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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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地方叫柳湾。我在兄弟中排行老七，可惜前面的兄长均先后夭折，我便成了老大。我读的第一本书便是父亲、母亲。老实说，这是我迄今读到的最悲壮、最感人的一本大书。他们教会我如何面对磨难、苦难、灾难，如何坦荡、豁达、真诚地做人。做人比作文更重要，也更难。
十七岁以前，我是在柳湾渡过的。那里安歇着我的先祖，他们默默地在那片肥沃的黄土地上耕耘，然后没入黄土，化作黄土。因而，我就深爱那片土地，以及还在那片土地上流血滴汗的人们。
十七岁以后，我背负着乡亲们满含希望的泪眼，到五湖四海去闯荡。夜深人静，我就很想他们，有时想得痴迷，于是，便用文字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思念。我的笔下便有了柳李两怪、杆司令、老干、金老大、九妹、红哥、巧巧、李腊芝、石头哥、老姑婆、糊壳粑、出头鸟、犟老俵、狂徒、住在老屋里的人、二婶和二叔以及渴望桃子快些成熟的“她”，还有那月下的吹笛人。写了这些“小人物”后，乡亲们也称我为“柳湾一怪”了。虽然我写的《九妹》并没有像流行歌曲《九妹》那样流行，乡亲们也没有怪我。
现在算来，我离开柳湾已二十多年了，以至去年回家，“石头哥”的儿子唤狗追我，我才感到在外闯荡已经很久了。四处漂泊，可故乡还在老地方。有一天，得闲去和“酷似老父亲”的家兄对饮一杯，也许能再写一、二。屈指算来，眼看着我长大的老者，不少已经作古了。想到这些，心里和笔头以及没问世的习作都苍凉起来。
我写作的门类，就像我母亲种的菜园子一样，是个“百花园”，没有“规模效应”，也谈不上“一枝独秀”，是典型的“杂粮行”。散文言论、小说诗歌、工作研究、通讯报道、演唱材料，我都写过，还写过一出叫做《翰林院的文盲》的花鼓戏。十多年里，我还写日记诗，叠起来老高，上面已落满了岁月的风尘。二十年间，写了四百多万字，可惜东挖一锹、西挖一锹，一口井也没有挖成。粗略算来，印成铅字的习作约四百多件，计一百五十多万字。结集出版了《憨人杆司令》（与小弟阳文合著）、《外面的世界》、《实践与思考》，共四十多万字。
我的文字也像我的乡亲一样，一年上头粗茶淡饭、一袭布衣、平平淡淡，朴朴实实。
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供职于行政部门。我以为，写文章与从政并不矛盾。一个合格的行政领导，应该“能说、能写、能干”。这“写”当然不排斥写点有感而发的文学作品。
我是个“苦行僧”，除了上班，就是读书，写文章。妻子看我“技止此耳”，也颇支持。我读书很“专一”，喜欢读人物传记，再就是千方百计地读鲁迅，读鲁迅之后的孙犁、汪曾祺，以及贾平凹。我还喜欢看摄影、美术、书法作品。我认为，好的摄影、美术、书法作品，也是一篇上品散文，艺术同宗同源。齐白石先生的“露白”说，曾启发我不要把文章写得太满，多留读者“再创作”的空间。近年来，我喜欢收藏作家签名本，现收藏八百多册，既然收了，便不能负了人家一片好心，便认真读下去。
我认为，对公务员来说，多读一点文学作品，也许作品中的“人民性”会鞭策你做个“好官”或“好公仆”。我就多次告诫自己，要努力为老百姓做事，不要让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出现“秋菊”，也不能让举着松树皮般粗糙大手的“闰土”喊你“老爷”！
（1998-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