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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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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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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那棵老槐树

 

我在老家没有多少祖产,两孔旧窑洞已经破败,村里人说,别说住人了,老鼠进去也会哭着出来。能让人当个东西看的,也只有院畔的那棵老槐树。

其实,该不该称它老槐树,也是个问题。据考证,一棵槐树能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样看来,这棵才活了六十来年的树顶多还在青年期,如果是这样,硬把这“老”字强加给它,真有点把黄花闺女当老太婆看了,实在是罪过。

话又说回来了,称它老槐树也是有原因的,这棵槐树是在我出生的那年爷爷栽上的,爷爷是村里的文化人,懂得十年树本,百年树人的道理。爷爷让这棵树陪伴我成长,也可以看出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这样,按流行的说法这棵槐树是我的“发小”了。

我和这棵槐树都没有违背爷爷的心愿,我们都活了下来,一个也没死。我按我的人生轨迹活着,它按它的树生轨迹生长,虽然人和树各有各的世界,但我们活在同一个院子里,也应该是“哥俩”了。六十年过去了,我饿了吃,困了睡,也没混出个样子来,还是普通人一个。它也除了春天发芽,秋天落叶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也是普通树一棵。可能是长的着急了点,我四十多岁就有人喊老大爷,五十岁以后“老张”就完全取代了我的名字,这树既然和我同庚,称它个老槐树也不为过,单从心理平衡的层面来说,它还年轻着让我独自老去,凭什么了!

如果把栽上它算作生日,我俩的生年就是公元一九五七年,它是农历六月初二栽上的,我六月初五出生,比我足足大了三天。用爷爷的的话说,在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一棵树要比一个孩子好活的多,那时候土是肥沃的,水是清澈的,空气也没有污染,再加上那年风调雨顺,槐树不但活了,而且长得很茁壮。

那年头,我的处境是无法与那棵槐树相比的。小槐树水足“饭”饱微风吹出了几分洋洋得意,而我,生下五十三天母亲就憋着奶大炼钢铁去了,吃不上奶的我饿的哇哇大哭,开始品尝到了无“饭”吃的恐惧,奶奶怕饿死我,只得熬些玉米面糊糊喂我,奶奶说,那不叫喂,只能叫灌,也许是我从小就太过聪明,那么个小东西就懂了玉米糊糊不如母乳好吃,灌进去就吐出来,后来,也许是饿的实在抗不住了,喂什么都吃。奶奶说那不叫吃,叫吞。我的聪明又一次让我过早地懂得了什么叫饥不择食。而那棵小槐树正享受着它的丰衣足食。

 

                                

人不如一棵树,这事一直叫我耿耿于怀,小时候我常常想,我怎么就活的不如一棵树呢!想了很多年没有答案。一直到我五十岁那年,我终于把这个问题放下了。放下不是想明白了,一天,我突然觉得世界上的问题有些是让你往明白想的,有些问题就不让你想明白,太明白了倒不是什好事,甚至是危险的。记不得是那位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想的太多的人永远不会得到上帝的喜欢。

也许上帝早就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很早就把它的这种不喜欢变成了惩罚。学吃奶时,母亲去炼铁,缺奶;学吃饭时,三年自然灾害,缺饭;我饿的皮包骨头,奔头大,眼大,口大,很丑。后来前胸隆了起来,医生说那叫鸡胸,营养不良引起的,长大会影响肺呼量,爷爷奶奶很害怕,我倒管不了以后的事,只想着能有一顿饱饭吃就行。

丑就丑吧,其实人的俊一生只用那么一次就够了,那就是找对象。好在我还不到找对象的时候,奶奶说长大后会长俊的,以后能不能长俊我没有在乎。在当时看来,吃一顿饱饭要比长的俊找对象都重要的多。也好在没有谁家的父母会嫌自己的孩子丑,只要不是影响一顿饱饭的事都不算什么事。

一生中我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人最怕什么,还偏偏会来什么。那几年,我父亲死了,接着弟弟也死了,不久母亲也走了,是一种塌方式死亡。爷爷最怕的是我也死掉,只要我有一点小灾小病,那怕是牙疼感冒,爷爷就惊慌失措,坐立不安。偏偏这次是一场大病,是要命的那种,这场病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过:赤脚医生告诉我,那一年我得了急性中毒性痢疾,急需打青霉素,这种药当时很缺,我爷爷已急的乱了方寸,一进门就给赤脚医生跪下,老泪横流,央求道,我就这么一点希望了,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口口声声说,我家实在不能再死人了,你就救救金厚吧。后来听奶奶说,那时爷爷只做三件事,一是白天黑夜坐在我身旁守侯,二是求医买药,,再就是点香磕头,家里的神位村里的庙宇爷爷都磕过头许过愿,实在没有磕头的地方了,一天,爷爷竟给他自已栽的那棵小树跪下,爷爷对小树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只见爷爷磕完头,剪了树的一个小枝放在了我的枕头下,又把一根红布条剪成两截,一截拴我的手腕上,一截拴在那棵小树剪过的地方,爷爷为什么这样做,谁也弄不明白。

爷爷一直以为是我沾了那棵小树的灵气才活了下来,也就认为他当年栽这棵树是他这辈子做的最英明的一件事,浇水,剪枝,驱害虫,对小槐树关爱有加,还再三嘱咐我,一辈子不能亏待这棵小槐树。

 

                                  

在小孩眼里,小树就是一棵小树,一点也不好玩。不管爷爷说的怎样神圣,唤不起我丝毫的感觉,长大后才明白,要让一棵树长在孩子的心里是很难的,因为人在儿时有足够让他们迷恋的玩伴,他们不是人,更不是什么小树。

小时候,我最钟爱的玩伴是狗,记忆最深的是我在散文《狗事难言》里写过的白驹、胸子和太君三只,白驹俊逸、勇敢、乖巧,是我最喜欢的一只,它给我递爪子,舔我的脸,和我抱着一起睡觉,后来它竟让下乡干部逼一位戴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堂爷给杀掉了,为此我哭了好几天。胸子是狗王,因为和一只小豹子生死搏斗过而得名,远近无狗能敌。我对它更多的是钦佩,因偷吃生产队玉米被主人用铁链拴在院子里,我曾偷偷看过它几次,没有了一点威风,最后英雄失志,郁郁而终。最可忴的是太君,因咬伤女主人晚上跳墙入院的情夫至使奸情败露而遭主人遗弃,但在主人外出逃荒时它却偷偷跟随他乡,守护着主人,帮了主人不少忙,而在得知自己生病将要死去时又悄悄回到老家死在了主人的院子里,也算落中归根。这三只狗应该是我儿时最亲密的玩伴。

后来因为兔子长的漂亮,我又喜欢上了兔子,也写过《做兔也难》的文章为它们的处境大鸣不平,但始终觉得兔子很寡情,也没有建立起特别的感情。最让我伤心的是一只狸猫,它是一只流浪病猫,我抱回家给它买药治病,好吃好喝伺候着,没想到病好后在邻居家吃了一次鱼后,再也不肯回来了。我去找了好几次,它竟理都不理,一气之下,我也再没理它。

再后来我喜欢过羊,但只限于山羊,棉羊不在之列,对猪一直有一种讨厌心态,但不包括猪肉,喜欢过马,对牛没感觉,对驴有一种天然的瞧不起,认为骡子是异类,喜欢吃鸡蛋,但最烦鸡的吵吵嚷嚷。

 

                               

 

和这些动物挨个儿玩了一圈后,我就该上学了,上学意味着我要从这些猫呀狗呀的圈子里走了出来,真正融入人的圈子,这应该是一种回归。但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比如,我小学时遇过一位姓乔的老师,他把我宠得一踏糊涂,凡有的学生官都让我当了,各种荣誉都是我的,家里奖状贴了一墙,这也惯出了我骄傲自满,桀骜不驯的毛病。直接后果是上了高中后因为这毛病老师对我的不喜欢,我的自信心一再受挫,一生再也没有风光起来。多年后见到乔老师,乔老师感慨我的职场不顺,我调侃道,这都怨你,人一辈子当官是有定数的,你让我小时候就把官全当了,因此后来就没有我什么事了。

再比如,上学时,我曾暗恋过一个女生,为他心跳过,脸红过,利用语文科代表的身份给她改过考试分数,串联劳动委员给他少分过劳动任务,把班里追她的男生都视为情敌,得罪了一大批情场勇士,却一直没有胆量向她表白,等到她悄然嫁人后,我才知道自己白忙乎了一场。

其后,我便糊里糊涂做了一个女人的老公,也就有了一个让我可以称呼老婆的女人。又是在不太糊里糊涂中,有了三个孩子。我这个老爸当的马虎,孩子们跟上我吃了不少苦,我还不知道对他们有什么亏欠。当三个孩子大学毕业,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时,我才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才意识到曾为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事,比起孩子的事来简直一文不值,于是没黑没夜地奔跑,喋喋不休地把自己一路精心构思并再三推敲反复修改的好听话诉说给我要找的人,挖空心思地想爆出一两句一下可以打动人的金句,但苦于没这方面才情,始终没有想出来。一路构思好的话,在要找的人面前说出来是那样的苍白,连自已都觉得啰嗦的像个嘴碎的女人,不用说感染人了。待这一切安排妥贴时,我才感觉到自己实在是太累了,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老子当累了,当腻了,也当烦了,就想当儿子。这是我当时真实的心理写照。这种当儿子的感觉只有只有回到故乡,回到我的那间破窑洞中才能找到。

而院子里的一切完全没有了我的期待,老屋的陈旧是想像中的,但老屋的破烂又让我伤心,屋顶的老砖日久分化,出现了许多坑洞,有大厦将倾的感觉。奶奶用了一辈子的那只粗瓷大碗变成了碎片,那口为我们全家熬”日子“的大铁锅爬了一层厚厚的黄锈,几只老鼠嬉闹出入,成了它们铁打的营盘,那盘从爷爷到女儿我家四辈人出生的土炕,成了知名和不知名的昆虫繁衍后代的温床,满屋厚厚的尘土竭力阻挡着我对往事的回忆。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问题,爷爷奶奶去哪儿了?爷爷奶奶喂养的小鸡小羊去哪儿了?我喜欢的白驹、胸子、太君去哪儿了?尽管这些问题简单的只用一个“死”字便能回答,有了这个“死”字这就变成了一个不是用来辩论的问题,因为这是上帝特意设定的一个事实。在这个事实面前,究竟是死去的悲哀还是活着的悲哀,就无需回答了,因为上帝在做出这样的安排的时候,顺便就出示了答案。

当我在这种孤独和悲凉中挣扎的时候,才发现了院畔的那棵槐树,和我一起生活在这院子里的一切都死了,它是这老院留下的唯一活物,不!应该还有我,是我们俩个。我好像觉得它活着就是为陪伴我,我便把这认定为一种缘分。

于是我把这种缘分归结为宿命,六十年前,从他栽上那时起,它就等待我出生,后来又等待我在那场大病中活来,当我始终把它排斥在我生活圈外,在阿猫阿狗以及人的圈子里满满折腾一圈后,硬把自己折腾成一个难入时俗的白发老翁,它却始终没有放弃这种等待,这一等就是六十年,龟裂的树皮剥蚀了曾有的清涩,粗老的树枝失去了夸张的婀娜,它一定知道,在某年某月的某一个上午,我一定会回来。甚至它还知道,那时我一定很落魄,它已经准备好了安慰我话,应该是:这个老院里活着的不只有你,还有我。

 

                               

我一直在想,完全是因为我的出生让爷爷的后半生过的极为艰难,极为凄憷,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专门给爷爷出难题的。我考上高中那年,爷爷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力,一天放学后我问爷爷,今天吃什么饭,爷爷说,无粮饭。爷爷低着头,话也说的很低,带有很大的欠意,我就不敢再问了。那时上高中,要交周转粮,要交火食费,考试完了,我不敢和爷爷提上高中的事,我知道我们家是既无粮又无钱,入学通知书来了,爷爷打发我去办事,自己坐在那棵槐树下抽闷烟,我知道他在为粮和钱的事犯愁,爷爷一定是在想问谁去借钱。或许是在精心构思并再三推敲反复修改好听的话诉说给要找的人,钱是借到了,爷爷很高兴,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给爷爷出难题的还有那棵槐树,因为槐树长在紧挨邻居的墙根头,因为槐树长得太茂盛,半个树冠长到邻居家院子的上空,春天过去了,槐花落了满院,秋天又是满院的槐叶,邻居扫烦了,每天骂那槐树,骂的多了,奶奶认为这是以树骂人。奶奶说,把树刨了吧,省得每天挨骂,爷爷说,不行,这树刨不得。这以后,爷爷总要每天早晚两次去给人家扫院,春天要扫到槐花落完,秋天要扫到槐叶落尽。一直扫到爷爷老了,病了,再也拿动那把扫帚。在爷爷生命的最后两年,这件事已经成了他最繁重的苦役。

 

                                 

自从那次回老家,看到老院里只剩下我和这棵槐树两个活物后,老槐树才算正进入了我的生活圈子。

我记得曾有个买主找过爷爷,说这棵树能做两套好车辕,想把树买下。“不卖”,爷爷想都没想就回绝了。

几年后,又有一位买主,说这树能做几副好门框。“不卖”,爷爷都没等他开口便一口拒绝。

爷爷当年很缺钱,买主的价格也不错,我对爷爷的这份坚决很不理解。

也在我那次回老家后不久,也有一位买主找我要买这棵树,我想都没想就说出了爷爷说的那两个字:“不卖”。

这两个字一出口,顿时有一种很爽的感觉,这种感觉从那里来我不清楚,只是仿佛明白这里有一种珍惜,而这种珍惜的不仅仅是一个生命。

那年夏天,我独自坐在这棵槐树下,享受着树荫赐赏的凉爽,突然想起一个问题,这树没有做成车辕门框或许是一种浪费,当我设想这一片浓荫变成了一件件僵硬的家具时,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浅薄。不记得那位作家说过,有些事只适宜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家俬是树的坟墓,绿荫才是它的灵魂。比如,同是器皿,有些是用来放东西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我想告诉我的孩子,以后生活再拮据,再缺钱,这棵树也不能刨掉。让它自然的死去,和我一样。

这是我和树的一种默契,一个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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