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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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虽然也叫菜，但它在菜族中的地位极其低下，甚至就根本归不到菜系中来。它不象家菜那样，需要辟出专门的土地种植，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样样少不得。要花费大量的投资，投入大量的劳力和时间。野菜则不然，它自然生长在野外，无需专门的土地，既不用施肥灌溉，也不用田间耕作。人们需要时它就是菜，也能上得农家的餐桌，不需要时它就是草，一锄下去，零落成泥碾作尘，不会有谁记得。
在我们乡下，野菜其实就是一种叫做苦菜的植物，另外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甜苴。一种植物一苦一甜两种叫法，这就要看它所处的年代，好的年景人们穿吃不愁，自然就叫它苦菜。但如果发现这苦菜的称呼被甜苴取代了，那一定是饥荒年了。因此，只要你一听叫法，就知道当地的年景好坏，也可以说它是农民生活的晴雨表。
叫它苦菜大概是缘于它有微苦的味道，但这种苦却好能适应人们对苦味的那种需求。苦菜还有清火的作用，十分宜于夏天食用。即便如此要是在正常的年景人们也很少吃它。只是少量挖点放在缸里腌制，用于调济口味刺击食欲而已。而大量的苦菜，却是用来喂猪的。苦菜是猪特别喜欢吃的食物，不但能节省饲料，容易长肉，而且肉还鲜嫩肥美。这样苦菜就自然成了猪的主食。
幼年时唱过一首歌，“小米饭，南瓜汤，挖野菜，度饥荒。”这首歌是我唱过的所有歌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我就是唱着这首歌加入了挖野菜的大军。刚记事的时候逢年过节还能吃点白面，虽然里边要参拌一些白玉米面，但那悠悠的麦香还是撩得人直流口水。没多久，这白面就从我家的餐桌上完全消失了。即使是过年这样的节日，也只能是粗粮细作了。一次，我对爷爷说：“我馋，实在想吃点白面馒头。”爷爷紧皱着眉头告诉我，那是敬神的东西，人是吃不得的。此后我便彻底断绝了吃白面的念头。白的神吃了，黄的也没有在我的碗里停留多久，黄色的小米饭也很养人，黄色的玉米窝头也还算可口，但不久就被一种赭红色的东西取代了，上午红高粱面窝头，又坚又硬，老年人牙不好，只有一点一点慢慢啃。下午的高粱面面条，经锅一煮便化成了面糊，只好连稠带稀灌进去。高粱面不但难吃，而且极易上火，往往是上厕所的时间比吃饭的时间长，拉下的东西比吃里的东西硬。后来赭红色也少了，这就为野菜的升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
可能连野菜也没有想到，它能有如此快的升迁，首先它从猪的食槽中退了出来，晋升到人的餐桌上。尽管在猪的口中和人的口中都是个死，但这与死在英雄和懦夫刀下的不同一样，死在人的口里总比死在猪的嘴里高尚些。大概猪们也知道了苦菜是敬人的东西，猪是吃不得的，便自觉地跑到野外吃草去也。苦菜再也不是那一小碟腌制后刺击食欲的小菜，而且迅速晋升到主食的行列，堂堂皇皇地摆在了餐桌的中央。上午：苦菜窝窝，苦菜饼子，苦菜谷垒。下午：苦菜汤面，苦菜稀饭，苦菜捞饭。绿色的苦菜成了人们餐桌上的主体，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苦菜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青睐，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这样就自然产生了一支挖野菜大军，男人地头休息时抽空挖，女人做完家务专职挖，连小学生也在放学后抢着去挖。山头上，山坡里，只要有地的地方，就有挖野菜的人头在颤动。有挖着挖着累昏在地头的，有担着野菜摔在河里的。有为了争夺几株苦菜大动干戈打架的。也有为了半筐苦菜偷偷跟别的男人睡觉的。还有跟别的女人睡了觉而耍赖不给半筐苦菜的。苦菜从来没有见过人们因为它如此疯狂就和人们从来没有觉得苦菜如此香美一样。
苦菜资源虽然颇广，但终抵不住如此宏大的“人民战争”。 苦菜资源渐渐枯竭，但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人们便在满山遍野的百草中寻找可以食用的东西。每找到一种觉得能吃的东西，老人们自告奋勇去实验，他们吃了睡上一夜，觉得没什么问题，便才让自已的儿女吃，这样野菜的家族中再不用苦菜独撑门户了，不少草也荣幸地晋升到菜的行列，成为菜族中的一员，而且也破天荒地堂堂皇皇地登上了人们的餐桌。
榆树跟野菜，本来还差好几个宗族，八杆子打不到一块，但首先跨入野菜行列的竟是榆树上的榆钱，榆钱是榆树的籽，形状好象古代的钱币。人们就叫它榆钱。夏天挂在树上象钱串，秋后洒在地上就象黄钱洒地。老百姓视为发财的象征。每当看到这些榆钱心里便会产生无限的快慰和希望，因此夏天挂在树上不摘，秋天掉在地上不扫。而现在这些虚泛的向往抵不住食欲的诱惑。还在榆钱刚刚泛绿的时候就把它摘了下来，拌在面中蒸窝头，烧饼子，有时还煮在汤面中，虽然没有什么味道，总还是可以充饥的。这样榆钱就脱胎换骨地变成了菜。
现在想起来最叫人不安的是那场人牛争食的战争──偷苜蓿。当初人猪争苦菜，猪可以去吃野草，猪没有劳动任务，多长几斤少长几斤肉无所谓，反正那时人也没有吃肉的奢望。而牛是有劳动任务的，是当时农村的主要劳力。与牛争食无异于自毁农业。苜蓿是牛的主要饲料，属于生产队的集体财产，每个生产队都是根据牛的多少种植的。人们不敢公开去割，于是每天在半夜鸡叫的时候，大人们便拿着口袋筐子去偷苜蓿，人手不够时，也让大一些的孩子去偷，他们认为教育孩子学会保住生命（包括偷）总比等着饿死强。夜幕下苜蓿地这里一群那里一群忙碌着，而且都是葡伏作业，偶然相遇，彼此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反正大家都是偷人的），谁也不理谁，装作彼此没看见。一天晚上，我也去偷了，本想偷人是一两个人悄悄干的事，没想到满地全是偷人的（这是我一生中一次性见到偷人的最多的一次），便禁不住问爷爷：“怎么咱村的人都成了偷人的了？”爷爷忙抚住我的口不让说话，爷孙俩便忙着偷起来。口袋满了，人们便匆匆忙忙扛回家。鲜嫩的苜蓿蒸煮炒都行，也很可口。因此成了人们争夺的重点。
苜蓿人吃了，牛只能啃一些干玉茭杆，牛长的比人还瘦。不少牛耕着耕着就卧倒在犁沟里不动了，鞭子再抽打，就是软得站不起来。一次我看见一头牛突然卧倒在犁沟，猛烈的皮鞭下几次想站起来都没有成功，而抽打它的正是那晚偷苜蓿最多的一位堂叔，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羞耻、内疚、怜悯、也有些无奈的感觉，还几乎流出泪来。苜蓿割了一茬长一茬，长起一茬偷一茬。便成了野菜家族中的第二大成员。不过它是偷偷爬在人的餐桌上的，吃苜蓿饭大家都闭门不出，生怕干部发现后追究苜蓿的来历。
榆钱苜蓿毕竟有限，很难满足全村近五百口人的需求，人们便打起了草的主意。于是莎蓬、棉蓬、灰吊、嫩扫帚、苦莓也先后加入到野菜的大家庭中来。而这些东西自古以来就是草，从来没有让人当菜抬举过，虽然不能活到秋季自然终老，但它们一生能让人正二八经当回菜，即使青春夭亡也感到值了。吃这些东西，自然要尝试，我的一位堂爷就是因为尝试吃棉蓬时，因去皮未尽中毒全身浮肿，最后不治身亡。临死前他一再叮咛儿女们，一是以后吃棉蓬一定要除尽皮，二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棉蓬能吃。那时人们发现了一种能吃的东西开始都是保密的，也有一些人家是专门派人偷偷侦察别人家吃什么自已也跟着去吃。这样既省事又安全，还真有些侦探小说的味道。
随着人们的不断发现，能当菜吃的草也多了起来，但这些东西顶多也是填满愁肠聊以充饥，吃的再多肚子里也只是感觉到“满”和“涨”，从来不会有饱的感觉。久而久之我连饱的感觉是什么也都忘了，但我还是要十分感激这些“菜”，因为它们做的实在是超过了它们的能力和职责范围。
野菜的规格提升了，由猪食变成了人食，由野菜变成了家菜，甚至荣升到主食的地位，树籽和野草也脱离了自已的种族，过继于菜的族系，收编到野菜这个大家庭里。苦菜超负荷的使命有了许多共同承担者，野菜家族出现了“人”口鼎盛的大繁荣，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对这种繁荣感到过荣幸和自豪，但它们的这种繁荣确确是建立在人们不堪忍受的苦难之上的。
这种苦难早已成为历史，榆钱仍然是夏天挂在树上，秋天洒满庭院，成为老百姓对富贵的企盼。莎蓬们也已经彻底摘掉了菜的封号，本本分分地当起了自已的小草，自然地完成着“一岁一枯荣”的生命历程。人们也把苦菜还给了猪，苜蓿还给了牛，神再次表现出它的气度，把白面退还到人的碗里，野菜家族显得是否有些冷落和凋弊，但这种冷落和凋弊不正是我及所有的人梦寐以求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