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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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我会翻开人生的书页,温习那些暖心的细节……
一
1982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驻点村忙着，我们通海口公社的通讯员小张来喊我回公社，原来是县委常委、组织部舒端仁部长来公社调研，点名要和我面谈。那天谈完，我就搭舒部长的黄吉普车，到县委组织部上班了。走得匆忙，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就在组织部的值班室里安营扎寨了。一天，我正在组织部上班，通海口公社的汪贻刚副书记来了，肩上还挑着一副担子。汪书记说：“小涂，今天我来县委开会，帮你把行李都带来了！”小木箱、两床絮、换洗衣服……一应俱全。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那时到县里开会，没有小车可坐，要爬上公共汽车顶棚，把一应行李放在顶棚上，用粗网绳网好。真是难为汪书记了。
二
在县委组织部试用几个月后,组织上给我办理了正式调动手续。副部长高祥斌同志找到我,说：“总住在值班室不行。值班室里太潮湿。我在县委大院筒子楼分有两个单间，让出一间你先住下来。”高部长让出的单间里，有一张印有“沔阳县革委会”字样的木床，我就到行管局交了6块钱把木床买下，算是在县城安家了。1984年我结婚，高部长又把另一间房也让给了我，我的小家就有了24平方米，这在同龄人中算是阔气的。1987年，县行管局在县委大礼堂旁边盖了一栋新宿舍，分给组织部两套，部里按工龄排序，把这两套房子分给了高部长、杨部长。高部长又把大礼堂旁边的新房子让给了我，他眯着眼，笑嘻嘻地说：“让年轻人住一回新房子！让年轻人住一回新房子！”现在核计，参加工作后，我共搬过7次家，这是唯一一次搬进新房子。
三
1983年7月的一天，我拿着碗去县委食堂吃饭。路过县委书记王生铁同志的住处，他正在门口走廊上炒菜。那时，王书记还没有带家属，一个人住在县委办公室后面平房的东边钥匙头里。当时，县委、县政府大院的干部都在县委食堂排队买饭菜吃饭，生铁同志也常常和大家一样排队。王书记见我路过，喊了一嗓子：“小涂，我的家属来了，今天我炒了两个菜。你打了饭，到我这里来吃韭菜炒鸡蛋。”我打了饭，就跑到王书记的住处吃韭菜炒鸡蛋。边吃边聊，聊到了一件为难的事：当时我在县委组织部工作，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蛮多文章，该报从众多的业余通讯员中选择了9个人，聘请为“本报特约通讯员”，并通知9名同志9月初到北京学习三个月，跟班实习，我也有幸被选中。我跟分管我们的副部长报告了这件事，副部长看了报社的通知，为难地说：“不好办！怎么能跨行业去参加培训呢？”我把这件事随口对王书记说了，王书记说：“好事！好事！我来跟你们舒部长商量、商量，争取让你去北京学习三个月。”过了一会儿，王书记又说：“九月一日前，刘长福县长要到北京上中央党校，你以组织部干部的身份先送刘县长上党校，然后去中国青年报培训，一搭两就。”1983年8月27日，我陪刘县长赴中央党校，在他住的326房间与他抵足而眠几天，临去报社学习前，刘县长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他填的一首词相赠：《南楼令·悠悠校园钟》。当年10月，我在报社接到了县委组织部的电报，告诉我，县委报经荆州地委同意，已任命我为沔阳县团委副书记、党组书记。
四
1984年6月的一天，我向县委副书记李培斌同志汇报完工作后，向他报告：我打算在九月一日上电大前结婚。培斌书记听了，很高兴，他指着他系的“555”皮带说：“你爸爸不在了，你结婚，我来帮你操办，3个5：50斤鱼、50斤肉、5桌酒席，办个简朴的婚礼。”我告诉李书记：我的存折上只有126块钱的存款，只想买几斤糖，在县委大院发一发，然后去庐山旅游一下，不想办酒席。李书记表示赞同，连声称“好！”1993年，我在何场镇工作，春节前，我在市委老干部活动中心门口碰到了李书记，那时他担任荆州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站着聊天，我说到了我母亲为小弟媳工作忧心的事，他说：“我们烟草局要在大一点的乡镇设供销点，如果你小弟媳符合条件，可以考虑到烟草供销点工作。”他从荷包里找出一个烟盒，让我把小弟媳的名字写在上面。不久，经过组织程序，小弟媳就到乡镇烟草供销点工作了。
五
1985年上半年，我正在电大上一年级下学期的课程。负责我们电大教学点管理工作的是退休老人、沔师老校长李循一先生。3月里的一天，李校长告诉我，他在武汉大学念书的幺女儿写信告诉他，武大要试点招插班生了，还要招一个作家班。李校长问我想不想考插班生。我没有看到招生简章，不知道细节，李校长说：“如果你想考插班生，我就下汉口一趟，帮你把细节弄清楚。”我有点心动，如果从电大一年级直接插班读武大三年级，那是件令人神往的事。李校长下汉口帮我弄回了武大插班生招生简章，摸清了细节，并建议我报考作家班。我把我发表在报章上的文章原件进行了收集整理，有30多万字的样子。那时没有复印条件，李校长怕这些原件寄丢失了，又帮我跑了趟武大。很快，我收到了武大作家班初试合格、参加复试的通知。接到通知后，我马上向组织部干部教育科进行了报告。不几天，组织部舒端仁部长约我谈话。一进门，舒部长笑着说：“阳斌，考考你，曹雪芹是那个大学毕业的？”我答不出。舒部长接着说：“你想到武大读插班生是好事，但条件不允许。你还差一年多工龄才够带薪学习的条件。你家庭那么困难，靠什么支撑你读完两年书？我的看法，你读完电大，就回来好好工作。曹雪芹是社会大学培养出来的。”听舒部长的话，我没有参加武大作家班的复试。
六
1986年7月，我电大毕业。但我没有像前任的县团委干部一样，下乡担任镇委副书记或者镇长，我的工作安排“卡壳”了。原因是我在一起县委大院人人皆知的事情中讲了直话、较了真，还在大会上“顶撞”了领导。关键时刻，两位老领导说话了。组织部舒端仁部长说：阳斌有点子、有干劲、有个性，我了解他。一时没有合适的岗位，就再回组织部，安排他专写优秀党员的事迹材料。市委办、市整党办曾定邦主任说：请阳斌来做整党办秘书组组长。就这样，我由市团委副书记、党组书记改任了组织部局级组织员组长、组织科科长、整党办秘书组组长。2010年，74岁的舒端仁部长去世。去世前两天，舒部长还给我打过一个电话：“烟不是个好东西，要尽快戒掉。”我请假回仙桃，参加了舒部长的葬礼，千言万语，真不知从哪儿起头向远行的老部长说起！
七
1990年，我在仙桃市委宣传部工作。一天，彭场镇王市口一位70多岁的老乡亲找到我，介绍了邻居汪苕货的家庭困难。1982年9月3日，王市口农民汪苕货因抢救触电儿童英勇献身，当年，县委组织调查组，由张中华、姚化友、赵桂平、周中涛和我等几人组成，经过调查，我们写作了《像雷锋那样生活战斗，人生才有意义》的长篇通讯，发表在《农民日报》《湖北日报》等媒体上，沔阳县委以沔发【1982】40号文件追认汪苕货同志为共产党员，并作出开展向汪苕货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时过8年，汪苕货家连遭不幸，他80多岁的老父亲抚养3个孙子，生活十分宭迫。我当即给常务副市长周来成同志写了封短信，领着王市口的老乡亲直接去找了周市长。一进门，周市长就笑着说：“秀才找我有什么事啊？”我简要介绍了汪苕货家的情况，周市长马上在我写的短信上作出批示，要求市民政局先解决汪家300元应急，然后按见义勇为的有关政策给予汪苕货家关照。1995年，我在郑场镇工作，5月23日，周来成老市长到郑场考察了一天，很高兴，写了《七律·近游郑场》发表在《仙桃日报》上。我也步韵奉和周市长一首，刊在《仙桃日报》上，我还收到了市内外的唱和之作14首。
八
1992年，农历腊月二十二，我从市文化局长的岗位调任何场镇委书记，一直忙到腊月三十下午才回到仙桃家里。刚刚落座吃年饭，市委副书记杨先枝、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肖巧云、市妇联主任徐佑环三位女领导来到了家里，给我妻子送上了一束鲜花，感谢妻子对我工作的支持。三十年过去了，写这篇短文，依然能闻到那束鲜花的馨香。1993年三·八妇女节，市妇联在市委大礼堂开完庆祝大会后，市妇联主任徐佑环同志又找到大礼堂旁边我的家，约我母亲到对面的工人文化宫花坛边合影，她对我母亲说：“你儿子在下面当镇委书记，很辛苦，是为党工作；你在家帮他们带孩子、做家务，也很辛苦，也是为党工作。”母亲是一字不识的农民，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九
1993年4月间，老县长谢崇华同志回了趟何场老家，顺便到镇委机关看了看。那天，我们正在镇委4楼召开全镇村组以上的干部大会，我在讲话安排工作。我的同事下楼，把谢县长请到了大会主席台。我讲完工作后，请谢县长讲话。谢县长的讲话很短：“阳斌同志是市委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你们哪个不支持他的工作，老子开瓢的！”
十
1997年，我在潜江工作，限于条件，我在仙桃的家还没来得及搬。正月初一，我接到了市委老书记周想生同志的电话，约我到他家里吃午饭。那天，周书记约了从仙桃交流到兄弟市县工作的刘贤木等六、七位同志。我到周书记家一看，周书记系着围裙，正在灶台上炒菜。开席前，周书记端起酒杯，说了一段简短的祝酒辞：“各位！好好干！不要给仙桃人民丢脸！”正在吃饭的当口，市委副书记陈吉学同志提了一袋子藕来给周书记拜年，周书记下席，洗了几节藕，清炒上桌。
十一
1999年正月初八，我举家从仙桃搬迁到武昌。初七晚上，我们正在把“穷三担”打包、装车。曾定邦主任到了我家，送给我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 “阳斌同志存念：你举家搬走了，见面时难别更难！你前程远大，望你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勤学实干精神，在党风尚未根本好转的环境中，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集聚才智，为党为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忘年友：曾定邦。”那天的打包、装车，一直忙到了转钟一点多。曾主任拿个小板凳，坐在我家客厅里，一直坐到了转钟一点多。
这几年，我还写了《忆刘贤木》《记曾定邦主任二、三事》《刚书记》《一个活得通透的人》等习作，回味老领导们对我的呵护与关爱。
夜深人静，翻开历历往事，会不自觉地掉下泪来。
(202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