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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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分为上中下三篇，此为上篇。综观上篇，大概分为：李唐氏族问题、关中本位政策发展及崩溃、中央及其藩镇统治阶级变迁。
一、李唐氏族问题
“朱子语录：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开篇以此导入，并指出，这句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是李唐一代史事关键所在。
李唐皇室自称郡望，原在赵郡。陈寅恪引用多种史料后，得出李唐氏族伪托高门，实有可能。
“以同姓一姓同居一地之故，遂因缘攀附，自托于赵郡之高门，衡以南北朝庶姓冒称士族之惯例，殊为可能。据可信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
并且得出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与胡夷混杂，乃是较晚的事实。据史料，列出李唐世系表：
“李熙（张氏）——天赐（贾氏）——虎（梁氏）——炳（独孤氏）——渊（窦氏）——世民（长孙氏）”
至于李唐皇室更改郡望，由赵郡改为陇西，则是在宇文泰施行[关中本位政策]过程中作出。
二、关中本位政策发展及其崩溃
宇文泰率六镇小部，割据关陇，抗衡高氏。前期异常艰难，直到发现一新途径——关中本位政策。
陈寅恪论述到：
“以关陇一隅之地，无论在物质、精神远不如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非独物质上处于同一利害关系，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安定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其第一阶段，即是改易西迁关陇汉人中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以断绝其乡土之思。”
李唐皇室，更改郡望赵郡为陇西，即在此时完成。
隋、唐前期继承了[关中本位政策]，一是隋唐皇族出自该政策下集结的集团；二是隋、唐前期，统治阶级基本出自该集团的后裔，无论将相，文武合一，更不容其他统治阶级存在。
武周时期，大兴科举，破格用人，加之关陇集团趋于衰败，进士出身之文人士大夫阶级借机兴起，文武殊途，将相不再出自一族一家。
此后，宰相多出于翰林，边镇多用蕃将。
安史之乱爆发，导致[关中本位政策]不能维持，关陇集团业已崩溃，中央与地方统治阶级，遂发生变迁。
三、中央及其藩镇统治阶级变迁
（一）中央统治集团
安史之乱后，中央威望及其控制力，明显下降，地方藩镇割据，形成中央、地方两大统治集团。政治军事不统一，社会文化也完全不同，此维持近一百五十年，直到唐亡。
陈寅恪论述到：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加以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
期间，中央统治集团，分为两类人：
“一类为受高深文化之汉族，多是新兴阶级——士大夫，多是科举出身；二是受汉化不深之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后期，实握政治及禁军之权，即阉寺阶级。”
至于阉寺擅权，陈寅恪在中篇《论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有论述。
而作为新兴士大夫阶级，即使是科举正途出身，也有郁郁不得志者。其中原委，除自身阶级问题外，与唐朝后期，牛李党争有莫大关系。
陈寅恪在《论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论述到：
“又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放荡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娼妓文学有密切关系……然则进士之科其中固多浮薄之士，李德裕、郑覃之言殊未可厚非，而数百年来社会阶级之背景实与有关涉，抑又可知矣。”
一集团衰败必伴随一集团兴起。一集团兴起，也伴随着内部斗争，相互倾轧，直到集团覆灭。
陈寅恪在书中，列举了李益、董召南等，或因仕途无望，或不得志，而北走河朔，寻找出路。
然而，为何北走河朔？河朔地区，汉化不深；门第之见，远不如关陇集团、山东士族森严。如幸运，即可施展才能。
（二）地方统治集团
陈寅恪提及：
“古今论安史之乱，归咎于天宝政治宫廷之腐败，是固然矣；独未注意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者也。”
而造成此种现象，陈寅恪认为是种族与文化有关。
“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
然而，河北之地，从东汉到隋，一直都是汉化程度较高，为何到了玄宗朝胡化严重，成为安史之乱的源头？并在安史之乱后六七十年，仍然有着强劲的实力，割据一方？
陈寅恪罗列了安史之乱前后，河朔地区的将领。综合分析，这些将领中，大半为胡人。而胡人中，又有不少沾亲带故，形成关系错综复杂的胡化集团。
同时，陈寅恪试着分析了河朔胡化的成因：
“有远因为隋季之丧乱；有中因为东突厥之败亡；其近因或主为东突厥之复兴。”
隋季动乱，羯胡侵入西北，辗转迁徙到东北。羯胡，陈寅恪考证为中亚月氏种人；东突厥之败亡后，必有少数向东迁徙到东北。
而东突厥之复兴后，其势力远及中亚，此时，必有中亚胡族向东北迁徙。河朔之地，遂成为各胡种，各部落杂居之地，风俗渐远离汉化，迥然不同其他地区。
安、史虽败亡，然其经营河朔之地多年，部下多为胡将，又笼络其他胡族，势力早已渗透到河朔及周边地区的边边角角。加上唐中央政府在平叛过程中，对叛乱剿灭不彻底。后期，囿于党争、阉寺之祸及其周边少数民族侵扰，无暇顾及胡化地区，坐视藩镇势力，割据一方，愈演愈烈而成为地方实际统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