲呤集》（上、下卷）、吴烟痕的《吴烟痕诗选》、俞启崇的《柳风亭集》、梅玉宝的《飞鸿踏雪集》、车延高的《把黎明惊醒》、张至贵的《鳞爪集》、胡中秋的《弓与弦》《镜鉴文论》《易名惊人》、涂阳山的《诗坛学步》、涂阳学的《浮生六辑》、涂胜华的《求索之路》等。四是纪念性、回忆性文集。如纪念任质斌的《风雨历程、光辉人生》、纪念郑位三的《郑位三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省水利厅志办编印的《缅怀与纪念——涂建堂同志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等。

这些以个人署名的作品集，从个人的眼光出发，观照历史与现实，特别是自费印刷、赠送亲朋好友的集子，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我把它谓之为“民间记忆的独特魅力”。品味这些书，好比吃原汤原汁的农家饭一样畅快。

二

在这林林总总的读本里穿行，我深切地感到，民间写作的兴盛，绝不是盛世的“点缀”，它是时代进步的标识。归纳这些读本的特征，大体有四：

富于个性。民间书写的读者对象，大多是自己的熟人、亲朋好友，有的甚至直接标明“致我的儿女”，或者“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因之，作者在临文措辞时无须故作姿态，一般都能秉笔直书，抒写真情，作者的性格和内心就毫发毕现于尺幅之上，因之，比一般文学作品更能打动读者的心灵，作者所讲述的历史及历史人物会慢慢地在读者的脑海里活跃起来，他们犹如多年的老友，在与我们促膝谈心，娓娓道来，无形中我们就进入与他神交的境界。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简直伸手可触。看罢这些作品：张体学的质朴、陈丕显的胆识、杨斌庆的洒脱、刘衡的执着、周年丰的机智、宋亚平的敢闯、钟守清的谐趣……都能让你有一个真切而形象的了解。我的堂兄涂阳山印行的诗集《诗坛试步》就富有他鲜明的个性。他印书的目的很明确：赠予亲朋、留给后代。与其说是他的诗集，不如说是他的“诗传”。除了收有他创作的120首诗以外，还影印有他的一些证书。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腰缠草绳、在家乡堤坡上放牛十三年的“放牛佬”，没想到他还被中南军区签署命令，两次授予功臣证书。他用诗对人生作出了“个性化”的回答：“老马，不倦的老马，永不停蹄是你对衰老的回答，即使岁月将你变成一幅壁画，你也从画中奔向天涯。”“人老了！留给子孙一句话，紧紧跟随共产党！党是永远的灯塔！”一个“老土改”的形象跃然纸上。钟守清的《陈年往事》在装祯设计上不仅富有“个性”，还很上档次，极富人情味：他的大儿子、画家钟孺乾题写书名并作序；女婿和小儿子担任名副其实的责任编辑，帮助标点作注；在清华大学念书的孙女钟雨为老人所作的素描肖像，作为扉页；精选老人的照片和手稿，置于卷首。活脱脱一本“全家福”。曾令益的《岁月如歌》，文化底蕴十足。汉川出身的戏剧家胡沙，印行有结合一生创作实践所写的《戏剧漫谈》。作者返乡讲学，找到分别四十八年的启蒙老师李益谦，登门拜访，叙谈别情。他的《戏剧漫谈》一书，经胡沙提议，由启蒙老师李益谦题写书名。这本身就是一段弥足珍贵的“民间记忆”。

敢于存史。“众”字，三“人”也。“三”，概数，多之意。一个民族的历史，毫不例外地会在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打上烙印。此所谓“一滴水里见太阳”。“民间记忆”的书写，在写法和题材上都很自由，既可以抒情，亦可写景议论，各种题材无所不可、无所不见。有的对重大题材进行细致的描述和反复议论，也有的对普通读者看似不屑一顾的内容直书无碍。因之，这种活生生的民间记忆，可以补正史之缺，对于我们知人论世是一种很好的补充材料。因而，这些民间记忆的“存史”价值就显得尤其珍贵。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在这些读本里，都有作者结合自身体验的真实再现。唐新在他的《我思故里》中，就记载了他耳闻目睹一九二七年中共沔阳县委卢敏修、聂于鐩、许炎生、胡幼松、邓赤中、王筱香闹革命的情况，也记载了剅河著名烈士、唐新表亲杨海东的事迹。钟守清的《陈年往事》里，既记载了他的舅舅、红军排长萧贺海唱着《新十杯酒》走上刑场的悲壮场景；也写了舅舅的牺牲给钟守清母亲、萧贺海的姐姐造成的“心灵恐惧症”：千方百计不让儿子参加革命，儿子又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曾令益在他的《岁月如歌》里，清晰地记载了他四叔和堂兄领导柳湾土改的全过程，也记载了一九五八年十月通海口成立人民公社的场景。刘西尧在《攀峰与穿雾》里则肯定地写道：“（一九七七年）八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武大教授查全性慷慨陈词恢复高考的必要，小平肯定了他的意见。”掷地有声，“由谁率先提出恢复高考”的历史疑题，一锤定音。

善于抒情。“民间记忆”书写的灵活性，让作者能自由自在地抒发情感。这种情感，大到爱党、爱国、爱土地等大爱之情，小到父子、母子、夫妻、师生、同学、上下级之情。读之，让人动容。我留意了每本书的前言和后记，几乎无不体现了一种“大爱”。钟守清在《陈年往事》的结束语里告诫子女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孝子。”曾定邦在《家族四代人小传》的前言里对孩子们说：“（写这个册子）总的希望，是想让你们对祖辈、父辈有所了解，对你们的童年来个回忆，增加对共产党的感情，受到些教益。自觉接受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曾令益在《岁月如歌》的后记里则要求孩子们：“把忠心献给祖国，把孝心献给父母，把爱心献给社会，把关心献给他人，把信心留给自己。”我还特别留意到，一些作者在“民间记忆”书写中，抒情时，没有“无病呻呤”的“啊！”“哦！”之类，他们手中的利器是凭事实说话，那浓得化不开的情就深藏在叙述里。王利滨，这位担任过湖北省副省长的老人，在他的《我的母亲》一文里记叙了他与母亲的最后一面：“在病床上，您（母亲）已有好久粒米没进了。我心痛万分，下到伙房动手为您做了一小碗蛋汤，您竟破天荒地咽下了几口。后来，你要求我把您扶起来坐在床上，拉着我坐在身旁问这问那，并把我的头和全身都摸了一遍，看我受伤了没有。……您支撑起弱不禁风的身体，亲自做了两碗我喜欢吃的家常菜。”钟守清在《陈年往事》里记叙他家为红军舅舅萧贺海“收遗体”的情景；“（舅舅）就这样英勇就义了。我的父亲请了一个人帮忙将他的遗体抬回来，我记得很清楚。遗体到屋时，我的外公从三尺多的台基上滚下来，昏了过去。遗体是用凉床抬回来的，我走到他的身旁，用手抚摸他的脸。子弹是从后脑壳打进去的，掉了三颗牙，左腮打破了，还有肉吊着。”冷峻中蕴含深情。曾令益则直接把《祭父文》、《祭母文》收入了书中，读之荡气回肠。八十岁的涂阳山在《妻的心》一诗中则向结婚六十年的老伴直白道：“妻的心，是爱的存折，储存越多，挚爱越香甜；妻的心，是爱的唱片，天天播放，陈旧又新鲜。”很难想象这诗出自八十岁的“老土改”笔下。

乐于传经。正是许多“民间记忆”读本读者对象的特殊性，作者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用文本固定下来，就显得特别珍贵。吴华品从一个供销社的普通职工干到省人大副主任，他在《我的一家》里，道出了十条成功之诀：学为民用；和为民顺；位为民正；权为民使；欲为民节；利为民谋；能为民使；情为民系；廉为民监；律为民示。吴祖明迈出北大哲学系门槛后，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县委书记的岗位，成为正厅级干部，他的人生心得是要注意处理好“六对哲学关系”：学习与实践；分析与判断；待人与处世；谦虚与个性；条件与事业；个人与整体。钟守清总结人生的体会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向困难低头，不要向坏人屈服。世间有恶也有善，夜路走尽看天明。

三

在收集、阅读“民间记忆”文本的过程中，我不仅受到了教育，还神交了一批朋友，了解了一些人独特的心路历程、艰难的跋涉足迹。“民间记忆”是如此丰富，因之，我感叹：

你也是一本书。朋友，无论你是工人还是农民，抑或是干部、老师、医生、士兵……你都可以拿起笔、拿起录音器、拿起摄像机……利用我们的业余时间“做一点功课”。不求专业，只求真实。相对习惯于宏大叙事或漫无边际的夸夸其谈，也许，你的记忆是活生生的，是有切肤之痛的，是“独一个”的。同样有温情，也有残酷；有经验，也有教训；有喜悦，也有苦涩……那么，请你拿起笔、拿起录音机、拿起摄像机，想法让它变成文字、变成音响、变成图像，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也使我们的后代能够看到这些，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知道他们的先辈经历过怎样的历程、怎样的喜悦、怎样的苦痛……是的，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首先是要用行动把这本书写好，横平竖直。当然，有了心得，有了感悟，也不妨动动手，把它写下来、录下来、摄下来，愉悦自己，启示他人。

收藏民间记忆。如果有哪家图书馆、博物馆甚或哪个人，做有心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开展“民间记忆”文本的征集、收藏、开发工作，一定会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收藏有近九十万册东亚文本，其中收藏的第一部中文图书是五千零四十四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唐德刚等学者依托东亚研究所丰富的馆藏，写出了《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袁氏当国》等史学名著。上海图书馆，征集、收藏、开发、运用家谱，收藏各类家谱十一万余册，是国内外收藏中国家谱数量最多的单位，堪称中国家谱的“总汇之库”。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原省农垦局局长张守传先生聊天，问他退休后在忙什么？他说：我是一九八四年被组织上推上领导岗位的大学生，我正在系统思考和写作我的人生之旅，也许有些“标本”意义。张局长说起写作动因，他说：“很简单，我到西方一个岛国的小城市去参观，市长引我参观了该市市民写作的两千多本图书，回忆录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一个小小的城市有如此多的‘城市记忆’，让城市增添了很厚重的底蕴。回国后，我就萌发了写作回忆录的念头。”张局长得知我收藏有一千八百多本作者签名本后，高兴地说：“我们的书印好了，第一本就签名送你。”

开发这座富矿。“民间记忆”文本是如此丰富多彩，这座富矿里有金、有银、有铁……甚至还有许多稀有金属。尤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不防拿起你的“铁锤”，到这座富矿里敲敲，也许能找到你所需要的“稀有金属”。八十三岁的钟守清老人，只读了一年半的私塾，读了《三字经》、《学而》、《先进》、《四书》、《诗经》，《水经》只“点”了三页，就成了“乞丐儿郎”。他用几年时间，写下了十三万字的《陈年往事》，有做社会学、政治学和党史研究的朋友，建议以“一位土改干部的口述史”正式出版。

（2009-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