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书记

刚书记并不姓刚。

——因为他处事果断，不拖泥带水，加上他的名字中又有一个“刚”字，大伙习惯称他“刚书记”。

我和刚书记的相识有些偶然。

1980年9月，我从柳李小学调到通海口小学初中部担任初三年级语文教师。一天，我正在上课，摇头晃脑地给学生们讲解伏契克的报告文学《绞刑架下的报告》节选《二百六十七号牢房》：

……

“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也是七步。”

……

我完全沉浸在伏契克营造的文学氛围里。学校雷校长陪一名中年男子从教室后门走进来，择后排坐了下来。校长有选择性地听老师讲课，是常有的事。我没有中断我的讲课，继续按我的教案纵横驰骋。

下课了，雷校长招了招手，我从讲桌边走到后排，雷校长告诉我，中年男子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刚书记。

刚书记和我握了握手，说：“小涂老师，课讲得好！要是能讲标准的普通话就更好了！”

后来，雷校长告诉我，刚书记1953年就在这个小学教书，1956年从教师岗位上应征入伍，退伍后又回到学校继续教书，以后担任过小学、中学校长，做过公社文教助理员、宣传委员。现在是公社党委副书记。

1980年底，我从学校调到公社担任了团委书记，和刚书记成了同事。刚书记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习惯，每天早起，长跑6公里左右，直跑得大汗淋漓。他的一些同辈，经常幽默地调侃他，说：“驴子每天跑步，驴子不一定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乌龟慢慢爬，反而有千年龟。”他哈哈一笑，依然每天跑步，风霜雨雪无阻。

到公社上班不久，我就随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定光元同志到潘坝村驻队，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我住在潘坝五队李忠平老庚家里，不愿意吃派饭，忠平妈妈每天做饭我和忠平吃。那时我21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特别大。一天，我回公社机关，到食堂里吃早餐，公社党委曾书记和刚书记坐在一起吃饭，见我进来了，喊我和他们坐到一起吃，边吃边聊聊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事。我买了20个肉包子、2两稀饭，和曾书记、刚书记边吃边聊。聊得正起劲，刚书记把也在吃早餐的公社通讯员小张喊过来，吩咐他去把住在公社隔壁的粮所贾所长喊来。不一会儿，黑黑胖胖的贾所长来了，刚书记对贾所长说：“老贾，你看看，小涂一餐就吃了2斤2两粮票，一个月29斤的指标，完全不够吃，帮助想点办法。还有机关几个‘小糙子’，你也一起帮忙想点办法。”老贾说：“好！我来落实刚书记的意见。”不一会儿，贾所长就拿着一指宽的一个小条条进来了，说：“刚书记，您说的问题我解决了。”展开带公章的条子一看，大家哄堂大笑，那条子道：“请每月供应公社涂阳斌等同志猪饲料8斤。”所谓猪饲料，就是半头米，又叫细米子。好一个贾所长！就这样，我们公社机关的几个年轻人，每月的粮食供应指标由29斤增加到了37斤。

刚书记确有刚性十足的时候。一天早晨，他跑步回来，和一个上访的老师唱起了“大喉咙”：

“刚书记，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应该和其他人一样落实政策。”老师道。

“你和人家不同，不好好劳动，因破坏生产，坐了三年牢，不在改正之列。”刚书记道。

“不是我破坏生产，是我没有喂牛的经验。我不知道越冬的牛不能吃太多的红花草子（紫云英），吃多了，牛膨死了，我不是故意的。”那老师争辩道。

“法院不宣判你无罪，就没办法给你落实政策。”刚书记斩钉截铁地说。

我在旁边听了双方的谈话，等那老师走了，我和刚书记聊天，告诉刚书记，我小时候放过4年牛。有一次，大牯牛吃多了红花草子发膨，肚子胀得圆鼓鼓的，教我放牛的张老伯回家拿来冲担，对准牛肚子，猛地一刺，牛肚子里的气就冲了出来，牛就得救了。

刚书记听了我的话，大笑着点了点头，说：“他个教书先生，借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对准牛肚子刺那么一下子。”刚书记马上喊来负责落实政策工作的公社组织干事，交待他把那老师喂死牛的事情调查清楚，向县里落实政策办公室反映。

不久，县里就给那个唱“大喉咙”的老师落实了政策，平反上岗了。

1981年10月，公社召开团代会，我当选了团委书记。一天，刚书记喊我去他办公室坐一坐。刚落座，他说：“小涂，我送本书你，祝贺你当选团委书记。”我拿过来一看，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康熙皇帝》，不到6万字，很薄的小册子。刚书记在上面写了两句话：“向大自然挑战，向大自然索取！”刚书记说：“你是语文老师出身，要想做个合格的行政干部，必须要多学点自然科学知识，这样才能行稳致远。你看，康熙做了皇帝，还请法国人白晋等人给他讲天文历法、医学、化学、药学等方面的知识。这本书就是法国人白晋回国后给路易十四上的奏折，也就是一个汇报材料。你看看，会有些启发的。”

1982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村里忙着，公社通讯员小张来喊我回公社，原来是县委常委、组织部舒部长来公社调研，点名要和我面谈。那天谈完，我就搭舒部长的黄吉普车，到县委组织部上班了。走得匆忙，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就在组织部的值班室里安营扎寨。一天，我正在上班，刚书记来了，肩上还挑着一副担子。刚书记说：“小涂，今天我来县委开会，帮你把行李都带来了！”小木箱、两床絮、换洗衣服……一应俱全。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那时到县里开会，没有小车可坐，要爬上公共汽车顶棚，把一应行李放在顶棚上，用网绳网好，真难为刚书记了。

刚书记有4个孩子。大孩子是他收养的本家兄弟的孤儿，对这个孩子，他也视同己出。大概是1984年的样子，大孩子出嫁了，刚书记期盼着“升级”当外公。有次来县里开会，和我聊天，他说：“我的小外孙叫梦龙好不好！”我和他开玩笑：“好！是男孩叫梦龙，是女孩就叫梦纯吧！”后来，添的是个外孙女，真的就叫梦纯。梦纯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央媒当记者。可惜的是，大孩子产后得了病，出了事，对刚书记打击很大。

新的打击接踵而至。不久，刚书记的爱人患了癌症，很快就去世了。组织上考虑他的家庭困难，把他从公社调到县城一家二级单位担任了一把手，那年他55岁。

到县城上了两年班，刚书记也查出患了肝癌。他一边上班，一边治病。有次碰到我，说：“病了后，精气神都不足了，过去晚上看书能看到11点多，现在看半小时就睡着了。”

1991年9月，奉组织派遣，我到省委驻新里仁口镇社教工作队担任办公室主任。一天，一个姓冯的盲人来工作队上访求助，希望工作队帮助救治他患脑瘤的女儿。这个老冯命苦，患病致盲，终身未育，别人风雪夜把个小女孩丢在了他门口，他收留了小女孩，含辛茹苦把孩子抚养到了七岁，却得了脑瘤。我发动我所在单位的干部职工捐款，募集了几千块钱，帮助老冯抢救女儿。可孩子病情复杂，救治效果不佳。有一天，我看到新华社记者在《半月谈》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介绍山西省有家医院用中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效果不错，建议老冯去山西试一试。可一个盲人，怎么能跨越长江、黄河顺利到达山西呢？

我建议刚书记和老冯一起去，也去山西试一试用中药治疗肝癌。刚书记和我坐在工人文化宫的花坛上，作了一次长谈，谈他一辈子的得失，谈得很有些悲壮。末了，他表示很乐意把老冯和女儿一起带上，去山西治病。

到达山西不久，刚书记感到疗效不错，给我写来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治疗情况，足足有五页纸。不知为什么，他在信里还夹了一张他的一吋黑白照。

从山西回来后，刚书记就处于全休状态了。

1991年底，58岁的刚书记去世了。当我从乡下赶回县城时，刚书记的遗体已经火化。面对刚书记的一吋黑白照，我大哭一场。

1992年春节，老冯和女儿提了一只老母鸡，来县城给我拜年，我无论如何不肯收下老母鸡，给了孩子50元压岁钱，把他们父女俩送到了车站。老冯的女儿也于当年5月夭折了。

……

——刚书记并不姓刚。他的大名叫汪贻刚。

（202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