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知有君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长汀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故乡，曾是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一度被誉为“红色小上海”。说起长汀，总会让人想起瞿秋白，这位中共早期领导人被国军俘后就关押在长汀，最后也是在长汀城郊的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前几年的一个春天，我有机会到山青水秀的长汀后，曾在这里追寻秋白遗迹，缅怀英烈功绩。

我到长汀后参观的第一个地方，是汀州试院的瞿秋白被囚处。1935年2月，瞿秋白在长汀梅径岭被俘后，一直被囚禁在汀州试院后院的一间小屋里。我走进这间小屋，迎面看到的是一尊瞿秋白半身白色塑像；小屋阴暗潮湿，靠窗处有一张书桌和一把木椅，书桌上有徽墨、砚台、毛笔，还有一沓信纸。进到里屋，看到在墙角处有两条长木板凳架起来的一张硬板床，床上铺的是白色被单，床头是叠得整整齐齐的薄被，床边有两张木椅和一个木制脸盆架。木屋外面，是一方小小的天井，这或许让瞿秋白生命最后一段黑暗的日子有点亮色。我站在天井中央，不禁浮想联翩，当年独处囚室的瞿秋白，在被囚的40天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明知自己时日无多，为何还要写那篇让后人争议的长文《多余的话》？面对死神的迫近，何以会有如此勇气持刀向内无情地解剖自我？瞿秋白不幸落入敌人之手，他应该明白自己的生命随时会被终结。后来也不出所料，国民党最高当局派人向瞿秋白劝降失败后，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密令。于是，在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走出囚室，大义凛然走向刑场。

离开瞿秋白被囚处，我沿着当年瞿秋白最后的足迹，步行10分钟左右，来到长汀县西外街瞿秋白就义处。这里立有一块醒目的大石头，上面刻有“瞿秋白同志就义处”8个红色大字。这里原是长汀县城西郊罗汉岭下一处荒凉的坟场，现在成了县城的一部分，宽阔的街道两旁是繁华的商业楼，以及罗汉新村等大片住宅区。而罗汉岭下的郊区地带，则规划建设成了长汀工业区，属重点产业集结带。这片秋白同志流血牺牲的红土地，如今基本上被绿色覆盖，这里树高、草绿、花红，已成为瞿秋白烈士纪念碑陵园的组成部分。陵园占地面积17000多平方米，园内最高建筑就是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建于1952年，“文革”期间遭到破坏，后于1985年6月重建。新建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高30.59米，贴金碑名由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题写。在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烘托下，纪念碑巍然耸立、庄严雄伟。

在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的左侧，是建于2006年的瞿秋白同志纪念馆。纪念馆占地580平方米，建筑面积990平方米，展区分凄凉家世、传播真理、力挽狂澜、一代文豪、奔赴苏区、傲霜雄魂、诸夏怀霜等八个部分，以图文、实物等形式展示了瞿秋白光辉战斗的一生。一走进纪念馆，我就看到瞿秋白半身塑像后面的墙面上，有红底烫金的几个醒目大字：“为大家开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纪念馆里的一段段文字，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都在无声地向我介绍瞿秋白的生平，向我讲述秋白同志短暂一生的不平凡的经历。看到展区的最后一部分，我眼前一亮，那是一幅鲁迅先生赠送给瞿秋白的书法作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于1932年夏与鲁迅先生首次会面，此后有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一生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始终坚持韧的战斗的鲁迅先生，将瞿秋白视为同怀知己，能享此殊荣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

漫步纪念馆，看着眼前那一张张瞿秋白的照片，我的内心有种莫名的痛惜：一位清瘦俊朗、才情横溢的文弱书生，其生命为何会如此短暂，短得只有36个春秋。我总是难以置信，文质彬彬的瞿秋白，会是两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的领导人。这个自称“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看似懦弱的书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却能挺身而出，挑起统帅全党的重担，主持召开“八七”会议，提出了武装斗争的响亮口号。瞿秋白自称“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而他被捕后的表现很不凡，他坚贞不屈、拒绝劝降，最后是谈笑自若走向刑场，一路上还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并高呼“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他的所作所为，哪像个文弱书生啊，俨然是一个侠骨丹心、视死如归的铮铮硬汉。

在我看来，瞿秋白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他早年的理想就是，“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上海大学，瞿秋白任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讲授哲学和社会学。他讲课风度儒雅、知识广博、生动有趣，深受学生喜爱。实话实说，瞿秋白是完全有条件过上衣食无忧、安逸舒适的教授生活的。

在我看来，瞿秋白应该是一位翻译大家。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外交部的公费俄文专修馆，攻读俄文和俄罗斯文学。三年勤学苦读，让瞿秋白俄语的阅、说、译、写达到很高水平，他的俄文水平更是在国内首屈一指。凭着自己的俄文专长，一心做好俄罗斯文学名著的翻译工作，瞿秋白肯定是会大有作为的。

在我看来，瞿秋白也应该是一名出色的编辑和记者。早在1920年10月，瞿秋白就以《晨报》和《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苏俄考察、采访，两年时间写了16万字的通讯报道，以及《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报告文学。1923年1月从苏联回国后，瞿秋白负责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向导》的编辑工作。1925年，他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报纸《热血日报》。1934年初，瞿秋白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委和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主编《红色中华》报，亲自为《红色中华》组稿、编稿、写稿。无论是做编辑，还是当记者，于秋白同志来说，那可是人尽其才、驾轻就熟。

其实，瞿秋白还应该是文学家、书画家、金石家、医生……这位出生于江苏常州“晋陵望族”的青年才俊，自小聪颖好学，后来博览群书、学识出众，多才多艺的瞿秋白，无论干那一行都有可能成为人中翘楚。可是，瞿秋白没有成为教授、翻译家、编辑、记者，而是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他只能割舍自己的专长和爱好，为四万万同胞站出来与黑暗奋力抗争，努力为大家开一条光明的路。革命导师马克思曾说过，如果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愿意自己堕落，就决不应该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应该整年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或实验室里逃避生活，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瞿秋白没有选择逃避，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追求真理、忠于理想、勇于负责、无私无畏，把全部精力和年轻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将一曲《国际歌》唱至生命的终点。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写了这样一句话：“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其实，历史早已对瞿秋白作出了最公平的裁判：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

“绿水青山知有君，白云明月偏相识。”当我走出瞿秋白同志纪念馆，再一次仰望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时，感觉苍翠罗汉岭下那巍峨耸立的纪念碑，犹如秋白同志威武不屈的挺直的脊梁，器宇轩昂而又正气凛然。“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眼前这一座纪念碑，那正是秋白崇高精神风范的丰碑，这丰碑，铭记着瞿秋白的牺牲和奉献;这丰碑，更激励着后来人在新的征程上砥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