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本常读常新的大书

父亲是一本常读常新的大书，虽然父亲离我而去已20多年，这书有些发黄了，可我依然把他供奉在心灵的书橱里，我常常走进这本大书，去寻觅人生的真谛。

十八岁那年，父亲走进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行列，在长江边的一次恶战中，敌人的火舌把他与大部队隔断了。有人劝他“开小差”，跑回家算了。父亲说：“党领我们翻身呐！要跟党走。”他沿路乞讨两个多月，总算追上了部队，重上了战场，身上留下了几个枪眼。解放战争胜利后，组织上推荐他去上军政大学，可就在他离开部队的前夜，一条毒蛇咬伤了他的左腿。漫长的治疗过程，使他错过了上学的机会。

1956年，父亲揣着解放战争纪念章，回到家乡做了一个普通农民。1958年，一个飘雪的日子，他和全公社的几十名党员一起参加冬训，作冬训报告的公社领导总结成绩时说：“今年粮食亩产超过三千斤……”父亲腾地站起来，说：“三百斤差不多，三千斤确实没有！不能瞎吹！”会场立刻僵得闻得出火药味来。片刻，公社领导拍打着桌子说：“你反党！开除你的党籍！”父亲留下一句“党不许说假话”就离开了冬训会场。不久，一张开除他出党的通知就送到了他的手上。听母亲说，他接到通知时，坐在门槛上抱头痛哭起来。

1960年，父亲担任了生产队仓库保管员，他起早贪黑地在生产队的禾场上忙这忙那，口里常常哼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可天有不测风云，1964年，大队文艺宣传队在队禾场上演出《智取威虎山》，仓库做了宣传队员的“更衣室”。谁也不会想到，有人“盗取”了仓库里的公物，放在搁楼上的三十多匹棉布不翼而飞了。那是社教队员们从农民家的土织机上刚刚卸下来的“战利品”。正在大队领导农村社教的县工作队开展了侦破工作。就在一个晚上，父亲被莫明其妙地关进了“学习班”，一关就是九十九天，关得他瘦成了一根芦柴棒。偷走三十匹布的某某某“良心发现”，向工作队自首了。父亲才被人用门板抬了回来。进家门时，他说了句“党不会冤枉好人”，就昏了过去。

1976年冬，父亲上水利工地，和小伙子们比着干，枪伤复发，口吐鲜血，倒在了工地上，从此一病不起。那年，我们弟兄三个正在中学念书，仅凭母亲、姐姐挣得的工分，完全不能负担父亲的药费和我们的学费。有人劝父亲：“你解放战争立过功，去民政部门要点救济不为过。”父亲说：“不能给党添麻烦。”于是，他找生产队要了份“赶麻雀”的活，每天挣三分工。

一天,我从学校回来，看见稻田的田埂上有一根竹竿在晃动，竹竿上缠着些破胶纸，用以吓唬麻雀。定眼一看，竹竿下竟是我父亲在田埂上爬着、爬着……就象他过去做匍匐前进一样认真。晚上，我对父亲说：“我不上学了，回家挣工分。”父亲抽下泥壁上的鞭杆向我抡来。他把鞭杆停在半空中，泪水却从他的眼里涌了出来。

1977年秋，五十一岁的父亲去世了，我也一边喂牛，一边上学，读完了高中。1980年，组织上恢复了父亲的党籍，我也入了党，走上了国家干部的岗位。

是父亲这本大书，教会我如何面对成功、面对失败、面对磨难；如何堂堂正正地做人、清清白白地从政；如何盯住人生的目标奋力前行。

读父亲这本大书，有多好啊！虽然这本书未免有些苦涩与苍凉！

（1998－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