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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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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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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湾赋税略说

       旧时,玉泉父亲常与我说起广州湾赋税之事,使我略知过去南三岛乡下民众在沉重赋税压迫下那种凄凉况境。玉泉父亲说,旧时南三岛的赋税,盐税占大头。这就不由得使我想起广州湾赋税的旧事来。

        南三岛制盐历史悠久,制盐生产条件优越,是粤西地区海盐主产区。岛民先由晒沙取卤煮成熟盐,后来才以滩晒生盐而取代。

       《宋会要辑稿·良货》载: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本地蚕村、化州茂晖(今坡头南三一带)、零绿三大盐场,占广南西路盐产量一半以上。

         明朝中后期,闽、粤沿海地区,盐业生产发展迅速。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滩晒盐开始从福建传入广州湾。清乾隆年间,南三岛有池漏约120口。南三盐厂,纯系晒收生盐,分南厂北厂,南厂在老梁村,北厂在凤辇村。

        茂晖场盐课司,是当时官方督理南三、东海、乾唐等地的盐务机构,原驻南三都特呈岛,后迁到新场海,光绪年间再迁吴川县城。

        法租界广州湾时期,南三岛以产生盐为主,盐区不设场,采用包商销售,海盐价格较低。抗日战争爆发后,内地海盐需求量日增,广州湾租界产盐较多,国民政府遂鼓励广州湾商人偷运海盐出境,行销内地。其时,南三岛海盐销路通畅,众多商民纷纷投资建盐田,做制盐营生。

     南三岛制盐业的兴起与壮大,使盐税成为当地民众缴纳的一个大税种。

     清政府曾派茂晖场大使吴绍祖(雍正十年,浙江山阴人)专门到南三岛督理盐政,征收南三盐税。

     清康熙初年,实行海禁,盐田尽在禁界以外,无法征收盐税。至康熙八年(1669年),沿海海域扩界,才又招回灶丁(盐灶工人)晒盐。康熙九年至二十七年(1670—1684年),向招回之灶丁,每丁派征课银(盐税)四钱七分一厘五毫,按丁缴解。

     广州湾时期,法国殖民当局征收的税种繁多,主要有田亩税、盐税、市场税、门牌税和民团费等。田亩税按田地肥瘦,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由村议员负责征收,交法国殖民当局。一般田每亩收西币1元(1元西币等于其时白银2元6角至2元8角)。盐税要比田税高 出几倍。市场税,按商品出售的20%征收。门牌税按商店大小征收,小商店一般征收几元西币,大商店征收几十元,甚至征收几百元。

        民国四十七年初夏,南三岛遭受一场早来的强台风袭击,狂风卷起冲天巨浪,迎面吞噬南三岛,经年不修的海堤,哪能经受得住如此巨浪的冲刷,巨浪倾顷刻便冲垮海堤,海水漫进农田,原先的良田变成了一片片咸减田。这一年秋天,南三岛的居民,颗粒无收。强风巨浪冲刷上不少砂子把原好的盐田掩埋,盐田变成荒地,灶丁根本无法开工制盐。

     面对如此天灾,法殖民当局不但不减免赋税,反而加收田亩税。其时,法殖民当局在坡头、南三等地实行“义务公役法”,规定16岁至40岁男子,须自备伙食工具,每月做4天修路义务劳役。不做义务劳役的,每天要缴交4角西币代役金(等于1元零8分毫银)。这种代役金实际上就是法殖民当局在安南(越南)实行的“人头税”。这个税种世代不变。如此沉重赋税,当然激起坡头和南三人民的强烈不满,由此而最终引发了坡头和南三人民掀起大规模的抗法斗争——“三月三”抗法斗争(农历闰三月三日)。

     抗战胜利后,广州湾回归中国,民国政府接管广州湾市,把这个城市更名为“湛江市”。但是,民众的赋税并没有减轻,南三岛的子民仍然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民国政府依然沿袭清代和法租界广州湾时期的税收种类,对民众进行巧豪夺。

     南三岛的盐业税,一直是民国政府重点征收的税源。民国政府先后派盐警队进驻南三岛凤辇村,统管南三岛盐业生产,严控掌管南三制盐产量,督理征收盐业税。所征盐业税,除供给政府官员享用之外,还用来镇压我南路地下党革命斗争。

        民国三十八年冬,我南路地下党先后在西营、赤坎和吴川、遂溪县建立起一批地下税站,针锋相对,与国民党抢争税源。其时,有中共吴川县滨海区党支部在南三岛灯塔乡建立地下税站,对商人和过往船只征收现金或实物,以此来解决我军补给问题。

        其实,早在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即制定鱼鳞图册与赋役黄册制度。所谓黄册,即是以人户为中心,册上登载各户人丁及财产状况;所谓鱼鳞图册,则是以田地为主,两者相互参照、互为经纬,构成国家征派赋役重要依据。由此可见,赋税收入是历代官府政权赖以正常运转的经济基础,因而对赋税的征收实为历代政权的重中之重。他们由此而制定种种赋税制度,鱼肉百姓。

     宋·范成大曾有《后催租行》诗云:


      老父田荒秋雨里,旧时高岸今江水。佣耕犹自抱长饥,的知无力输租米。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岐两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他的诗歌除了记叙四时农事和描写乡村景物风俗以外,继承了中唐白居易、王建等人的现实主义诗风,即事名篇,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封建官府以沉重赋税残酷剥削和欺压人民。《后催租行》就是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一篇。本诗写出农民被迫出卖女儿以输租的惨状 。这是农民对沉重赋税的血泪控诉!末句是反语,写的具体深刻,饱含对那个时代的无穷仇恨。……

     在这个夏天里,我重返南三岛乡下,重又回到广州湾的怀抱里。历史的天空一片静谧,历史的声音回荡在广州湾上空。一切过往之事,都会随风而散,重归于大地。

     面对浩瀚长空,过往的历史风云,人间的悲悲怨怨,实在是太多太多。沉缅在对历朝赋税的回忆之中,我听到了时代前进的足音:这就是关注民生,纾解民困。在历史的进程中,无论哪个朝代哪个政府,只要你激扬了民生力量,赋予其幸福目标,这个时代就会呈现出和谐兴旺景象。


    写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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