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梦非梦

在朋友的鼓励下，八月份把自己的文章集结成册，定名为《天台轶事》并付梓。十二月初，拿到了印刷完成的《天台轶事》。看到一摞摞喷着墨香的新书放在面前，不禁有些感慨，从未想过，有一天可以出版一本书。这一刻，竟有些恍然若梦。

或许有人问，这应该是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了吧。细想起来，自己平时也写一些文章，但还真没有做过文学梦。

小时候是没有梦想的概念的，你要说梦想，别人会说你是白日做梦，印象中梦想是贬义的，得说理想，只有理想才是崇高的。那时候，老师让写的作文叫《我的理想》，很难布置写一篇《我的梦想》。

就说理想，对我来说也没有明确的方向。虽然后来自己做了老师，而且一做就是三十年，但自己并无教师理想，报考师范学校也是懵懵懂懂，志愿都是班主任老师代填的。三十几年前，像我这样的农村娃，要不是赶上高考、中考，肯定一辈子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我算是老师的得意弟子，也是学校的骄傲。按学校的意思，是要我报考中专，但因为头一年中专录取分数高，老师怕我名落孙山。要知道那是一个农民娃跳出“农门”，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干部的最好机会，实际上当时也是唯一机会。老师自作主张为我填报了中师，据说还是和学校领导据理力争才同意的。

虽然那时并不确定自己的理想是不是当老师，但从踏进师范学校那一天开始，还是顺理成章地认可了当一名老师的选择，并一直为当好一名老师而努力。自然而然，当老师成了自己的理想，虽然那是一种随遇而安的理想。自己当了三十几年老师，其间也获得过省、市的奖励，算是对当老师这个理想有了一个交代。

前几年，离开学校到了新的工作岗位。那一段时间，自己竟有些焦虑，毕竟随遇而安的理想也是一种理想，离开学校总感觉心头有些空荡荡的。

当一种情节无法释放时，写文章便成了缓释剂。那一段时间，自己开始用文字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自己的生活感受，但那时并未思考过这些东西算不算文学作品。在记忆中，文学应该是离自己很远的概念，或许还不如小时候作文的印象深刻。

当学生时，作文是所有作业中的硬骨头，如果老师不布置，自己肯定不会主动去啃。

我上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一小块地，就在学校外面墙角边。地不大，老师平日里会带着我们种点小麦、油菜、黄豆。每次种了地，老师就会布置作文，写《一次劳动》。五月份放农忙假，假期一结束，老师又会布置作文，写《一次劳动》。农忙假结束后，农忙还没有结束，老师会带我们到田间地头捡麦穗，拾完了麦穗，老师还是会布置作文，写《一次劳动》。到底是不是每次都写《一次劳动》，我其实已经记不清，或许有时候是《一次有意义的劳动》，有时候是《我的劳动》，反正写的都是“劳动”。那时，作文怎么写，有什么技巧，老师也没讲那么多，或许，也讲不出那么多，但一篇文章要写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老师还是会讲清楚的，老师说那是“六要素”。

大多数同学的作文其实就是三五句话，“某年某月某日，老师带我们去天台一队捡麦穗”，天台一队是离学校最近的生产队，自然成了同学们作文里的常用词。也有脑袋转得快的，再写上“今天很辛苦，但很高兴”“劳动很快乐”之类的话，算是凑齐了“六要素”。对于这样的作文，老师讲评时总是说描写不具体、不详细，但如何写具体、如何写详细也没有讲清楚，同学们也是一头雾水。后来，老师干脆规定一篇作文必须要写够200字、300字、500字。一规定字数，就难住了同学们，有同学私下里商量，像老和尚讲故事一样写，“从前，有个老和尚在讲故事，老和尚说：从前，有个老和尚在讲故事，老和尚说……”，还怕字数不够？当然，终究没有同学敢去尝试。

为了凑字数，我便把劳动中某某同学手被麦穗扎了、某某同学脸上流汗了、某某同学说了什么话，都写在作文里。记得有一次割麦子，班上一名同学手被镰刀割出一个口子，老师拿来一瓶云南白药敷在同学伤口上，我便把这件事写了出来。那一次，老师特别在班上读了我的作文。后来，只要是自己在劳动中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我都一股脑儿写在作文里。甚至有一次，我听广播里说了一句“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形势一遍大好”，便把这句话用作了作文开头。我其实也不知道这样写好不好，但我知道字数凑够了，最重要的是，很多次老师都在班上读我的作文。每次老师在班上读自己的作文时，我的心里是美滋滋的。如果说有文学梦想，也许这种美滋滋算得上萌芽吧。

上了中学，这样凑数的作文便蒙不了老师了，老师的要求越来越高，表扬也没那么容易得到了，反倒是听了不少批评。记得一次期末考试，好像是要求写一篇与《曹刿论战》有关的作文，《曹刿论战》是那学期刚刚学的一篇课文，我是很熟悉的了，便洋洋洒洒、侃侃而谈，写了一篇自认为很满意的作文。满以为肯定能得高分，却不料，卷子一判完，语文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作文不合题意，只能得0分。正当我忐忑不安时，老师又表扬我作文写得不错，要是不跑题，可以得满分。

上中师那几年，读了很多书，古典的、现代的，国外的、国内的，经典的、庸俗的，武侠的、言情的，一股脑儿收入囊中。记得当时班上订了《羊城晚报》，正在连载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便天天盼着报纸送来。还记得当时流行伤痕文学，就把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反复地读。当年流行的文学作品，如一股清流注入心底，为自己的作文开辟了新的路径。只不过，写的还是作文。

若说可以算作品的，只有一次，那是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写作课肖老师布置了作业，要大家写一首诗来赞美老师。那一次，肖老师在全班朗诵、点评了我写的诗，说是诗里写老师批改作业、指导学生的句子，具有现实主义流派的风格。不过，很多年后在同学中说起这事，大家竟无印象。我没敢再去问老师，估计老师也早已将这样一件小事忘到了九霄云外，但那一次确实让我内心深处的梦想有了一丝萌动。只是，随着自己走上教师岗位，随着自己那个随遇而安的理想，内心深处的这一丝文学萌动并没有发芽，直到2017年。

2017年，老家的会长说要修家谱，让我担任主编。在这之前，我对家族的事几乎是一无所知，记忆中只有父亲说老家每年要开春分会。父亲参加春分会最郑重的一次，是儿子出生后那一年。父亲买了大红公鸡，亲自送回老家，然后就把儿子的名字报给会长登记，父亲说儿子这就算是上了家谱了。一个人上了家谱是大事，修家谱自然是家族里的头等大事。

这一修谱，让我了解了很多家族故事，比如《盛朝俊彦的故事》。老家祠堂里有一块匾，上面写着“盛朝俊彦”几个字，那是清朝乾隆年间四川直隶绵州罗江县儒学正堂加一级任国瑞为我的祖先太学士周逢祥立的。儒学正堂正式官衔叫训导，八品官员，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儒学正堂为啥给周逢祥立匾？因为周逢祥办了一个书院——宅左书院，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办了一所学校。周逢祥办学校，造福一方，功在千秋，“盛朝俊彦”就是对他的最好褒奖。我便把这个故事写成《盛朝俊彦的故事》，忐忑中投给了“德阳晚报”，没想到就发表了。此后便陆陆续续开始写《周家春分会的来历》《周家桅杆房子的来历》。我开始想写更多的家族故事，想把自己家族的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写，才发现自己骨子里流淌着的都是家族的精气神，这一写，便越写越多。

去年八月份，突然发现写下的文章竟然有了七八十篇，看起来有的在写家族故事，有的在写生活琐事，但其实都是在写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由此便萌动了成书的念头，由此便有了《天台轶事》。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内心深处的文学萌动开始随遇而安地发芽了。

当看到已经出版的《天台轶事》，竟不敢相信，自己那刚刚发芽的一点小小梦想就这样结出了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