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旧路在

皖西多山，故乡就在高山和丘陵的环绕之中，无数的山村如藤壶一样吸附在山腰谷底。

在没有公路之前，县城是个遥远的地方。印象中，父亲去县城的次数不多，而且多是步行，肩挑很沉的木瓦料，贩卖给城郊的制瓦厂，一来一回要三天时间。多是赊账，偶尔结了现钱也会从县城转一圈，给母亲带回来一些针线，给我们几个带回来几个花花绿绿的糖果。父亲说，走惯了山路，不太喜欢县城的道路，那些柏油路修的太平，脚掌踏在上面，显得不踏实，常常有踩空的感觉，天太热时候，柏油路容易粘住布鞋鞋底。

儿时的我对父亲说踩在柏油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很不以为然，就反驳说：柏油路多好啊，那么平，那么宽。哪像我们村庄周边的道路，有的是河滩，有的是山坡，还有田埂，有时候压根就没有路。

父亲不紧不慢的说了一句：脚能踩的地方就是路。

1980年农村分产到户，那也是我有记忆的年龄。那之前，我们一家五口住在村庄的半间老屋里，分产到户第二年，父亲在村庄后山硬生生挖出一块平地建了五间新瓦房，在没有路的地方踩出一条羊肠小道。小路很窄，很陡，从河滩向上挂在半山腰直到新家门口场基。路边棘刺丛生，每到夏日，父亲就让我们拿着镰刀砍掉路边的棘刺，如果遇到暴雨将路面冲塌，父亲就自己搬来树木、石块重新将路面修补好。

父亲早出晚归，侍候家里的田地，春种秋收，秋种夏收，稍有空闲，父亲就去更大的山里，砍伐木材，回家加工成木瓦料，再卖给县城城郊的制瓦厂。清晨父亲下了场基，人影消失在场基边沿，等到晚上我就搬一个小凳子坐在场基边沿，从上看下去，小路被树冠遮盖，只隐隐约约的听到水流声，很久，父亲挑着一担木料从山下走上来，先看到木料，然后看到父亲的头顶，最后父亲哼哼哧哧的上了场基，放下木料，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树莓，说：我找了半个山坡，才在悬崖边找到这一棵稍微成熟一点的树莓，悬崖下边倒是有一棵熟透了的，但是天黑了，走不下去。

父亲曾经带我进过一次大山，树木中间夹杂着棘刺，山中根本没有路，有时候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父亲看我面有难色，顺手砍了一根藤子，让我系在腰上，遇到悬崖的时候，父亲先慢慢的爬上去，然后用藤子把我拉上去。“知道山路难走，就得好好念书，多长本事，就不用和我一样天天爬山了。”

在我离开大山之前，父亲出门最久的一次是去苏州打工，那几年很多村民出去打工，挣得也多，衬托了留守乡村人出力不挣钱的尴尬。父亲眼见我上高中需要花钱，咬牙出去打工，因为没有什么技能，只能跟着村民去苏州乡下帮人收割稻子。父亲一走，家里显的空落落的。还好，三个月后，父亲回来，说：还是在自己家里割稻实在，苏州水多，田埂上都是水，不好走路。

母亲私下说：你爸是舍不得家里，舍不得你们，这三个月挣够来回路费就匆匆忙忙的回来了。我总觉得母亲这一句话是帮父亲掩饰什么，因为从小到大，父亲不是一个情感外露的人，对我的教训也是遵循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古训。所以，父亲会说舍不得家，舍不得我们吗？不如说父亲是更习惯走在家乡这种坑坑洼洼的路上。当他走过苏州被水漫过的田埂就如走过县城的柏油路，走的不踏实。

其实，我和父亲一样，感情相对单一，就如这么多年以来，我很少注意父亲走路的姿势，唯一一次，是我毕业之后去县城参加工作，父亲拿着行李送我，腰杆挺直走的大步流星，见到村民，还停下来发香烟。不像平时因为路窄走的小心翼翼。父亲站在小路中间郑重其事的说道：“儿啊，到县城上班算是给你爸争脸了。县城路宽，但是人多，一步步要走稳了。”

我说：“等过几年我在县城安稳了，接你和妈一起过。”

“不用。我习惯了这山沟沟。把你自己养活就行了。”父亲说完就转身走了。我好不容易酝酿的一点离别伤感瞬间云散。

后来听母亲说，从不喝酒的父亲那天晚上喝了一点酒，微微酒意中和母亲说道：“儿有出息了，也孝顺，说等在县城混好了，就把我们接过去住。到时候我也买一双皮鞋穿，要适应走柏油路呢。”

母亲和我复述这话是好几年后，那几年生活不太如意，不但没有在县城扎下根，还辞了在父母眼中相对安稳的的工作跑到北京，刚开始几年尝遍作为北漂的无着无落的酸楚，等稍微安定后，和妻子一起回了老家，让父母到北京和我们一起过。那时候父母又在河边建了房子，背后依然是山，只是不要再爬那段山路。

“北京啊，那么远？你们生活压力本来就大，我和你妈过去，不是增加你们的压力吗？”父亲担心的问道。在他心中，县城就是大城市了，何况是千里之外的北京。

父亲和母亲乍到北京，没有什么事干，显得很不适应，经常手足无措的样子。有一天，我刚将车子停在路边，父亲提了一桶水，拿了抹布过来。我不解的问：“爸，你干吗？”

“我给你擦车子，省的你在外面洗车花钱。”父亲说。

我说：“不用呢，要你洗什么车子？我在外面洗的又快又干净。“

父亲有点失落，默默的将桶里水倒了，默默的回家。

晚上母亲对我说：“你爸给你洗车子你怎么不要他洗。一晚上闷闷不乐的，饭都吃不下去。“

我很不解，后来才知道，父亲忙了一辈子，一下子闲下来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废人，公司的事情他又插不上手，如果每天能给我洗车子，也能有点事情做，也能省下不少钱。

一直想和父亲解释，但是往往话到嘴边，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与父亲，从小就没有好的交流方式，这让我苦恼，也让父亲苦恼。等过了一个多月，我对父母说：“要不咱们开车去天安门，你们来北京这么久，都不知道天安门长什么样子。“

父母说好，于是开车从石景山上了西长安街一直向东开去，到了天安门门口。父亲问：“好壮观啊。”我说：“是呢，我们就是在长安街上，十里长街送总理的长安街。”父亲左右看看，叹了一口气，说道：“啊，这就是长安街啊，和别的路没有什么区别啊。“

其实，一条路的意义不在它的宽度和外在结构，应该是其中蕴涵的文化、历史，但是这些没法和父亲说得清楚，也就哦了一声。后来带父亲参观故宫，当穿过金銮殿时候，我说这地面很讲究，说这是金砖铺路呢。父亲好奇的看看地面黑色的砖头。“没看到金砖啊。“

两三年后，父母慢慢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母亲结识了不少北京老太太，早晚和他们跳跳广场舞，也帮我们带孩子，买菜做饭，非常充实，但是父亲还是有点不适应，经常一个人坐着，听着广播，广播声音放得很大，坐电梯时候，我说：“爸，收音机声音稍微放小一点，免得吵了邻居。“父亲哦了一声，索性关了声音机，回到家又默默坐在自己的房间。有时候，我进他房间说几句，但是更多时候父子相对无言。我就没话找话。“爸，你想吃点什么，或者喜欢什么？我给你买。”

父亲抬起头，看着我。说：“家里什么都有，还买什么？而且每天吃这个吃那个，还要吃什么？”

我说：“那你要是没事急得慌，帮我洗车吧。这几天忙，我忘记洗车了。”

“不洗。当年你那车子差都怕我洗坏，现在换了好车我更不会去洗，碰坏了，不好。”

我很惭愧，说道：“爸，我不是那意思，接你们来北京就是想让你们歇歇，你给我洗车我多过意不去啊。”

“累了一辈子，什么活没有干过？洗车子还能累了？”父亲反问我，然后又变的沉默。

每到这时候，我就希望清明节早点到，父亲和母亲每年回老家做清明，一来一去要一个月时间。再回北京，父亲脸色欢愉了不少，会和我说说这一年故乡的人物山林变化，脸色偶有得意，说老了老了算是享福了，吃得好穿的好，还不缺钱花，不像他那些老伙伴，有的东西一辈子没听说过，生病了也没有钱，不敢去医院，甚至还有老伙伴为了几块钱油盐钱在大河里筛沙子卖呢。

那时候，父亲身体也不好了，糖尿病、心脏病、脑梗等叠加，经常送他去三甲医院复查，每次复查完时我都拜托医生一句：麻烦开最好的药，在我爸面前不要把病说的太重。因为我知道父亲心重，如果医生和他说了真实病情，他的心情会瞬间低落。父亲对于医生善意的谎言半信半疑，从医院回来，在车子里就急着问我：医生说的是真的吗？我的身体真的没事？我说：“医生的话你不信，信谁啊，都是一些老毛病，没事。“父亲听了长出一口气，然后又问我，说：“花了不少钱吧？有没有四五千？”我说：“没呢，再说你儿子现在多少能挣一点钱，给你看病的钱不缺。”其实，父亲每次复查和开药都在一两万左右，因为那些进口药很贵，父亲又没有城里医保。

父亲得到我肯定答复，心情好了不少，到了小区门口，催我停车，说：“你公司事情多，我自己走回去，别耽误你时间。”然后下了车，自己走进小区，透过车窗，看他的背影，似是有点孤独，他一路走过去，很少回头看我。

这样过了四五年，父亲的身体终究没有抵过病魔的侵蚀，行动变得不便，送他去医院检查，除了康复能够稍微缓解，吃药已经无济于事，但是父亲不太愿意配合康复，医生对我抱怨：“你爸这样子，我没法子啊，你们家属要好好做做他的工作，让他配合康复治疗。”我和父亲谈，父亲半天不说话，然后说：“这家医院不好，你帮我换一家医院。”我说：“换一家医院也是这样啊。”

“那我回家。”父亲说的回家是回故乡老家，他一直把在北京住了七八年的房子当作我家，而他家是山村的那几间房子。

父亲要回老家的态度很坚决，我和母亲商议，希望她能做做父亲的工作，母亲沉吟半天说道：“你爸想回家就回家吧，毕竟叶落需要归根，人老了，住哪里都不如自己家好。这几年，虽然你和小娟对我们都不错，但是毕竟没自己家里自在，而且家里也有农村医保，看病也便宜。”小娟是我妻子，七八年来，婆媳之间没有吵过架，和父母相处非常融洽。我说：“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把这里当作自己家呢，毕竟你们就我一个儿子啊，按理说，应该儿子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再说，我也不缺钱，更不缺你们看病的钱。”

母亲摇摇头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性格，犟得很。你就听他的吧，别的不说，这里大马路上哪里都是车。他都叨唠过好几回了，还是家里路走的舒服。我们回去，我也好照顾他，你们不忙的时候，带孩子多回去看看。“

父母回家，我们俩口子好长时间不适应，孩子更是想她的爷爷奶奶。平时想回去一趟，不是这个事就是那个事，总是不能成行。19年春节，开车回去刚呆了三天，到大年初一，武汉疫情愈来愈严重，因为北京疫情防控需要，不敢在家多做停留，正月初二开车回京，父亲颤颤巍巍的站在启动的车子前，问：“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我现在连路都走不稳了。“

我说：“很快，疫情稍微好点我就带孩子回来看您，您在家好好养病，和我妈别担心钱，更不要心疼钱。“

原本以为这次疫情就如03年非典一样，来的急促好得也快，却没想到成为一场连阴雨，淅淅沥沥的。20年春节前后河北爆发疫情，出京不太容易，没有回去，等五一回去的时候，父亲已经行动不便，坐在轮椅上，我想扶他起来走走，父亲摇摇头，含糊不清的说道：“路不平，走不动了。“

我问：“咱们还是一起回北京吧。“

父亲不说话，只是摇头。五一在家呆了五天，陪父亲说话，我说的多，父亲说的少。第五天，六安发现病例，不敢在家久呆，在父亲不舍的目光中回了北京。

22年春节，公司参与冬奥保障项目，主要是奥组委办公场地、各运动场馆、各交通场站、高铁站和高铁运输的疫情防控工作，公司五六十人从一月中旬进入闭环管理，我更不敢掉以轻心，大年三十，还在办公室连夜加班处理事务。母亲年前打电话知道我不能回去后，叹息一声：“你忙我们知道，抽空尽量回来看看吧，你爸越来越不好了。”

冬奥保障到三月下旬结束，原想等收尾工作做好后赶紧回家一趟，但是事情总是很多，加上四月份北京突然有了病例，出行变得麻烦，孩子学校也不提倡家人出京。

那段时间很担心半夜接到母亲电话，一天天提心吊胆，同时内心抱着好的愿望：父亲只是慢性病，生活不便是事实，但是应该还能活几年吧。

五月六号上午九点，姐姐突然发来一个视频，视频里父亲出气急促，心情顿时紧张起来，没过一个小时，小妹电话，哭声，我的父亲没了，那一刻，浑身变得麻木，只有一个念头，我没爸爸了。

叫上在北京的姐夫，然后和社区报备，做了核算。十一点多，从北京出发回安徽。一口气开了五百多公里后，姐夫说：“别太急，事情已经这样了，再急又管什么用？还不安全。”找了一个服务区停下，换他开。服务区防控森严，除了加油，上厕所都不方便。手脚麻木，更麻木的是脑袋，心里也空落落的，说不出是难受，还是悲伤。

路上接到母亲电话，问我们到哪儿了，能不能赶在父亲入棺之前到家，按照老家风俗，人死后必须在当天晚十二点之前入棺。晚上九点三十，车到六安霍邱出口，因为北京行程码带星，不让出去，重回高速，多走一百多公里走舒城高速出口。先前已经报备村里，到了检查站还是被拦下，需要核酸、抗原检测，然后需要村里证明，立马给村委会打电话，等证明过来，又是半个小时。此刻已近十二点，母亲说可能等不到我到家再让父亲入棺了。

我说：好吧。然后看天，几颗星在天上，晚风很凉。人间寂寥。

回家后，父亲棺木放在临时布置的成灵堂的客厅，家人面容凄惨，陪着母亲守夜，母亲说：“这几天从大河滩到老屋子那条路一到晚上，鸟叫的厉害，人家说是你爸想回去看看。”

“嗯。”我给火盆添上纸钱，给父亲灵前的油灯添上香油。

“你爸这几天夜里老是喊他妈妈。”母亲继续说道。

“嗯。”

父亲葬在后山那块父亲侍弄几十年的土地，母亲说：“你爸喜欢这块地。”

“嗯。”我说：“父亲喜欢就好。就是这条路日久荒芜了，不好走，要不我掏钱修一条水泥路。”

母亲犹豫了一下说道：“你爸还是习惯走这样的山路，修成水泥路他走不习惯呢。咱们别把路改了，他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昨晚睡觉，半夜起来，准备给你爸翻身，但是伸手一摸，身边空空的。”除了母亲下意识的话语，家里人都回避父亲去世的话题，好像不说，父亲就还在的样子。

头七过后回京，临走时候，再一次看这一条蜿蜒向山坡墓地的小路，路边青草萋萋。心头闪过一句诗句：青山旧路在，白首醉还乡。父亲一生，好像始终走在这样的小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