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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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比较忌讳讨论“死”。大家都觉得提起这个字不太好。但是放眼外看，也有很多国家的人都无所谓。剖析其中原因，这其实与民族风俗、宗教信仰等有一定关系。
我们既然避讳这个字，当然不会向这方面想。于是在真的面临这个问题时，往往手慌脚乱，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做皇帝的乱了家国天下，做老百姓的可能把给子女们遗产变成“地雷”。
皇帝尽管忌讳，但是忠臣不怕，宋朝时，通判司马光三次上书，奏请宋仁宗立太子。御史中丞包拯也进言：“臣请立太子，是为宋朝的天下。我年已七十，而且无子，绝不是为自己今后打算。”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立太子或者储君，实为家国安稳需要，“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帝是人，说不准哪天就驾崩。其实我们仔细思考，这当中的主要思想正是“向死而生”，可以理解为未雨绸缪，但这场雨是必然要下的。
我们中国人通常为出生而高兴，并展望美好未来，想象可能的大作为。一些高人甚至练丹吃药，幻想长生不老，这其实就是不能正确面对死亡的外在表现。我认为人需要正视死亡这个问题，要有向死而生的勇气。向死而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倒计时法，我们每成长一天，离死亡就近一天。在这种紧迫感下，思考我们当下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做什么最有意义？
关于向死而生，还有一种说法叫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名著《存在与时间》中首先提出向死而生这个哲学概念。并最终对人如何面对无法避免的死亡给出了一个终极答案：生命意义上的倒计时法—“向死而生”。
海德格尔对“向死而生”的解释是：死和亡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概念。死，可以指一个过程，就好比人从一出生就在走向死的边缘，我们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是走向死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存在就是向死的过程。而亡，指的是亡故，是一个人生理意义上真正的消亡，是一个人走向死的过程的结束。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海德格尔死亡本体论的关键点。
我在44岁时，碰巧遇到了一些佛教书籍，一些“上师”或长者就这个问题有过比较严肃、全面的讨论。我对宗教信仰这一方面的论述持保留意见，但是如这些高人所说，明白死亡必然光临，并提前做一些准备，真是很有必要。
后来我又看了一些书，包括一些哲学方面的理论，尽管我总是似懂非懂。事实上不仅是人，宇宙万物，从出现的一刻就在走向消亡（死），坚硬的岩石也不会永远存在，裸露在风中的正在风化，浸在河中的被河水不断的冲击洗刷，正一点点的失去棱角，逐渐变小；深埋于泥土中的也在不断遭受潮湿的侵蚀，最终化为尘土。这宇宙就是哲学上的概念“存在”与“虚无”总在不停的转化。
对向死而生的逐渐明了，加紧我对生活的紧迫感。它提示我应该勇敢地面对死亡，从而更合理紧凑的安排时间，更努力的迎接生活的挑战。曾经有流行过一个设想“如果生命只剩下三天，你想做什么？”这个问题千万个人有千万种答案。在年过半百以后，我也常问自己这些问题，我来人世间走一圈，到底想干吗？我追求的是什么？我应当留下什么给我的孩子，或者说给这个世界。
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工作二十年来，遇到许多问题，亲身经历了许多故事，甚至故事情节比小说电影还要精彩。蓦然回首，想起生活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她赐予我许许多多珍贵的素材，但是我从来都是视而不见，总迷失在追名逐利，光宗耀祖的路上。我把十几年的时光，晨昏不分昼夜颠倒的放在一个漏水的篮子里。最终迎来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等我鬓发斑白，看一会电脑写两篇短文就老眼昏花，眼泪汪汪的时刻，救世主才姗姗来迟。我们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一个人的救赎只能来自自己的内心。我明白自己几斤几两，我也明白还有多少炭火还能继续燃烧。身体四处越来越硬，有一个地方却是从松下走向微软，它告诉我今非往昔，迎风尿三丈的时代已一去不返。自古以来，所有的英雄豪杰，帝王将相，他们打败所有对手，打下雄图霸业，最终都逃脱不了宿命，只能败给软绵绵的岁月。我乃凡夫俗子，在岁月面前，我终将无话可说。
对70后来的人来说，此刻人生正是“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羸”的尴尬时刻。过了45岁生日，我才在某一个深夜孤独的月光下幡然醒悟，“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上苍留给我的时光已经不多了。倒计时是我唯一不至于醉生梦死的正途。也唯有到这个时候才能真正明白苏轼说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若非心临其境，是怎么也不会体会的。
有梦想的人睡不着，无梦想的人唤不醒。在向死而生的孤独中，我用寂寞的灯光给自己列一些任务清单，这些清单现实微小，不再远大，是我用汗水略微浇灌的“小动作”，并且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在我，不在其它。比如每天工作时工作量，比如下班后阅读量，再比如每周的书写量，比如尽量多陪父母说说话……至于我不能掌控的东西，我当是春梦了无痕，去见鬼吧。
我想我延长不了岁月，我只能尽量用好它。既然所剩无几，我只能做个吝啬鬼了，挑着用了。
岁月如歌，各有各的唱法。用心唱就好。向死而生，各有各的活法。活得明白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