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干和饮料

饼干和饮料

还有十几天的时间，辛丑年春节就要到了，我又自言自语地说起那件关于饼干和饮料的事儿。妻子不耐烦地说：“你呀，不是干大事的料，那么一件小事都让你嘟囔二十多年了”。

可不是吗，到现在足足有二十三年之久了，但这件事一直让我难以释怀。

一

那是我结婚第二年的夏天，特别闷热。一天早晨，镇政府大院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喊我去办公室接听电话。那个时候，手机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别看现在即使收破烂的老头儿老太太都人手一部智能手机，但那个时候整个镇政府只有前三把手才能使上手机。像我一样级别的大部分普通干部职工，只能共享办公室里的一部办公座机。有电话打过来找你，或者你打电话给别人，就得从自己的宿舍里跑到办公室接听或拨打。好在宿舍和办公室都在一个大院里，相距很近，一溜小跑，也就一两分钟的时间就到了。

这是父亲今年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如果家里没有啥急事，轻易不会打电话给我，即便必须打的电话，也要到距离村子五公里的乡政府驻地，在装有公用电话的沿街商铺，花上一两块钱去打。母亲经常嘱咐父亲，尽量不要给我们打电话，那样既耽误工夫，又浪费钱财。

“爹，我是江”，我一边手拿话筒喘着粗气回应着电话那头的父亲，一边向身旁的工作人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从记事起就管父亲叫爹，上了小学以后，发现大多数同学像书本上一样管父亲叫爸爸，我特别羡慕，就埋怨娘为啥不从小教我管爹叫爸爸，娘也说不出原因，就笑着回应我，叫啥都行。我试着两次改叫爸爸，但不知道为啥，总感觉怪怪的，甚是别扭，远不如别的小伙伴叫的自然、好听，索性还是叫爹习惯、踏实。

“江，今天工作忙不？”父亲的语速不是很快，但声音很大，可能是怕我听不清楚。

“不忙，家里有啥事吗？”我回应道。

“要是今天不忙，我寻思叫上你一块儿去滨州医院看看雷雷”。雷雷是我哥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侄儿，在村小学读书。

“雷雷咋了？”我一惊。

“你哥哥说他脖子上长了一个东西，让它扯得脑袋都歪了，昨天在滨州医院刚做完手术，我闷得慌，想去看看，你娘让我叫上你，你也不用着急，你哥说了，也不是什么大手术。”父亲的话语里，既有商量的口吻，也有要我陪他一起去的渴盼。

“行啊，我跟你一块去吧，我从这里坐公共汽车，你从家里坐，咱们十二点在滨州汽车站碰头。”我之所以这样建议，是因为我的工作单位驻地、老家和滨州市区，三者连线是一个三角形，只有我和父亲分头行动去市里才能节省时间。

“嗯，行。”父亲爽快地应了一声，便迅即挂断了电话。

二

我工作单位的驻地高田镇就有直达市区的公共汽车，我在单位门口就可以乘车。但父亲就不那么方便了，他需要先用半个多钟头的时间，骑自行车走一段土路，去老家南边的一个靠近省级公路的村子，把车子搁到一家沿路的小卖部后，搭乘去无棣县城的公共汽车，然后再从县城汽车站购票乘车去市里，也就是说，父亲到市里需要多倒一趟车。尽管如此，父亲也是乐此不疲的，除却爷爷挂牵孙子的真切心情之外，他还巴不得有一次走出村子，到县城甚至市里开开眼界的机会。对他来说，暂别那些无聊无趣的庄稼地，避开炎炎烈日的暴晒，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坐在公共汽车的海绵座椅上，美美的睡一觉，都是一种享受。不，他可舍不得睡，他要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透过车窗欣赏外面的风景，每当看到他的同行们头顶烈日，依然在田地里大汗淋漓地劳作时，他显得有些得意，霎时间觉得比他们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汽车驶得很慢，这是父亲喜欢的节奏。

“老三，忙着呢，我去市里一趟办点事！”公路旁不远处的一块玉米地头上，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在埋头拾掇着喷雾器，父亲冲他喊了一嗓子，那人站起身，手搭凉棚，朝车窗方向张望，但并未答话。

父亲出门以后，家里的事就靠母亲一个人了，她不但没有一丝怨言，反而十分乐意父亲有这样“偷懒”的机会，因为她很疼爱父亲。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和你哥都不在家，家里这十几亩地，就是靠你爹种，六十岁的人了，种不了了，太累人，所以你爹去城里一趟就权当歇歇吧，再说这样的机会，一年也没有一回两回的。母亲还说：你爹就是愿意你们以后都有出息，不能再当“庄稼巴子”，受这“洋罪”，盼着你们都能在县城里买上楼房，我们老了不能干活的时候，也搬到楼上随你们住，享享福。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明显地看到她的眼睛里放着光。这大概就是当时父辈们普遍的比较奢望的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了。

三

接完父亲的电话，我回到宿舍，妻子正在给女儿喂奶粉，我便把将去滨州医院看侄子的事告诉她。

“你想咋去？”妻子问我。

“你说咋去，正想跟你商量。”我说。

“当然最好是给孩子点钱，可是…”妻子一边说着，一边从床上坐起来，一大片愁云立时覆盖了刚才还与女儿逗乐时的笑脸。

一说到钱，妻子愁得慌，我也愁得慌。我刚参加工作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四百多块钱，妻子又没有工作，一家三口的衣食住行、人情往来、日常消费全靠这点工资，一月下来所剩无几，日子过得特别紧巴。

“你说给多少？”我一边换衣服，一边问妻子。

“家里只有六十多块钱了，”妻子说,“你把那个五十拿去吧，你坐车来回车票就要二十块钱，再准备十块钱零花，给孩子留二十块钱吧，你觉得咋样？”

“少了点。”我说。

“多是不多，可我们家就这点钱了，咱哥哥和嫂子会理解的。”妻子说罢，便递给我一张面值五十元的钞票。票子攥在手里很柔软，显然不是一张新票，但票面整洁干净。几乎每次发了工资，妻子都会叮嘱我一番：不管是一百的，还是五十的，哪怕是十元的这些大票，尽量不要花，一旦拆开几天就没了。

我把钞票小心翼翼地揣进兜里，亲吻了一下躺在床上，一直瞅着我和妻子对话的可爱的女儿，便出门去等公共汽车了。

四

中午十一点半左右，我乘坐的公共汽车开进了滨州汽车站，下车后，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父亲，我又到“无棣-滨州”专线区域看了看，也没有看到，而后我咨询了一位正在这个区域一边拿着水壶大口喝水，一边不停地吆喝着“无棣，无棣，无棣的走了”的司机，他告诉我下一趟“无棣-滨州”汽车再有十几分钟就要进站。

这个汽车站不是很大，站内停放着十七八辆汽车，但人不少，有上车的，有下车的，有进站的，也有出站的，男女老幼进进出出络绎不绝，还有好几个蹬三轮拉客的，逢人便问：坐三轮吗，你要去哪里，住旅馆吗，店里有热水，能洗澡，咱这便宜…。本来天气就很炎热，让这些嘈杂声搅合地更加口干舌燥、心烦意乱。我索性径直走到车站门口，这样既避开了那些让人心烦的吆喝声，又方便父亲进站时更容易发现我。紧挨门口，有一个铁皮做的小屋，五六平方大小，透过小铁屋的窗户，看到里面一个穿着背心的中年男人，一手摇着蒲扇，一手抓着一只茶壶，直接往嘴里倒水，在他背后的货架上摆满了烟酒糖茶、饼干糕点和日用百货，他的前面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子上有啤酒、汽水、健力宝、可乐等各种饮料。在条件反射的作用下，我的嘴巴不由自主地吧嗒了一下，舌头也探出来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看到货架上摆设的饼干，便想起了自己七岁时的一段糗事。那时候还没有分田单干，物质异常匮乏，家里的主食一日三餐是玉米面饼子，零食自然还是它，饼干、面包之类的美味只有过年的时候，或许能品尝得到一点。在东营“923厂”也就是现在的胜利油田当工人的儒叔家与我家是相距六十米左右的邻居，他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与我同岁，但生日比我大两个月，我叫她华姐，我们从小经常在一起玩。一天上午，我们俩在胡同口玩，不知什么时候，她从衣兜里拿出一块饼干，快速地塞进嘴里，一边咀嚼着，一边用手捂着嘴巴，另一只手捂着衣兜，好像怕我看到的样子，但她的掩饰显然没有瞒过我的眼睛，这时她分明也觉察到真相已经“败露”，她看到了我两眼冒出的绿光和嘴角边流出的口水。此时，整个胡同窒息了，我全身就像被点了穴位一样，一动不动，两只眼睛直勾勾盯着她的嘴巴，当然还有那个衣兜，她同样被我的反常表情着实吓着了，一脸的惊愕，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处于一种本能，她开始慢慢倒退了两步，然后猛地转身，撒腿往家的方向跑去。一边跑，一边哭喊着“妈——妈——”。她跑得飞快，在我记忆当中是最快的一次，但我跑得也不慢，当她跑到自家大门口被门槛绊倒的时候，我也已经气喘吁吁地站在她的身边了，几块饼干从她的衣兜里窜出来，和她一起趴在地上。这时儒婶儿听到华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从里屋跑出来，一把抱起跌倒的华姐。“妈，他，他抢我的饼干儿，”她指着我向儒婶儿哭诉，我有点胆怯地瞅了儒婶儿一眼，接着便把目光又投向了那几块散落在地上的饼干。儒婶儿是一位善良厚道的人，她一边哄说着华姐，一边蹲下捡起掉在地上的饼干，靠近嘴巴吹了吹，然后递给我。

“买东西吗？”小铁屋里那个中年男人问我。

“鸳鸯饼干多少钱？”这是一种刚流行过来的饼干，尤其是它的那个夹心特别甜。

“四块二。”

“那个雪碧呢？”这种“冒气”的饮料在乡下也是不多见的，外包装特别时尚，关键是瓶内的“绿水”比一般的汽水好喝得多。

“两块五。”

“要吗？”

“等，等会儿再说吧。”

五

一辆前挡风玻璃嵌着“无棣-滨州”指示牌的客车，闪着右转向灯光开始驶进站口，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靠近车窗位置的父亲，父亲也看到了我。车停稳后，父亲微笑着从车上走下来。

足有三个多月，没有见到父亲了，他还是那么黑瘦黑瘦的，肚子瘪瘪的，肋骨的痕迹清晰可见，自我记事起，他就是这个样子。光头上面戴着一顶深蓝色的布帽，上身穿一件白色的衬衣，两只衣袖卷到胳膊肘处，衣领的上沿虽然有些破损，但很干净，下身一件深青色裤子，袜子是灰色的，脚蹬着母亲做的新布鞋，这身打扮也是父亲出门会客，参加村里一些正式场合的标配。父亲虽然其貌不扬，但在老家方圆几十里，是个颇有名气的大孝子。听母亲讲，因为小时候家里穷，爷爷没有让父亲上过一天学，他不但没有怨言，而且在他只有九岁的时候，就开始扛起锄头帮着家人下地干活了。又过了几年，父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伯父，婚后几天就突然病故，伯父的妻子只得改嫁他乡，这个重大变故导致爷爷精神出了问题，不能再下地干活，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太，也不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二叔和姑姑尚小，所以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就全部落在父亲一个人的肩上。那年的冬天也格外的寒冷，已不同常人的爷爷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被褥冰凉，动辄大发雷霆、骂骂咧咧，这个时候父亲便会立马跑过来，脱光衣服，钻进爷爷的被窝，待被窝暖和以后，他快速地钻出被窝、穿上衣服，再快速地帮着爷爷脱衣睡觉，待爷爷躺好不再折腾，父亲才再回到自己的被窝脱衣休息——整个冬季天天如此。

他的手里提着一个学生书包大小的布袋，鼓鼓囊囊的。“你娘一大早给你哥和雷雷蒸了几个包子，还有几个鸡蛋，

医院里吃食太贵，”父亲说，“我临来的时候吃了两个包子，挺香的，这都晌午头儿了，你快拿个包子吃。”

“我不饿，不吃。”我不喜欢在大街上当着很多人的面吃东西，更何况是家里的大包子之类的面食，有伤体面，觉得只有乡下的粗人才那么个吃法。

父亲又劝我吃鸡蛋，我也拒绝了。

“这里到医院多远？”父亲问我。

“走着去的话，得有二十多分钟，咱们可以花三几块钱坐出租三轮车过去。”我说。

“花那冤枉钱，才二十分钟，走着去就行。”父亲拒绝了我的提议，坚持步行去医院。

六

人老隔辈亲，爷奶疼小孙，这话一点也不假。一向不善流泪的父亲，当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孙儿时，眼睛里噙满了泪花，用他那粗大的手攥着雷雷的小手，一直小心翼翼地问着手术的事，倒是懂事的侄儿不停地安慰着父亲：爷爷，不用惦心我，做手术一点儿都不疼。听了侄儿的话，父亲伤感的心情舒缓了许多，随后爷孙俩便又聊了其他一些话题，逗得侄儿好几次差点笑出声来。临走时，父亲交给了哥哥一百元钱：“前天，我粜了几百斤麦子，换了几个钱你先拿着，给孩子买点爱吃的东西，到了秋后再多粜些帮衬你。”我把二十元钱递给了哥哥，也未解释之所以给这些钱的原由。

从医院出来，我俩依然步行回车站，然后将各自乘车原路返回。

虽然是下午三点多钟，但太阳依旧很烈，强光投射在柏油路面上和路旁建筑物的墙面上，再反射到行人的身上脸上，火烤般地闷热，而且一点风丝都没有，热得树上的知了、“消息儿”一直叫个不停。汗水顺着父亲的脖子淌下来，浸透了他的上衣。他一边不停地用手抓擦着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一边不停地上下打量街道两侧那些各式各样的商铺，店铺里面的人有的摇着扇子，有的在喝茶，也有的卧在躺椅上打着瞌睡。

“还是城里人享福，”父亲羡慕地说，“庄稼人可没有这福气，越热天越得要下地，要不然杂草不容易死”。

“嗯。”我应着。

“你刚上班才几年，要好好工作，多干点儿没亏吃。”父亲说。

“我知道。”我说。

“别和领导顶嘴，领导让干啥就干啥，领导都是稀罕干活的。”父亲说。

“嗯，领导和同事们对我都挺好的。”我说。

“你呀打小就傻实在，多和那些实在的领导和同事们玩，跟人家学点正经东西，少和那些爱耍心眼、私心重的人打交道，免得让人骗了。”父亲说。

“知道了爹。”我应着。

我们爷俩儿边走边聊，不一会儿就到了车站门口。那个卖百货的小铁屋的窗口前，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正在买东西，其中女的左手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面包、饼干之类的东西，右手拿着一瓶健力宝饮料不停地喝着，男的正在付钱结账，我能想象得出这种碳酸饮料喝到嘴里进到肚里的那种滋味和感觉，尤其是在这热死人的夏天。

我和父亲都瞅了瞅这两个年轻人，擦着他们的肩膀走进了站里。

其实，这个时候的我早已经是饥肠辘辘了，早饭没来得及吃，午饭没好意思吃，大半天肚子没有进食了，加上像火烤一样的天气，可谓饥渴交加，此时特别后悔没有听父亲的话，中午的时候要是吃上一两个包子垫垫，也不至于饿的如此难受。一边走，我的脑子一边飞速地旋转：此时的父亲肯定和我一样饥渴难耐，尽管他自己说吃过早饭，毕竟截至到现在，也过去六七个小时了，何况汗水从他苍老的脸颊上一个劲地往下淌。这是我参加工作三年来，第一次陪父亲出门，父亲以我在政府部门任职为荣，时常对别人夸奖我这个“有出息”的儿子，当别人捧场地说父亲老了要沾我的光，得我的计的时候，他的脸上就会充盈着满满的得意和幸福。对，父亲该得我的计了，该沾沾我的光了，我应该给父亲买点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买点在家里喝不到的东西，这样父亲才不枉此行，回家后他也有了炫耀的资本，肯定逢人便说“俺家老二在滨州给我买的吃的喝的真好，你们在家里连见过也没见过”。那就买鸳鸯饼干和雪碧饮料！爷俩儿一人一份。两袋饼干八块四，两瓶饮料五块，一共十三块四。不行啊，我的兜里只有二十块钱了，扣除购买返程车票的十块钱，就剩十块钱了，如果购买两份的话，还差三块四呢。要不让父亲拿出三块四，不妥呀，父亲会怎么想呢，他怎么会相信我这么“有出息”的儿子难道连三块四毛钱都没有吗，肯定认为我在单位混得很差，日子过得很艰难，以后他再有啥脸对外人夸奖我呢？要不只给父亲买一份，父亲肯定问我为啥不要，我就说不饿，也不成啊，我实在饿的难受，一想到那个夹心饼干，嘴里就不自主地冒口水，肚子里痒痒的很。要不就等父亲走后……。

“江，回无棣的车马上发车了，”父亲早已走到前面打问发车的情况了，“去你那儿的车也快了。”

“哦。”我快走了几步，来到父亲身边，这时他已经交给了司机钱，等司机撕下车票给他。

“有车就坐吧，下一趟还要个数钟头呢，早回家早歇着，这天太热了。”父亲边说边准备登车，汽车已经发动，靠近车窗的乘客把头探出来，瞅着我和父亲。

“你要是饿了，自己就买俩包子在车上吃。”已经钻进车里的父亲，从车窗探出头来，指着站内一家包子铺，冲我大声说。

“那你呢？”

“我不饿。”

汽车缓缓倒车，调头，驶出车站。

这个时候，回我单位驻地的公共汽车也快发车了，因为我听到司机大声地喊着：“回高田的马上发车了。”

“师傅，还有多长时间发车？”我问那个司机。

“马上。”

“等我几分钟，我去买点东西。”

“行，你可抓紧哈。”

我快步跑到门口的小铁屋，买了一袋鸳鸯饼干和一瓶雪碧饮料，而后钻进车里。汽车缓缓倒车，调头，然后驶出车站。

这辆车和父亲乘坐的那辆一模一样，也很破旧，车里坐满了乘客，汽车没有空调，尽管所有的车窗都打开着，里面的人依然个个汗流浃背。

在车内过道的左侧，坐着一对母女，女孩儿也就四五岁的样子，穿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脚上没有穿袜子，趿拉着一双红色小拖鞋，脸上淌着汗珠，灰一道，白一道的，一个鼻孔里刚流出一段儿鼻涕，她猛地吸回去。左手拿着半块包子，右手拿着一个矿泉水瓶，瓶里有不到半瓶水。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瞅着刚刚落座的我和我手里提着的饼干与饮料。她的母亲瞅了瞅我，而后用手把女儿的头转过去，拿出一团纸帮她擦去鼻涕，“别看，快吃”，母亲叮嘱着女孩儿，但女孩儿很快又转过头来盯着我。

我抬头看了看汽车前方，而后又低头，慢慢地将饼干的外包装撕开，拿出一块饼干快速地放进嘴里，一边咀嚼着，一边拧开饮料的瓶盖，喝了一大口。俗话说，饥不择食，寒不择衣。何况这还是香甜的饼干和清爽的饮料，简直知足的难以言表。我用余光观察到女孩儿依然盯着我。

吃着吃着，我忽然停住了，我想到了刚刚乘车远去的父亲，此时，他的身边会不会也有一个乘客，正在美美地吃着夹心饼干，滋滋地喝着碳酸饮料，他垂涎欲滴地盯着这位乘客的吃相，就像这个女孩盯着我一样。

七

十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我和妻子回老家去看望出院不久的侄子。那天，父亲没在家，母亲说是邻村的亲戚叫着他去帮着做木工活了。

母亲告诉我，那天早上父亲去滨州的时候，因为怕误车并没有吃早饭，母亲曾极力劝他吃点，他对母亲说：到了滨州那样的大城市，到处有卖吃的，难道还饿着不成，再说咱家老二肯定管我一顿美餐。谁能想得到，竟然大半天没吃口东西。他回到家以后，简直饿坏了，狼吞虎咽了三个大馒头，喝了四碗棒子面粘粥。饭后，他唉声叹气道：老二那天自己也没舍得买点吃的，看来日子也不好过，家里有啥事尽量不要麻烦他。

八

农历2005年5月22日，父亲因患肺癌去世。直到那一天，我都没有把自己买饼干和饮料的事告诉他。父亲告诫我“近君子远小人”的那些话，至今时常回荡在我的耳边。我想，我应该也算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