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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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不记得是哪一天了，浓浓的云里藏着泪一样的雪花，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割着。世界在昏暗的天空下喘息。
我们一家人已经断顿三天了。母亲用两条干瘦无力的胳膊抱着一岁半的妹妹，蜷缩在土炕一角。妹妹因为饥饿间或地哭累了，没有力气再哭了。母亲因饥饿而断奶了。母亲的脸仿佛冬日田地里丢弃晒干的白菜帮（地里的白菜帮早已被饥饿的人捡拾干净了）。我和七岁的哥哥时不时嗫嚅着“娘，我饿。”现在我们也无力再发声了，更无力淘气惹母亲生气了。坐在白日也昏暗的屋子土地的小板凳上昏昏欲睡。我们都在等着出门三天寻食的父亲归来。父亲就是我们的救星。有了食物我们便能继续活下去，没有，只能等死！好多家庭都出去讨饭了，我们太小，母亲带着我们三个连讨饭的愿望都无力实现。
父亲终于回来了。父亲背回了半袋带泥的高粱穗，进了栅栏院门，就无力地跌倒了，爬着进了屋内。脸上又黄又脏。手和身上裹了一层泥土。父亲是步行去八十里外的一个县境内，在冰冻的田野里用手挖拾的遗失的高粱穗（那个县有自留地日子还好）。父亲三天没吃没喝，回来的时候吃了一把带土的生高粱粒子。
母亲看见了食物，像死了重新活过来似的，把高粱里的泥土洗净，煮熟了吃。我们都活过来了！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父亲说去和二大伯讨钱吧。五十年代，父亲还是单身的时候在内蒙包头市当工人挣了些钱。二大伯结婚时父亲给他买了台缝纫机。那个年代一台缝纫机可是豪奢的家什了。二大伯是南下部队干部，转业到甘肃天水市一家兵工厂当干部了，日子当然过得要比乡下好的多了。
父亲的命很苦，他四五岁的时候没了我爷爷，爷爷从田里回来得了风寒急病死了，就又回到田里；十岁左右又没了我的奶奶，听说我奶奶看“外病”半夜让马车拉走去给别人看病了就没回来。父亲是跟着一个大他十岁一个大他六岁的两个哥哥长大的。从我有记忆起，饥饿的日子把父亲吃的黑瘦黑瘦的，沧桑岁月的犁耙在他三十多岁的脸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沟壑，像冬日的田野，挤不出一点春天的笑容来。一脸忧郁发愁的样子。父亲年轻的时候一定很英俊，个子也高。成家后有了我们兄妹三个，负担重了，又赶上那个年月。然而在那个人不得自由的年代，又有几家不贫穷。那时人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吃饱穿暖。从不敢奢求更好的享受。可是却像摘星星一样难。
我们居住的村庄叫耿庄桥村，是一个古朴而安宁，祥和也落后的村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都是安分的庄稼人。才刚解放的时候，人们欢呼了一阵，当家做了土地的主人，然而随后又土地集体所有制，把人们的手脚又束缚住了。人们只能坐着这艘大船乘风破浪喝西北风。我们这个村子同国家的命运同呼吸着，虽然只是中国这只大母鸡的一片羽毛。耿庄桥村是公社所在地，只有一条南北宽四米的大街，其他都是弯弯曲曲狭窄的小胡同。整个村子沿着南北流向的滏阳河岸而建，河弯曲，房子也跟着弯曲。全是一层的平顶房。房屋的方向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外来的人就辨不清方向。那时滏阳河里常年有水，从村庄中间穿过。是从邯郸流入天津的。清清的水里鱼儿自由地游着，时时泛起好看的水花，像绽放的花朵。这时人们看到鱼儿既羡慕又想吃了它。有一座桥，像一个驼背的老人在河上横着，水里的倒影无人打扰，神态龙钟仿佛在沉睡。只有夏天孩子把它弄得凌乱，孩子一走，又拼在一起安静地睡下了。桥通着大街中间的十字路口。路口有一家公社的饭店，一个百货门市，一个五金商店，一个邮政局分别占据着四个角。这些公家单位算是公社所在地的唯一标志了。没有一家个人经商的，也是不允许的。生产队的钟声一响，社员们穿着破烂衣服像一群乞丐在各小队的钟下集合，然后队长分配工作，一起下地干活了。人们的生活是单调而麻木的。只有村庄的夜晚是漆黑而安静的。没有电，更没有路灯，星星贼亮。人们可以安眠享受美好的梦境。
五十年代的时候，哪家有娶媳妇的喜事了，人们便热心地去帮忙，都沾一点喜气，吃一顿带肉的粉条菜。条件好的可以吃到白面馒头。对于生老病死，人们是司空见惯了，也看开了，并不那么关心。仿佛看花开花落一样。最关心的就是吃饭，怎么解决温饱问题。人们绞尽脑汁发愁地想，却也无能为力。关键你想也是空想主义，每天还要像会说话的牛一样被驱赶进田野里劳作。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对未来美好的企盼，这个企盼支撑着人们活下去。不然活着便毫无意义了！
我想父亲也是有这种想法的。当然也有养育孩子的责任。
田里的的庄稼收完后，冬闲了。
父亲从亲戚那里借了几元川资，带着我去和二大伯家讨债。我不明白为什么带着年幼的我去。大约是让大伯大娘看着孩子挨饿可怜，能给些钱吧？我不得而知。父亲之前去和二大伯讨过一次债的，却是带着轻松的希望而去背着沉重的失望哭丧着脸回来的。
我和父亲做客车先到了邢台。再换火车去兰州。倘若车费全买的话，钱是不够的。父亲抱着我挤进了火车，像狗一样蜷在厕所过道的角落里。到了郑州被查出没有买火车票。几个穿制服的乘警把父亲和我带下了火车，进了一个审讯室样的办公室。父亲胆怯地抱着六岁的我，接受审问。我吓得哇哇大哭。一个年轻的像猴子一样的乘警发出虎一样的声音吼道:“不要哭了，再哭摔死你！”我于是吓得不敢大声哭了，忍着抽泣起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像如来佛样子的人，说不要吓孩子。父亲大约也哭了，我那时顾不得注意父亲。只记得父亲哀求说，我们吃不起饭了，饿了好几天了才去甘肃二哥家讨债。年轻人把父亲身上搜了一遍没见钱。骂了一声“穷鬼”。父亲说我们出来两天了还没吃过一顿饭。他们大约知道河北乡下的艰难。那个如来佛似的人让猴子乘警带我们去食堂吃了饭，又把我们送到了候车室。父亲其实身上藏着几块钱呢，没有被发现。
人到了饥饿面前，什么尊严，廉耻，面子都顾不得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不偷不盗就是好人了。只有吃饱了喝足了的人，才讲面子，尊严。
都说千里迢迢，我们是两千里地迢迢，忍着饥饿，好不容易来到了甘肃天水市二大伯家。是满怀着希望的热情，是一只饿了几天的流浪狗见到了主人渴望赐予食物的心情。然而不但没有给食物，却给了一砖头。说是我们见到了下班路上的二大娘没理她，把她气病了。真是冤枉，我们哪里看到她了？我们这么远跑来，见到你会不说话吗？你见到了我们怎么不说话？！反倒怪我们！岂有此理？！总之二大娘被气病了，在床上躺着，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围着她。我是从窗外看到的。二大伯把我和父亲带到一间堆积杂物的又湿又暗的屋内，在数落父亲。父亲很委屈地说:“我确实没看到嫂子，看到了能不说话吗？我是来要钱的，不是来寻事生气的。”二大伯给我们简单弄了点吃的，我和父亲狼吞虎咽地吃了。二大伯是一个比父亲矮，面容白而红润却无表情的人。二大伯把我和父亲带到他厂子里，安排在一间闲室里休息。第二天二大伯说，“你们回去吧，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也没有钱。你把你嫂子气病了，还得看病。”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二大娘的计策，不然怎么拒绝给钱。我和父亲当然待着不走了。二大伯的家是四五间大瓦房，玻璃窗宽大而明亮。我们家低矮的格子窗是用白棉纸糊的。为了明亮也防止易破都用鸡毛涂上了凌乱的桐油。冬天能弄到透明塑料布就不错了。我和父亲在那里呆了四五天，也没让我们进入他家的正房，但是从窗外看，室内装修干净整洁，收音机，电风扇，一张大大的木床。在那个年代算是豪华的了。我在村里是没有见过的，我只是在小人书上见过。乡下都是土坯炕，冬天可以烧炕取暖。与我们家比，真是天上与人间。二大伯每天都赶我们走，也不曾和我亲近一下。二大伯赶我们走的时候开始说话是慢慢的，显出温和而无奈的心情。我父亲生气地说:“哥哥，我的亲哥哥！当初是我给你花了钱，如今倒是我没理了。我日子没法过了，才来要钱，不然也不会要。你的条件这么好，就是我当初没给你花钱，你是我的亲哥哥，也不能眼看着你年幼的侄子饿死，你亲弟弟饿死呀！你就帮帮我吧？！何况我是来要你欠我的钱。”二大伯无奈而冷漠地说:“你给我花的钱我记得你的好。可是那是我结婚前的事，你嫂子不知道，她不认这个，我也没法。我所有的钱都是她管着。你也替我想想难处。”哎！我的父亲生气着急都不管用，便开始哀求了，可是二大伯起身走了。二大伯的儿子我的哥哥也不曾和我一起玩。之前二大伯一家回老家，我们家是热情招待的，那时我和这个哥哥可是每天在一起玩，我还带他一起去田里偷脆瓜；一起去河畔高高的柳树上捉鸣蝉；夜里一起去生产队库房的屋檐下抓麻雀呢。我这么远来了，却未曾谋面，不，不能说是未曾谋面，我看见过他骑着车子上学放学呢。他也知道我来了，就在他家的陋室里，却不曾来见我。总之是未交一语。又过了两天，父亲和二大伯好说歹说，几乎下跪了。二大伯仍坚定漠然地说:“我手里一点钱也没有，你家再难，我也没法。”呆了四五天，父亲看实在讨不到钱，倘若找二大娘就得吵架，更讨不到钱了。又不想闹得太厉害，垂头丧气地说“我们走吧！”。那时父亲的心一定是痛苦不堪绝望至极了。
去哪里呢？父亲带着我去了市外的土山里。那里真是一块石头都没看见，全是起伏不平高高的黄土山，像一堆堆高大的坟墓。冬日里不见一丝绿色。我想夏季也未必有草长出来的。一眼望不到边的枯竭贫瘠的黄土高坡，连一棵枯树都看不见，除了土还是土。人们穿着破旧的棉袄，腰间缠着麻绳，头上是白羊肚毛巾成了悲哀的灰黄色。马车、人力车艰难地拉着山一样的土，路上尘土飞扬。与二大伯住的市里形成了天地之别。不知父亲之前是怎么结识这位住着土窑洞的朋友的。大约是个光棍，年纪和父亲相仿，黑黑的，矮矮的，瘦瘦的。那个年代，黑瘦是穷苦人的统一形象。只要一白一胖便不是农民了。窑洞很像一个墓穴，洞里昏暗然而可以看清人的模样，是从洞口门上窄窄的窗子里漏进的可怜的光。窑洞里是土炕，土锅头，土墙。一口铁锅。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了，没有桌椅与凳子。然而人很热情。让我们坐在热热的炕上。也没有让我们喝水。大约水是很缺的。父亲抱着我坐在土炕上，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温暖。又仿佛一条鱼终于从严酷的冰里解冻游到了温暖的春水里。父亲一只手拦着我的瘦弱的身子，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头发，我觉得很亲切。这便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暖心的爱抚了！我无忧无虑地小声唱着“东方红，太阳升……”那时我也不会别的歌。父亲有说有笑地和主人畅所欲言，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和父亲在窑洞里吃了一顿香香的莜麦面，说是不能吃的太饱，不然过后会饱涨难受。父亲是来借路费的，不然不能回家。朋友说，“给你几块钱，不用还，你有老婆孩子，得养。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好打发。他的声音是带着甘肃味的普通话。”的确，他像一只孤独的麻雀，饿了觅点食就够了。
这次去二大伯家讨债的唯一收获是我拿回来了一把木头玩具手枪。我忘记了是我二大伯给我的，还是我偷拿的了。
后记:
后来我们都大了，家境日渐好转，再没有去二大伯家讨债。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去省城做生意，家里也富起来。我和哥哥也结婚成家。父亲的脸也舒展开来，洋溢着幸福。好多家庭不和谐是因为贫困。后来二大伯也死了，国有企业改革后，二大娘带着儿子我那哥哥一家回到了老家县城，他们不适应那里的生活了。我那哥哥也来老家看我的父亲了，我们也去看望了二大娘。父亲再没提过要钱的事。我们又亲如一家了。也本来就是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