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一家5口人,在乡下那个八十多平米的两间茅草屋里,生活了近20年。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那两间草房子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我爷爷奶奶为我父亲结婚而建的。与周围邻居家相比,父亲的婚房谈不上高大敞亮,但也不算太蹩脚。爷爷奶奶育有三子四女,家庭经济并不富裕,能建两间草房给儿子结婚,也算是尽力了。父亲母亲结婚后的那几年,那茅草屋也算是个安乐窝。后来随着姐姐、我以及妹妹先后来到人世,5个大人小孩住两间草房子,就有点像是挤在鸽子窝里似的。
记得那两间草房的墙壁是砖砌的单墙,屋顶由竹杆、芦笆和稻草筑就。一间房子是灶屋间,同时兼有厨房、餐厅、客厅等功能,靠后墙支了一副江南风格的双眼灶,两只镬子中间是一只汤罐,灶后堆放稻柴的旁边,还砌了一个小鸡窝。在灶台上方砌有空格,用于放置油盐酱醋之类的瓶瓶罐罐;离灶台不远,是碗橱、水缸、餐桌、长凳等。屋梁上吊了两根粗竹杆,一根竹杆上绑了许多小铁钩,用来挂饭筲箕、菜篮子,另一根竹杆则用来挂钉钯、锄头、梿枷等农具。另外一间房算是卧室,里面放置了两张床,父亲母亲一张,姐姐和妹妹一张,而我则与相邻而居的爷爷睡在一起。卧室里还有梳妆台、大衣柜、木箱子、米缸等。住这样的草房子,冬天还算暖和,夏天十分闷热难受。所以在夏天的夜晚,父亲总会在屋外场地上放一张竹榻,再在竹榻上支起蚊帐,并常拉着我和他一起睡在竹榻上。当年我躺在清凉的竹榻上,透过蚊帐仰望夜空繁星闪烁,耳听蝈蝈、纺织娘等夏虫的欢唱,似乎置身于一种温馨浪漫的人间仙境。
在我的印象中,家里的果树很多。房前屋后种了许多树,有桃树、梨树、枣树、杏树、柿子树、枇杷树,还有桑树、榆树、楝树、泡桐树等,这些树大多是我爷爷奶奶种的,也有一部分是我父亲母亲种的。小时候虽然生活艰苦,但桃子、枇杷、枣、柿等果实没有少吃,这也是留在我脑海中的一段有关童年的甜蜜记忆。我家屋后有一条河,河水与数公里外的长江相通,夏天有上潮和落潮。屋后河堤用砖石水泥砌了石阶,乡下人叫脚滩,也可能写作脚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和姐姐妹妹很小的时候,就在脚滩上挑水、淘米、洗菜、洗衣服。最难忘的,就是在脚滩上钓鱼了。一到暑假,我会用母亲做针线活的细针,在煤油灯上烧红后做成一只鱼钩,再把从河边挖到的小蚯蚓挂到鱼钩上,然后将挂上饵料的鱼钩抛到河当中,接下来就是坐在河边静观鱼标沉浮。那时一年到头饭桌上的荤腥很少,而我钓到的鲫鱼、鲤鱼等鱼获,则使全家的伙食大为改善。夏天的傍晚,我和姐姐妹妹一起将屋里的饭桌抬到屋外,再将一碗红烧鲤鱼或是浓汤鲫鱼端上桌,晚餐时往往禁不住美味的诱惑,我总要多吃半碗饭。
1976年无疑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不仅有多位领导人去世,河北唐山还发生了大地震。暑假期间,上级要求农村每家每户都要建防震棚,并备好应急物资。为此,父亲在屋后几棵大树间的一块空地上,搭建了一个简易防震棚。防震棚的地面铺了百多块砖头,砖上放置几块木板,木板上铺两张竹席,四周用竹帘和塑料薄膜围住(只留一个方便进出的小门),顶上用油毛毡遮盖。我和妹妹刚住进防震棚时很开心,换了一个居住环境感觉既新鲜又好奇,可两三天下来就不愿再住防震棚了。防震棚的不足之处至少有三点:一是蚊虫多,咬得人睡不着觉;二是太闷热,不通风;三是防水差,一下雨漏水严重。而在防震期间的夜晚,父亲还是睡在屋檐下的竹榻上,他认为竹榻凉爽。父亲还向我们科普防震知识,强调我们这里是江南水乡,不在地震带上,不可能有什么地壳运动。果然没多久,就听不到防震抗震的声音了。于是,我家的地震棚拆了,一家人重新住进了茅草屋。
经过十多年的日晒雨淋,我家的茅草房破损严重,出现了墙皮脱落、墙面裂缝、屋顶漏雨等问题。往往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好多家具、衣被也被淋湿了。为改变现状,筹备建造新瓦房就成了我家的头等大事。一家人省吃俭用,从一砖一瓦开始准备了三四年,再加上向一些亲戚借款,我家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成了白墙红瓦三大间新瓦房。新房宽敞明亮,再也不惧刮风下雨天了。居住环境是改善了,但我家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盖新瓦房花掉了父母亲的所有积蓄,还欠下了数百元的债。那时我家收入很少,这一大笔债就成为压在父母肩头的一座大山。记得当时的每天早晨,母亲都要到鸡窝里捉鸡蛋,等到家里凑满了二三十个鸡蛋,就会拿到街上去换钱。父亲在镇水利站工作,每天下班回家后,还要到田里与母亲一起干农活,他们种菜、种麦、种稻、种棉花,用辛勤的汗水换来劳动的收获。全家人开源节流、节衣缩食,在三年后终于把债还清了。
后来是农村发展迎来新机遇,尤其是乡镇企业突飞猛进,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以前,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被农民认为是天方夜谭。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就从神话变成了现实。随之而起的,是广大农村掀起了新一轮建房热,许多农民推倒了自家的茅草屋和砖瓦房,建起了敞亮洋气的新楼房。在我结婚的前一年,我家建了不到十年的砖瓦房被推倒,在原址上建起了新楼房。从原先鸽子窝似的茅草房,到后来面积200平米的二层小楼,这一切发生在不到30年的时光里,我家的新楼房见证了新农村建设的日新月异。遗憾的是,父亲在新楼房里住了不到两年,就因病去世了。20年后,母亲也离开了人世。我和妻子以及孩子都在外工作,这乡下的楼房空关了好多年。
一晃五六年过去,不住人的楼房老旧得很快,就像饱经风霜的农村老汉,日益显得老态龙钟。后来经人介绍,老家楼房的底楼租给苏北老周一家居住。老周和妻子都在本地企业打工,夫妻两人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在小学读书。老周人很勤快,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外出捉蚂蟥、钓黄鳝。虽然这乡下的楼房依然陈旧简陋,但有人租住就不再冷清和邋遢;特别是到了晚上,老房子不再是黑灯瞎火,而是有了柔和的灯光、酒菜的香味和一家人的欢声笑语。老房子有人租住就有了人气,有了人气就有了生机,有了生机就变得热闹,老屋不再孤独寂寞。
前些日子有事回到老家,一踏上故土,我的内心就油然而生一种亲近感。然而,眼见老家的老人老房老树少了,我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既有卢纶“颜衰重喜归乡国、身贱多惭问姓名”的慨叹,也有杜甫“空村惟见鸟、落日未逢人”的惆怅。勿庸讳言,农村的式微、故土的沉沦,是当今“三农”问题中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我家的二层小楼已有30多年了,我不知道这老房子还能存在多久。随着美丽乡村规划建设的推进,或许有一天会突然通知我,我家的老屋要拆除,维系我与故土的这根“脐带”,便会咔嚓一声被无情剪断。
故乡是一个人的血地,是魂牵梦绕的衣胞之地;故乡是留声机,她刻录了我们童年的哭声和笑声;故乡是老照片,那上面的一花一草、乡间小路、湾湾小河以及老房老树,都见证过我们的成长和远行;故乡还是一处最温馨的港湾,我们靠近她,会在这里寻到自己的根、寻到心灵的归宿。我真是无法想象,如果农村的老屋没了,心中的乡愁该如何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