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文字为吾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这是在乌台诗案中死里逃生的苏东坡，被释后走出牢狱当天所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如果放在五个月前，让北宋的御史台那些官员获知，肯定又会状告苏轼对皇帝大不敬。说实话，要在苏轼这首诗里找茬并非难事。“少年鸡”指的是唐朝的贾昌，他年老时告诉别人，自己少年时因斗鸡而获得唐朝天子的宠爱，升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由这一典故，即可以指证苏东坡是在暗讽当朝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这无疑会让苏轼百口莫辨。

北宋一朝，苏轼的名声很响，他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也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苏轼这个人性子直、城府浅，肚子里装不下事儿，一遇到不平，不是谏就是写，由此得罪了不少人。而一旦苏轼落难，幸灾乐祸的人就开始落井下石了。乌台诗案发生后，在整苏的人中，出于嫉妒其才华的不在少数。曾经是苏轼的朋友名叫林希的高官，在起草贬谪苏轼的制词时，极尽诋毁之能事，写完搁笔时却又自我哀叹：“坏了一生名节！”有的人对苏轼蒙冤心知肚明，可见到这位当朝大文豪被打倒在地，围观看好戏的心理油然而生，甚至控制不住地往人身上狠踩一脚以泄其愤。

乌台诗案缘起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当年二十岁的宋神宗继承皇位后，在王安石的辅佐下大力推行变法改革。但新法有利有弊，而以苏轼等人为首的反对派始终持有不同的声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被贬调湖州，个中原因主要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走马上任后，苏轼依照惯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在这篇《湖州谢上表》的官样文章里，苏东坡写出了略带牢骚的话语：“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

苏东坡的《湖州谢上表》，后来也是按惯例在朝廷的邸报（相当于内部新闻通报）上发表，供朝庭群臣传阅。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让苏轼引火烧身。当年6月27日，侍御史知杂事何正臣上奏称，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妄自尊大，大放厥词，愚弄朝廷。7月2日，监察御史舒亶将苏轼在杭州出版的《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献给神宗皇帝，认为苏轼的诗文处处在讽刺新法，侮辱朝廷甚至神宗本人。同一天，御史中丞李定上奏皇帝，明确指出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

曾经遭到苏轼弹劾的李定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政敌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还有像“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三首》），本是一首反映人民疾苦的悯民之作，李定竟诬其为“讽刺盐法”。又如《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良田。”原来只是为一个吴儿弄潮而死感到可惜，却偏偏被认为是攻击农田水利法。总而言之，诬告的人认定苏轼以诗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处死刑。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宋神宗下达圣旨，将此案交付御史台调查处理。御史台自汉代以来被称为“乌台”，所以苏轼的这个案子被称为“乌台诗案”。朝廷于7月28日将苏轼逮捕，8月18日送到御史台的监狱，20日开始正式提审。这时候，《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又充当告密者，指出苏轼歌咏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是在隐刺皇帝，因为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实在是大逆不道。

呆在监狱里的苏轼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经历了各种磨难。当时他的儿子苏迈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就将到监狱为苏轼送饭的事托付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他们父子之间的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听到坏消息，就送鱼去。那天，这位朋友到监狱送饭恰巧送的是熏鱼。苏轼看到这样的饭菜，心里凉了半截，料定今生难出大牢，恐性命不保。于是，苏轼在狱中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诀别诗。在《狱中寄子由》中，苏轼写道：“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说明他在狱中生活凄惨，常受审讯者的辱骂。苏轼还写道：“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表明兄弟情深谊重，希望来生还能作亲兄弟。

苏轼遭人诬陷下狱后，出手相救的人也不少，既有反对派中的退休大臣，也有革新派中的退休官员，还有在职的中立派高官，以及当朝后宫、太后等人，他们纷纷向苏轼伸出了援手。宰相吴充向皇上进谏说：“连曹操那样猜忌的人还容得下祢衡，而以尧舜为榜样的陛下还容不得苏轼吗？”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

或许是因为宋太祖早有祖训：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或许是因为众多高官为苏轼求情，宋神宗最后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苏轼到任后难免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苏轼毕竟是个性情旷达的诗人，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在黄州期间，苏轼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其中《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发了词人对昔日英雄人物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以及词人对自己坎坷人生的感慨之情。词句“人生如梦”，抑郁深沉地表达了作者对坎坷身世的无限感慨。“一尊还酹江月”，作者是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词袅袅余音。《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是苏轼当年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词中虽然书写失意，但通篇格调豪迈。此苏学士之词，实在是需要关西大汉抱铜琵琶、执铁板来高声诵唱的。

苏轼的一生起起落落，而在他身处人生低谷时，命运又往往会迎来转机。1086年神宗驾崩后，新皇帝才9岁，由皇太后临朝，朝庭重用苏轼。在8个月之内，苏轼连升三次，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主要是帮皇帝起草国书。而此时，苏轼的弟弟苏辙在京为右司谏，他把和王安石一派的政客全部降职，苏轼的朋友参知政事章惇亦在其列。章惇是刚愎之人，他把这笔帐记在了苏轼头上。当时，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而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也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再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回到阔别了16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建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用疏浚西湖挖出的河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这就是著名的“苏堤”。1091年（元祐六年），苏轼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宣仁皇太后崩，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失去了大靠山。哲宗十八岁，性好女色，骄逸暴躁，不愿学习。哲宗听从改革派的建议，重新搞新政，1094年章惇为相。当年4月，章敦、蔡京等人以苏轼“讥讪先朝”威名，把57岁的苏轼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到了6月，当苏轼还在赴英州的路上时，又遭到第二次贬谪，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到了当年10月，苏轼和侍妾王朝云、第三个儿子苏过经过半年的长途跋涉，才抵达惠州。惠州地处岭南，当时是蛮荒之地，瘴气盛行，语言殊异，此前朝庭命官从未有人贬到此地。但即使到了惠州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苏轼也没有消沉。惠州盛产荔枝，苏轼就写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在惠州还睡得香，他在诗中说：“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一个京城里的高官，被贬之后还吃得好、睡得香，这就让苏轼的政敌很不高兴，于是就向皇帝告状，再将苏轼贬到海南岛。

海南岛当时叫儋州，非常荒僻，那是比惠州更远、更苦、更蛮荒的地方。当时，大陆的老百姓都不愿意到海南岛去，被贬到这个地方仅次于被判死刑。儋州太守却对苏轼的到来很高兴，说东坡先生到此地，只不过是放逐，而不是犯人，就住在我的太守府吧。这一消息传到朝廷，上面就传下话来，说苏轼不能住在太守府。于是，苏东坡搬出太守府住进了茅草屋，他就写诗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即使后来住到外面的牛棚里，苏轼还和当地黎族百姓一起喝酒，喝醉了以后，有人担心他不能回家，东坡先生却赋诗说：“但寻牛屎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据有关史料讲，章惇认为苏轼字子瞻，而“瞻”与“儋”字相近，就将苏轼贬到儋州；苏轼之弟苏辙字子由，由为田字出头，而雷字下面就有田字，就将苏辙贬谪雷州；苏轼诗友黄庭坚字鲁直，以宜字与直字相类，便被贬到宜州。章惇的报复心之重，由此可见一斑，他是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来侮辱那几位大文人。可苏轼总是那么达观、那么开心，他随遇而安，无论遭受什么样的打击，总是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是一个精神贵族，一位精神富翁，是一个打不垮、踢不烂、拖不败的铮铮硬汉。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苏轼原以为这辈子很可能终老海南了，不承想命运又向他展露了笑脸。哲宗24岁驾崩，宋徽宗即位，开始赦免元佑大臣，远在海南岛的苏轼先后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受到热情款待；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后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号文忠（公）。史称苏轼“历典八州，行程万里”。

当初苏轼复官之日，却是章惇被贬之时。徽宗即位不久，章惇因多项罪名被追究责任，先被贬武昌，后被贬到雷州。当初苏轼的弟弟苏辙被贬雷州时，章惇不允许他在官舍中居住，苏辙租赁了老百姓的一所房子后，章惇还借口苏辙强夺民居，要求州县严厉查处苏辙。如今，被贬雷州的章惇也想向当地人租房子，这里的老百姓坚决不租，说以前苏先生受迫害到这里租房住，你章丞相弄得人家凄凄惨惨，现在你来租房子，根本没得商量！不久，章惇又被贬到睦州（今浙江省桐庐），最后死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一个流芳百世，一个遗臭万年，苏轼与章惇，一忠一奸真是泾渭分明！

“平生文字为吾累”，苏轼一生确实屡受文字之累，但他的一生也因文字而荣。诗人不幸诗之幸，政治争斗，蒙受冤狱，被贬荒岛，重归庙堂，人生磨难，苏轼为文字所苦所累，也因文字而显而荣。苏轼的文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浩浩史书中，像苏轼这样诗词书画俱佳的大家，真的是找不出第二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