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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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人似乎有“闯关东”的历史基因，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些山东老乡因为饥荒到东北谋生。刘培顺就是那时挤上绿皮火车，出的山海关，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耕耘了三十年，经历了许多不同寻常的故事。
交 公 粮
刘培顺落户的新胜八队，在吉林省东丰县的马尾山脚下。山前是大片大片的良田，一条无名小河自西向东蜿蜒十几里，不到二十户人家零星地住在小河旁。每年秋收的时候，生产队的男女老少起早贪黑忙上一个月，才能把地里的庄稼收完。
那年入冬早，八月十五就下了雪，还没交完公粮，积雪已经很厚了。一大早，刘培顺和小林子装好车，又带了几个玉米面大饼子和一些草料，顶着西北风出发了。
送粮的路起伏不平，积雪被马蹄子踏得四处飞溅，遇到大上坡就得连拉带推往上冲，人和马都大口大口呼着白汽，连眉毛上都结了白霜。
就这样在冰雪路上爬坡过坎走了几十里路，到公社粮库时已经是晌午了。粮库大门口，送粮的车队排得老长。大家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往前挪动，一边胡乱聊着什么，一边焦急地向前张望。
傍下午时终于捱上号。只见粮库的管理员拿着“扦样器”，用力朝麻袋中间噗地插进去，再拔出来便取出些苞米，吹了吹，看了看，然后捏了两粒放进嘴里一咬，停了停说：“合格。两个水儿。”刘培顺这才松了一口气——前面不知道哪个生产队的粮食因为杂质多，被安排重新过筛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弄完。验完粮，接着是过磅、开票、入库。
那时候粮库没有传送带，粮食全靠人扛着通过长长的跳板，一袋一袋倒进三米多高的粮仓。仓库里灰尘弥漫，呛得人难受。小林子抢着扛起一个麻袋，踉跄着上了跳板，没走两步一脚踩偏掉了下来。刘培顺没让他再扛：“你还小，帮我把麻袋上肩就行了。”说着扛起麻袋走上跳板，那跳板被压得有些弯曲，随着脚步一上一下地颤动着。三千多斤粮食入完库，两个人满头大汗地出了仓库，太阳已经偏西了。
返程变得轻松多了，两人坐在车前头边走边聊。小林子又缠着刘培顺“讲古”。那时候没有电视机，三国演义、杨家将那些评书故事就是最好的娱乐了，刘培顺家每天晚上总被挤得满满的。那天讲的是“薛礼征东”：唐王李世民如何梦见自己身陷重围，被白袍小将所救。军师徐茂公如何解梦，说白袍小将是“应梦贤臣”，名叫薛仁贵，住在山西龙门县。张士贵如何嫉贤妒能，借机驱赶、诓骗薛仁贵……。
正讲到薛仁贵第三次投军，只见路边一胖一瘦两个大个子拦住马车：“赶车的，捎个脚吧。”因为没有公共汽车，经常会有人搭过路牛马车，刘培顺也没多想就同意了。等两人上了车，问他们要去哪里，两人只说“前面就到了”，便坐在车尾一言不发，看上去有些奇怪。
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天色也渐渐暗下来。这时，车轱辘突然压着石头，颠了一下，只听当啷一声响，一把砍刀从搭车人身上掉下来。两人知道漏了破绽，便不再伪装。胖大个子捡起砍刀，在手里摆弄着说：“赶车的，我们哥俩要出趟远门，借马车用用。”
刘培顺的心咯噔一下——坏了！果然遇到劫道的了。一边想着对策，一边应付着：“马车是生产队的，俺们说得不算。你们想去哪儿，可以送一程。”
胖大个子见车老板没有停车的意思，便气势汹汹地从马车后面站起来，两脚叉开，站在车中间，准备抢车。小林子没见过这阵势，吓得说不出话来。刘培顺暗自盘算：如果停下车打斗，对方有砍刀，估计要吃亏。
这时，前面正是一段下坡路，马车加快了速度。刘培顺猛地抡起鞭子，用力朝胖大个子抽去，大喝一声：“驾！”胖大个子没想到会突然出招，不由地往后一躲，恰在这时马车往前一蹿。胖大个子一下失去平衡，从车上掉了下去。
紧接着，刘培顺用鞭子把儿朝车尾的瘦高个儿用力捣过去。瘦高个儿哎呀一声，被捣下了车。
鞭子被刘培顺甩得“啪啪”脆响，马车越跑越快。两个劫车贼从地上爬起来，眼看着是追不上了，气得不停叫骂。小林子缓过神来，声音有些颤抖地嚷：“抽死你们！叫你劫道！刘叔你真有办法，要不咱这马车就让他们抢去了。叔，都说你能用手开砖，回去教教我吧……”
天黑了，马车在雪地上孤零零地走着，远处人家的几点灯光，在雪夜里显得格外温馨静谧。
砍 驴 腿
生产队有20多头牲口，每年入冬前都要安排社员铡谷草当饲料。铡草是个体力活，一般三人一组，一人续草，两人按刀。为了多挣工分，刘培顺提出来自己一个人按刀，领一个半人的工分。队里本来就缺劳力，还能省下半个人的工分。生产队长很高兴，马上表态：“只要把活干出来，就按你的办法，一天给你记15分。”
一个人干两人的活，不光要有力气，关键得动脑筋。刘培顺找来磨刀石，把铡刀磨得飞快，铡起草来轻松多了。负责续草的刘长林直竖大拇哥。就这样，两个人铡了五六天，仓里的草料堆成了小山。
这天快中午的时候，刘培顺家的大姑娘蹦蹦跳跳地跑到饲养所送信：“爹，拉拉河子公社的来收苞米皮了。”刘培顺知道这事儿，生产队长早先说过，谁家欠队里账的优先卖苞米皮还欠款。
刘培顺对刘长林说：“我得赶快回家一趟，免得晚了人家等得着急。你走的时候收好刀。”刘长林说：“你放心回吧。我把铡好的草装进仓库，收了刀就回去。”
刘培顺一走，刘长林想起自己家也攒了不少苞米皮，说不定能搭车卖点儿，便也匆匆离开了饲养所。事有凑巧，饲养员王振东那天中午牵回一头叫驴，偏偏偷了个懒没往棚里赶，直接栓在了外面，自己就回家吃饭了。
下午，刘培顺和刘长林一起来到饲养所，进门一看，可了不得了，出大事了！只见地上到处是血，铡刀半开着倒在地上，几头牲口开了缰绳，正在拖草垛上的谷草吃，角落里一头叫驴正趴着哆嗦呢，血正是从它蹄子上流出来的。两人赶快收起铡刀，找来饲养员，报告了队长。大家伙七手八脚套上车，拉着叫驴送到公社去治伤。
那时候牲口很金贵，伤了牲口可不是小事情。晚上大队书记王秀林赶来看了现场，接着开会研究该怎么处理。三个当事人都如实交代了情况。很明显是叫驴挣脱了缰绳，牲口在院子里打架乱跑，碰倒了铡刀，割伤了蹄子。
最后的结论是：饲养员没栓好牲口，负主要责任，扣200工分，罚款50元；刘长林临走没有收好铡刀，也有责任，扣100工分；刘培顺也受到了批评教育。三个人都有说不完的委屈和后悔。叫驴的伤养了一个多月，终于好得差不多了，可事情却没有就这么结束。
转过年来，县革委会派的工作组到了新胜大队，带队的姓钱，以前在新胜八队驻过村，社员都叫他“钱大头”。很快，钱大头找到王秀林谈话，重点就是伤了驴腿的事：“这事儿你们处理得有问题。砍伤驴腿这是故意破坏生产，应该作为重大案件上报。饲养员是贫下中农，对牲口又有感情，他怎么会破坏生产？”
王秀林愣了愣，随即明白了其中的原委——钱大头驻村的时候一直住在饲养员王振东家，便轻声请示道：“那你看该怎么处理？”
钱大头用手指敲着桌子：“这事儿很简单。刘培顺是外来人员，政治上不可靠，最有破坏生产的嫌疑。应该由他承担责任，赶快把人送公社去吧。”王秀林望着钱大头，没有作声。看来钱大头要在这“驴腿”上大做文章了。
民兵是在修水库的工地上把刘培顺带走的。“刘叔，对不住。县工作组的指示，让你去公社一趟。”这是小林子当上民兵后接受的第一个重要任务。
这两天，刘培顺听到了一些消息，但还是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为啥？”
“说是你故意破坏生产。听说……可能会判刑。”小林子支吾着。“赶快走吧，天黑前得赶到公社呢。”同来的另一个民兵催促着。
刘培顺知道摊上事了，这时没处说理去。“我回家拿件衣服吧？放心吧，我不会跑的，不能连累你们。”
媳妇见民兵押着刘培顺要去公社，一下惊呆了，等回过神来，就开始手忙脚乱地找衣服，可家里实在找不出件像样的棉衣服，眼泪哗哗的哭起来：“这苞米皮卖的，怎么就要蹲监狱了呢？这可咋整？你把被子带上吧。”孩子们都还小，哭作一团。“没什么大事，过几天就回来了。家里就一床被子，你和孩子盖吧。放心吧，在家照顾好孩子。”刘培顺故作镇定地安慰着。
小林子趁机跑回家，回来时把十斤粮票和几元钱塞到刘培顺手里。“刘叔，俺娘说家里就这些了，让你带着，说不定用得上。”
刘培顺被送到公社后，公安助理看了工作组的信，简单问了情况，决定先送去劳教。以前听说去劳教的都会被“帮助”，就是要挨打，刘培顺加了百般小心。
劳教队伍里的确有“老大”，但只是说话横一些。后来大家熟识了，发现都是四里八乡的社员，有的还一起“出夫”修过公路，听刘培顺讲过“古”。就这样，刘培顺不仅没有挨打，而且因为会干活、有办法，很受大伙尊重。
难捱的就是晚上没被子盖，冻得慌，加上每天吃不饱，肚子饿得厉害。那个“老大”参加劳教时间久，相对自由些，偶尔可以外出。刘培顺就拿出些粮票和钱给他，由他出去买了吃的，大家伙分着吃。
因为“故意破坏生产”的罪名很大，过了十来天，公社专门派人审刘培顺的案子。审案子的人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在钱大头的极力要求下，刘培顺作为反面典型，在公社各生产大队和新胜大队各生产小队批斗。为了保证批斗效果，定的罪名是：“打骂贫下中农，四条驴腿砍了三条半，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每天晚上，刘培顺被拉到各生产队，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接受批斗。不知道谁的点子，让挨斗的人站在很窄的长条板凳上，把头低下，要很低，而且所有挨斗的人都要低的一样齐。有人拿着棍子看着，谁的头高了就会挨一下。刘培顺是个高个子，一晚上斗下来，就比别人更受罪。
批斗会上，那些不了解情况的老百姓轮番上台批评、谩骂，有的还要武斗。挨斗时是不能伸冤的，否则会被认为不老实，斗得更厉害。到邻近的生产小队批斗时情况变得好一些，了解情况的都觉得刘培顺冤，有的还起哄，竟然把批斗会开成了“篝火晚会”。
对刘培顺的批斗是突然接到公社命令结束的，因为钱大头被抓走了。原来，钱大头在清理阶级队伍活动中，被查出来长期隐瞒家庭出身，接着被举报有男女作风问题。
事后王秀林对刘培顺说：“这事儿让你受委屈了。我早就看出来钱大头有问题，他积极表现就是想掩盖自己的问题。”
刘培顺苦笑着说：“没事儿，那驴腿总算是好了。”
“单 干”
大集体的时候，新胜八队的粮食产量和家庭收入一直上不去。最差的年头，一个工分才折合两毛四分钱，还吃了“返销粮”。作为种地的农民从粮库再往回买粮吃，这让社员们感到很窝囊。很多人想不明白，男女老少起早贪黑地干活，为什么还吃不饱饭。
1979年秋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吹到了马尾山下，家家户户分了口粮田，有了承包地。社员们把这形象地叫作“单干”，个个摩拳擦掌要打翻身仗。
刘培顺家七口人，分了一晌多地，将近20亩。春种是农民最忙的时候，因为人手不够，五个孩子中大点儿的当时十三四岁，都从学校请了假回家种地。全家人在地里排成一队，扶犁的、刨坑的、撒种的、施肥的、埋坑的，从早忙到晚，累得腰酸背痛，但也干劲十足，其乐融融。可由于地多、牛老、劳力少，等到最早种上的玉米苗已经三个叶了，刘培顺家还有一半承包地没种上，而其他农户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天不亮，马尾山上的布谷鸟就叫起来，节气不等人啊。以往生产队每年都会有大片的玉米因为种得晚了，到下霜时还是青棒子。看看节气迟了，刘培顺干脆把剩下的承包地清一色全都种上了大豆。
大豆是个宝，好种还不怕晚。刘培顺改种大豆的事儿，很快传遍了整个生产队。大家都称赞刘培顺有办法，纷纷跟着种起了大豆。老生产队长怒气冲冲地跑到地头：你们瞎胡闹！“单干”也不能想种啥就种啥，不按计划种玉米，得罚款！
邻居们聚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单干”，到底该怎么干，谁也不知道，但起码不能明知道会收青玉米棒子，还闭着眼睛瞎种。罚就罚，我们不怕！
那年风调雨顺，暑去秋来，迎来了大丰收。家家户户在清理好的菜园里，用石头滚子压出一片平整的场院。等天气足够冷了，在场上泼上一些水，很快结成了冰，结实而且干净。收回来的豆子，被散开铺在场上，用滚子一圈一圈来回压，豆粒就从豆荚里蹦出来。人们再用长长的三齿叉挑去豆秸，下面露出黄橙橙的大豆。
螺旋状的选豆机高高地竖立在场院里，闪闪发光。大豆从选豆机上面的漏斗，一圈一圈滚下来，发出哗哗的轰鸣声。豆粒因为圆实程度不一样，被分选从不同的出口滚出来，装进麻袋里。在场院里，玉米、大豆、高粱各种粮食堆成了山，小孩子们欢快地跑来跑去，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交完公粮，刘培顺听说县油料厂收大豆，便和邻居侯延福一起借了辆马车，装了满满一车大豆去城里卖。只见油料厂门口竖着牌子：大豆五毛一斤。两个人把豆子送去过完磅，开了票直接到窗口领钱。刘培顺领了两千一百多元，侯延福领到一千多，都是十元一张的“大团结”。两个人反复数了好几遍，——还从来没拿过这么多钱呢。要知道大集体时一个壮劳力一年挣三千个工分，才折合六七百块钱，扣完从生产队借粮的钱，多的领个百十块钱，很多还欠队里的账。
两人把钱包好揣到怀里，出了油料厂大门，直奔旁边的供销社，油盐酱醋买了一大堆。刘培顺又给孩子们买了一包炉果和缸炉，都是当地的特色点心。柜台里还有乌黑油亮的软枣，刘培顺认得这是山东老家的特产，还是上等的没核“马奶子”，味道很甜而且有嚼劲，便让售货员称了一秤盘。
买完东西，已经过晌午了，两人破天荒地下了次馆子，尝了一回东北名吃锅包肉。
等刘培顺回到家，天已经大黑了。孩子们听到马车声，都从被窝里钻出来，每人分到一个香甜的缸炉和一把黑黑的软枣，兴奋地没了睡意，一边听着城里的新鲜事儿，一边小口吃着缸炉。
“单干”了，好日子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