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计亮叔叔

这几天心里颇是不能平静，拿起书来又放下，夜里睡着睡着便惊醒了。今天哥哥打电话说计亮叔快不行了，已经瘦的像一根柴火棍。老是向哥哥问我的情况，向堂弟（计亮叔的儿子）问我的情况。总之是不放心我，怕我生活的不好。因为我刚经历了一场生活的坎坷。因为不得已的缘故计亮叔的家人也没有我的电话。哥哥便把堂妹的手机号告诉了我，让我和临终的叔叔说几句话。我拨通了堂妹的手机，问了计亮叔的情况，看和叔叔说几句话方便吗？堂妹说方便，当时还清醒，便把手机给了计亮叔。

“叔叔，我是秋安。你现在能吃饭吗？”

“不能。”声音像细棉花绳无力。

“能喝奶粉吗？”

“不能。我快死了……”

我的心顿时疼痛起来，不觉泪如雨下。

忍着痛楚说:“不会的叔叔。输输液，过两天就好了。”

“我……不……放心你……”

“叔叔，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我在一个公司打工。还能过的去……”

此时我的脑海里现出一幅病榻上一位老人与病魔抗争的图像来。病人蜷缩成干虾一样，多么痛苦绝望与无奈，他们多想再活几年，几月，那怕几天；他们多么留恋亲人们，留恋阳光和土地上的庄稼。痛苦地煎熬着，苟延残喘几天，睁着眼睛咽了最后一口气，……我曾经历过父亲母亲临终时的大不幸。真的死不瞑目，都是我亲手把老人的眼睛关闭的。

他们是普通人，不可能像大智者，或者开悟的佛弟子视死如归，心里有一方西方乐土。

后来堂妹发信息给我说，通完电话，计亮叔哭了，然后让堂弟叫医生，要求给他打一针断气的针……

计亮叔是我三爷的大儿子。

关于我的三爷我是一点记忆也没有了。早早地故去了。留下我的三奶奶把我的姑姑和年幼的两个叔叔像放羊一样拉扯大。姑姑出嫁之后，因三奶奶是一个裹过脚的小脚老太太（也许并不老，然而在年幼的我眼里是很老了），不能下地劳动，只能干些针头线脑和锅头上的活。为了生活两个少年的叔叔不得不下田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所以未曾读书认字。待到计亮叔年岁稍大便能参加生产队各项劳动了，因为从小吃惯了苦，什么样的苦活累活也能干，便成了一个好劳力。去田里挖沟，便第一个挖的深过了头顶；耕田，把牛马训的像羊一样温顺；扬场，用木锨把谷麦扬成一片云。

计亮叔到了结婚的年龄却说不上媳妇。家里只有公元一九六六年地震后分的两间排房，家底穷得叮当响盖不起配房，就算有人说媳妇亦没地方住呀。眼看着同龄人都娶了媳妇，三奶奶和叔叔只能干着急。

过了两年生产队换队长，因为计亮叔劳动积极，为人又正直，且敢说敢干，本来可以当正队长的，因没有文化，便当了副队长。当了队长便有人给说媳妇了。可是没有房子怎么办？叔叔便找大队的冯群海支书。冯支书亦是关心穷人的好支书，说，年龄大了，说上个媳妇不容易。便破例批了一块宅基地，是村边的一个大坑。农闲的时候便找人拉土垫高了起来，打泥墙弄了两间房子。院子是一块土台，四周接着天地无边的田野。屋里盘了一方土坯炕。连桌椅也没有，只有一条斜腿长凳子。一家人欢天喜地，用带棚的马车带着星星把新婶子娶了回来。婶子穿戴朴素然亭亭玉立，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很是漂亮。一年后便有了收获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三奶奶高兴的合不拢嘴。计亮叔自然心里亦高兴，逢人说话便很温和，洋溢着一脸幸福。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再后来又生了一对龙凤胎，人丁兴旺。一日叔叔一个外村的朋友来家里，计亮叔不在，婶婶一个人在家。朋友问:“计亮去哪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婶子只拿两个忽闪的眼睛看他，没言语。过了一会计亮叔回家来了。朋友说:“我和你家里的说话，她怎么不理我呀？”叔叔说:“我俩在一起过了好几年日子了，人家都不和我说一句话。又不认识你，还会理你吗？”

叔叔虽然大字不识，然而也记账的，找邻家学生代笔。记生产队哪块地需要买多少化肥，哪块地该浇水了，哪块地该打农药了，买多少农药等等，之后需要了仍找邻家学生给念念。

那时生产队里有正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员，有一段时间还有妇女队长。虽然有分工，有了需要亦相互帮忙，亦相互监督。每天吃过早饭，街口铁锈的大钟铛铛铛一响，社员们到齐了，分了活，正队长带一班人去河东锄地，副队长带一班人去河西五节地打农药。有套了马车去拉粪的，亦有去清理仓库的，保管员看管着。

冬日的晚上，生产队的干部们开会晚了，便去光棍二行老人那里赊一只鸡，去六子家赊二斤馒头（赊的账年底用粮食还），打五毛钱一斤的高粱酒，趁热吃了，亦算特殊情况了。

一年的秋天，我父亲给队里看场，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人，队长信任，才让去看场的。新打的一堆高粱山一样在场上堆着。半夜时分，保管一个人拿了一条布袋，在高粱堆旁开始装，他明知道父亲就在旁边睡着，却也不吱一声。装了满满一布袋高粱扛起来便走了。像弄自家的东西。

那个年月，家家户户都不够吃的。父亲虽然看场，家里没吃的了，皆是空闲时去地里拾高粱。那时秋季地里种的皆是杂交高粱，因为产量高，且不怕水淹。种玉米谷子产量太低，且雨水大了便淹死了。那年月夏季雨水大，三年两头淹。

计亮叔虽然是副队长，从不曾多拿过队里一粒粮食。

因为责任所在，父亲便把保管私自弄高粱的事告诉了正队长。正队长和计亮叔商量，要求上告大队，严肃处理保管。在哪个年代如若以偷盗罪论处就严重了。计亮叔说，让他把粮食扛回来，做个检讨算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日子确实也不好过。

保管便很感激计亮叔叔。

我母亲很埋怨父亲不该去告诉队长，怕得罪了保管，母亲还给保管赔了不是。

母亲说，多亏计亮这样处理，不然闹到上面把事情搞大了就结死仇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公社来了一个高书记。号召全公社移栽小麦。因为那年月没有化肥农药机井（用机器打的深水井，那时皆是人工挖井，不够用。）小麦亩产一二百斤。农民每年辛辛苦苦收了小麦，上交了公粮，自己便吃不到白面了。锅上锅下，一天三顿便都是高粱面了。虽然计亮叔是队长，我三奶奶冬天还要去地里挖白菜疙瘩（白菜根）吃，春天挖野菜，捋榆钱及榆树叶子吃勉强度日。

移栽小麦，就是提前把一块田密密地播种上小麦，长起来二三寸高，挖出来，用小铲子一株株一行行栽种到另一块空地里去。

那个劳动场面是空前的宏大。人们激情高涨。地里有公社指挥部，放着国歌的高音喇叭，听得人心慌。路边到处插着五星红旗。全村男女老少全部出动，学生停课，皆投入到光荣的移栽小麦劳动中去。队长们双手叉腰，个个厉害的像警察，喊着骂着，谁消极怠工就捆起来打。我的计亮叔叔并不显那么威风，只是比原来催的急了，但是从不打人骂人。第二年小麦亩产果然大大提高。不知是移栽小麦的缘故还是风调雨顺的缘故。还全县推广了一年。现在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没有人再做这原始退化劳民伤财的劳动了。计亮叔后来每每回忆这个场景，感叹不已。

后来土地皆分到各家各户。生产队的事情少了，队里便剩下计亮叔一个队长，大事小情都得他管。农家人亦吃上白面馍馍了。

何老二和王老大是地邻，由于对土地的热爱，故而看土地异常亲近认真，是自己的不能少要一厘，不是自己的亦不多占一厘。一日，何老二闲来无事，便找了个尺子量了自家的地，结果发现少了一尺宽，便把地边向西邻王老大那边移了一尺宽。因为东邻便是计亮叔的地。

结果第二天让王老大发现了，便找何老二说理。何老二说，我的地少了一尺宽。不是你多占了还能有谁？计亮是什么样的人你清楚，他不会多占的。王老大说，我也用尺子量了，你把地边挪过来，我这里就少了。两个人又共同量了一遍便去找计亮叔。计亮叔让他两个帮忙把整块地通通量了一遍。结果发现距离他们地很远的一个老光棍多了一尺宽的地。因为一个人只能分一尺宽的地，没法种，正队长照顾他，便给他多分了一尺宽。

计亮叔弄明白情况后，说，你们别挣了，我给何老二一尺宽的地算了，我人多地多不在乎这一点。

两个人都满意了。

孩子多，单靠田里只能满足吃的，日子过得依然紧吧。那时计亮叔家里为了种地方便，养了一头驴，瘦且小，像一只大山羊。然而无论谁家用着了，计亮叔便爽快地说，牵走使吧。我那时因为做生意，顾不得田里活，我天生亦不是种田的料，田里草比苗长的要好。人们都说，要割草去秋安的地里。计亮叔便常帮我打理田里的活，播种，收割，小驴子当然任我驱使。

我有时想，叔叔那瘦弱身躯多像他养的那头毛驴，任劳任怨。

后来计亮叔弄了一个建筑队，给户里盖房子。跟他干活的人很多，因为他为人好，宁可自己吃亏亦不会欠工人工资的。

到的一家，开口便喊，嫂子，给兄弟们预备点茶水，一会干活的人都就来了。保证给你把房子盖的好好的。让你儿子明年娶媳妇，后年生孙子。

他喊的嫂子于是烧开一大锅水，放入一大把茉莉花茶，煮一开，用一个大盆子盛了端出来，备上十几个大碗。天热，干活的离不开水。

房主的工钱常常要年底才能给清，遇到困难户，新房子娶了媳妇，生了孙子还欠着。你去要钱，房主说，娶媳妇，生孩子哪不花钱，再等等吧。可是工人的工资到年底拖欠不得。计亮叔便借钱给了。干了几年结果自己挣不到钱，便不干了。

好不容易把孩子都拉扯大了，盖了六间新房，给两个儿子娶了媳妇，女儿嫁了，自己也老了。

记得大儿子结婚时，叔叔把一切事交代给总理，也就是管事的。主要是管钱安排人事，安排车辆，买婚事用品。在我们乡下，谁家有了红白喜丧事，便会有附近德高望重的人来义务给你料理一切事宜。主家不会管，即或会管，遇到自家的事不方便管便请总理来管了。来帮忙的人真不少，有事自然要问叔叔。有人问，买多少肉？叔叔说，找总理；有人问借多少张桌子？叔叔说，找总理。后来索性找个地方睡大觉去了。等到媳妇娶到家，下午邻居朋友把借的桌子凳子，碗筷送了，计亮叔也出来了，千恩万谢！其实叔叔去睡觉的原因是罗锅腰子上山——钱紧。

现在叔叔的两个儿子做收储玉米的生意，日子富裕了起来，叔叔也不种地了，自自在在享受了几年福。

因为我做生意赔了个干干净净，叔叔常惦记着我了。因为我和叔叔感情最深厚

。

临终却还想着我。在我和叔叔通完话的第三天，叔叔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愿叔叔在另一个世界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