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背后有座山

如果没有这些雕刻，武周山也就是一座普通的石山，在中国像这样的山多得是，没有谁会刻意去记住它的名字。如果没有这些雕刻，大同也就是北国塞外一座普通的古城，在中国像这样的城也实在太多，大同也不会“牛”到那里去。

西湖让杭州成为人间天堂，阳朔使桂林山水甲了天下，这是天工所至，造物主的恩典，能有什么办法！北京名扬天下，西安名播四海，则是用几朝皇家的天威堆积而成，这虽然是人工使然，但历史上有这些皇帝老头能耐的人又有几个！然而只因一处石窟让一个充其量只算的中等城市誉满天下的，那应该只有山西的大同，大同的云冈石窟。

看云冈石窟，得用一种特殊的游览方式。你不能像游颐和园一样，三五成群，挽着情侣，嘻嘻哈哈，轻松愉快甚至或者是漫不经心地回收享受，也不能像游览承德的避暑山庄，踏着青苔和蔓草，咀嚼着口香糖或瓜子，品读楹联和碑文。看云冈石窟需要的是静气，需要的是文化，需要的是历史，需要的是一本正经。甚至你还要有一种被历史调侃的心里准备，要有一种固有情感遭到颠覆后的心理定力。即使三五相伴，最好不要互相言语，最好是各看各的，各自留一份向历史深处抬头仰望的认读，也留一份像生命本源低头思索的悟解。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能装得下几百个几千个云冈石窟，但要真正看懂云冈石窟，能和那块石壁隔着时空对话以至产生情感共鸣，绝对不比游览颐和园省时，避暑山庄省力。

石窟的伟大并不完全在于数字，因此欣赏云冈石窟也不是一件数数字的事，但我这里还必须要先从数字说起，先看这样的数字对比：A，最大雕像，释迦牟尼坐像，高17米。B，最小雕刻，无名佛，高2厘米。17米是什么阵势，足足六层楼房那么高。2厘米则只有手指蛋那么大。相差应该是850倍，一个巨无霸，一个小不点，这里的关键还不是大小的差别，而是在大小不同上表现出了同样的惟妙惟肖，大的精彩得动人心弦，小的精致的摄人心魄，要知道的是，那可是距今1556年前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的石雕艺术，那时既没有手脚架，也没有升降机，更不是放大镜显微镜时代，最先进的也许就是些独轮车什么的。看云冈石窟不去想当年的劳作场面和创作过程是不可能的，可惜的是历史无法留下这样的记录。但我想，为了这幅艺术大作，累坏的、砸伤的，甚至从那17米高处高空作业掉下来摔死的，应该是不乏其人，他们都是我中华石雕艺术的殉道者。

如果云冈石窟只有这一大一小两件雕件，也就罢了，虽然这东西也是国宝级的，但总让人觉得有些“小家子气”，看起来也不过瘾。好在这事让北魏人摊上了。好在北魏人的心志比这武周山要高的多，不整出个惊世骇俗来决不罢休，于是就有了东西绵延一公里的石窟群，就有了45个洞窟，就有了252个窟龛，就有了51000余躯石雕造像。就有了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超越60年的创作奇迹。六十年为了一部作品这不仅在世界石雕史上，就是在整个艺术史上也应该是绝无仅有。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你有什么看法，写云冈石窟，这五个人你是怎么也绕不开的，他们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元宏，宣武帝元恪，孝明帝元诩。

和我们修建修人民大会堂，三峡大坝工程一样，云冈石窟在当初也应该是“国”字号工程，这几位“帝”级领导人就是这项工程的大董事长，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位一时不高兴，发一道圣旨这一工程就会“斩五决”。当知道这一事实时，我不敢有所怀疑，但心里总觉的别扭，这倒不是他们那些半“洋”不土的名字让人不舒服，而是总认为他们这些鲜卑人，就是骑着马在大草原上驰骋的彪型大汉，就是大块吃肉大腕喝酒的纠纠武夫，就是在戏台上摸着大花脸，啧啧啧啧狂叫的丑莽之徒，而这满满文化，满满艺术，满满思想的精细石雕云冈石窟，怎么也和他们搭不上界，总认为像这种事就应该是由文治武动的汉武帝刘彻，文韬武略的唐太宗李世明这样的人做才对，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极其荒缪，但有这种想法的人也确实不在少数。

这应该算是一种歧视，这种歧视还很自然地由鲜卑族人波及到他们建立的政权北魏。这也倒不是由于北魏确实太小，也不是因为他们这几位陛下在历代皇帝的圈子里份量太轻，他们确实也有着让人看不起甚至是讨厌的地方。

我们可以随便列出这样一例：

北魏这个朝代实在太忙，最忙的地方就是宫廷之内，最忙的事就是杀皇帝，换年号，北魏从建国到灭亡历时149年，一共有过十四个皇帝，其中只有两个皇帝是病死的，其余十二个皇帝全都是被杀死的。占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七多，其中儿子杀老子的两例，母亲杀儿子的两例，宦官杀皇上的两例，弟弟杀哥哥的两例，特别是北魏的最后十年，五个皇帝都是被杀死的，平均每两年杀一个，这样北魏的皇上个个年轻，就数太武帝拓跋焘活的最长，也才只活了45岁，也没有逃脱人头落地的下场，北魏还有一件事就是换年号，149年时间共换了35个年号，在历朝历代中夺了“头彩”。

自古以来，当兵打仗，下窑挖煤是绝对的高危行业，然而在北魏最高危的行业竞是当皇帝，像这样折腾的朝代让人看得起也很难，反过来一想，鲜卑族在汉人的地盘上当皇帝毕竟是新手，就连演练过几千年的汉人皇帝老手们被杀的事也时有发生，唐太宗李世民是汉族最好的皇帝，不也杀了自己的亲兄弟，据传父亲李渊也是被他杀害，宇文化及杀死了隋炀帝杨广，林冲也不是一枪解决了王伦，在权力的诱惑下大家都一样，没有必要以十五笑百步，不要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就给了太多的贬责。倒是这样一种现象更值得研究，像北魏这样，皇亲大臣每天忙着筹划杀皇帝，皇帝又是时时提心吊胆忙着防备自己被杀，朝政受影响是肯定的，唯独修云冈石窟这件事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是历任皇帝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干就是六十多年。这大概至少也应该算是一种民族精神。

当我们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解读时，我们才发现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儒家思想让我们多了几份儒雅，我们又心安理得地把这份儒雅当成了十全十美。由此也惯出了我们不少的毛病，比如对少数民族的傲慢卑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以及把匈奴、鲜卑、羯、羌、氐称为五胡，这可不单是老百姓口语中的事，这种蔑称在《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中随处可见。事实又是，我们可以把赵洲桥叫作李春赵洲桥，还有蔡伦造纸，毕升印刷，张衡地动仪，基至每当人们提起万里长城总要把秦始皇的名字紧紧挂上。这都是因为他们有个正统大汉的好出身，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北魏文成帝打造云冈石窟与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这样说，没有秦始皇就没有万里长城，没有拓拔濬也不会有云冈石窟，可是历史上没有谁会说拓拔濬云岗石窟，不用说，其原因就是因为他是鲜卑族人。

和我们的偏狭与傲慢比起来，鲜卑人的剽悍而豁达，开放而又包容的性格倒有几分可爱，大兴安岭玩腻了，他们就跑到蒙古草原，蒙古草原玩腻了，他们又想舒展舒展筯骨，一鞭子便把战马打进关来，没想到汉人那么的不经打，他们顺手就把平城（今大同）拿了过来做了首都，建立了北魏，入关后，鲜卑人大开眼界，见汉人的饭好吃，衣服也好看，便制定了吃汉饭穿汉服的政令。后来又发现，汉人的话更有韵味，汉人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汉人的文字更漂亮，汉人的女人更温柔，这回鲜卑人更彻底，就说汉语，就写汉字，干脆连原来的姓名也不要了，统统改成汉人的名字，再娶个汉族老婆，生出一个个汉鲜“混血儿”来。北魏的这些政策，不但让鲜卑人有了一个新的活法，就连1200年以后一位伟大的满族人爱新觉罗玄烨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鲜卑族的这一变革，要比后来的满族人更痛快，鲜卑人没有像满人那样在接受汉文化时，还保留了削发留辫子这样一些满族人的习俗，以显示作为战胜者的优越和霸气，满清故然是赢者，鲜卑族也不是输家，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两种不同的文化认同方式。说白了，就像两个人各自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选择一种自己想要的活法，各自感觉好就行，别人没必要说三道四。有一句很传统的话是这样说的，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人，汉人用文化征服了鲜卑族。我对这句话很不认同，前半句虽在认怂，后半句又在逞强，这句话显然强调的是后半句。何不说成，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人，又用才智选择了汉文化，这不更好。失败就失败了，都是自家兄弟，何必硬去逞那份能。

事实上，多少年来我们对这个北魏还真有些太小看了，其实他们在施政治国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在首都平城他们很快发现在很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叫印度的国家，这个国家曾有过一个叫释迦牟尼的人在棵叫菩提的树下只拈花那么一笑，就笑出了一个佛教来。这佛是个好东西，不但能教化人，还能和世。好，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就用了吧，所以北魏的佛教就盛行了，他们还发现，汉人的饭好吃，是有很多叫粮食的东西，长粮食的是庄稼，种庄稼的行当叫农业，这农业又稳定又有保障比游牧生活好多了。还有汉家的舞蹈、音乐，让这些在草原上听惯野狼嗥叫，战马嘶鸣，在战场上听够勇士的怒吼，死伤的惨叫的人好像进入妙蔓的梦乡，神仙的宫殿，“全都是好东西，我们都用了”。鲜卑人是豪爽的，面对好东西从来不会客气。这就有了农业的空前发展，文学艺术的极大繁荣，为北魏这个不算大的王朝撑足了门面。

这一切给北魏带来了生机，也让北魏终于发现原来自己竟这样聪明，不！甚至是英明，他们高兴的有些兴奋，兴奋的有些陶醉，觉得自己的这份英明应该让百姓知道，也应该让历史记住。于是他们便选择了石雕，选择了武周山的石崖，刻吧，佛门众生都得有，刻它一个气势辉宏的佛家世界，刻吧，农艺舞乐不能少，刻它个丰富多彩的北魏社会。就这样叮叮当当六十多年，武周山再不是一堆冰冷的石头，云冈石窟这四个字把武周山这个千年名号遮盖的严严实实，并成为这个不太大的民族，这个不很强的王朝走过后留下的一个深深的脚印。

鲜卑族消失了，但鲜卑人没有死，他们已和云岗石窟一起融入了华夏儿女的行阵和中化文化的宝库。

    北魏走远了，但云冈石窟还在，这就足够让它在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行列里走出几分豪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