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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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门诊大楼的急诊科出来，我的心很沉重。那一分钟，大脑完全处于空白状态。我不知道，双腿是如何把整个的躯体，从医院拖到车水马龙的街上。我忘记拥挤的人流和车流，甚至在我的意识里，这个城市就是被风雨无休无止纠缠的旷野。白花花的阳光照着，我的虚空的身体，在旷野里震动和晃动。我不知道，我是何以走进医院，又何以从医院走出。我一边前行，一边又好像在忘记。
四十分钟之前，我躺在冰冷的检查设备上，我的身体被进行一场完美的信息切割。吸气——憋气——呼气，吸气——憋气——呼气。指令从某个方向传来，意识里却是铺天盖地向着我挤压。
十分钟之前，在急诊科狭小的空间，我看到一双眼晴。是的，目光粗糙，说话的声音也有粗糙和冰冷的质感。
Ca高度疑似。
医生拿着片子，以最轻松的语气，说服我赶紧住院。
走出门诊大楼，坐上4路车，我被拥挤和嘈杂包裹。流动的空间多是沉闷、呆滞和木然的东西。站着的人比坐着的人多，有人在玩手机，大多人则把头转过去看着窗外，那里是阳光，是行道树，是高高矮矮的房子，是游逛在城市里的行人。车子从医院到河滨公园，到南关，到广电大楼，再到金硕园，一拔拔人下去，一拔拔人又上来，时光为每一个人开辟出幽长的路。我的沉闷，与4路车的沉闷叠加在一起，创造了让人几近窒息的压抑感。到御园的门口，我从一个空间跨入另外一个空间，夏天的风吹过来，我马上从沉闷中解脱出来，呼吸着阳光里最新鲜的空气。阳光不再焦躁，在城市的风里，以刚好适合的温度照着我的落魄和茫然。
一些时候，人总会遇到幸运或不幸运的事情。那一天，比如罗君，一个人跑到昭通，却是寻来让她不高兴的事。也许是百无聊赖，也许是遇到了麻烦，那一分钟，她对着屏幕，少见地发出人生的感慨。我是知道罗君的，虽然做了多年的昆明人，到底是从昭通出来的，干练和豪爽，在她的人生仪式上，常常能够得以完美呈现。灾难、疼痛，生活的不如意，会被很多人放大。罗君不是这样的人。很快，我把医院诊断的“Ca高度疑似”传给她。后来，她开玩笑，说用这样的方式去安慰一个人，全然是不计成本的做法。我深以为然。
因为罗君，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崔美仙医生便给我打来电话。我不认识崔医生，却知道罗君与崔医生是最好的朋友。她们的人生，很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交集，时间让她们知道了彼此存在的意义。其间结下的友谊随着光阴的流逝而显得愈发真诚和珍贵。这是一个会让人思想的小城，我从不怀疑这个县城给罗君带去的美好记忆，一定与崔医生的存在有关系。罗君说，她叫崔医生三姐，三姐是好人。这样说，是因为崔医生的善良和真诚。后来我与崔医生见面，发现这个说法，应该还与崔医生的姣好有关。崔医生的声音好听，话语里的坦诚不断从电话的那一端传来善良的信息。
崔医生以专业的身份告诉我，别慌，别急，别紧张。不好的消息，常常会让人焦虑和恐慌。我也是如此。但我不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个问题上。当焦虑和恐慌来临时，我需要立即改变思维模式，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我避免坏情绪影响的最有效手段。事实是，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样做的积极意义。我成了一个很现实的、对未来充满了清醒认识和准备的乐观者。
那天，从上午到下午，我先是有些无措。我的思想里，所谓的癌，只不过是身体发生的一点变化而已，只不过离生命的消亡看似近了一点而己。我需要的，是用时间来消化和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并且，思考一些未来很长时间才思考，而现在却不得不提前思考的问题。我要静下来，我所面对的不是癌本身这个问题，而是由此带来的即将发生的一切改变，我不得不去思考和调整人生的方向。与其说癌症给我带来压力，勿如说这玩意儿为我提供了一个对人生重新选择和提前安排的机会。最初的慌乱之后，我意识到，我的焦虑不是来自于现实，而是来自于对未来的手足无措。生死算得什么呢？与被苦难浸淫一生的人来说，与被灾难彻底粉碎了的人生来说，与蝇营狗苟麻木恣睢的人生来说。对于我，后者才是让人害怕的事情，它足可以让我产生对人生不堪的怀疑和沉沦。如果这样，一切以我为中心原点的支撑体系，将会在瞬间崩塌，我害怕这样的结局。但好在，这样的情绪并没有左右和破坏我的思维能力。我是一个能积极寻求解决问题方案的人，我需要的是一种主动性和能动性，那种习惯于让问题牵引而身陷被动的事情，好像在我的经历中从未发生过。
和崔医生说话，我无需去放大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无需去为自己和他人制造紧张的气氛。与其说崔医生的热情感动着我，不如说是她的善良和专业给了我向前多走一步的力量。希望在一步之外，的确，就在一步之外。崔医生为我提供了三种治疗选择。我听从她的建议，最终选择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之所以这样，还因为崔医生的妹妹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上班。很多身陷困境的人，都会把希望寄托在熟人身上。那时，我也一样，我希望在那里能够获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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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崔医生，我便要说起我的老师来。我的老师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县城，是为数不多的国家级普通话测评员。先前不太清楚我的老师和崔医生的关系，那天，我才知道，崔医生原来是我老师的妹妹。
毕业之后，我和老师几乎没有联系。再见老师，已是一脚踏进中年半纪。稍后的一段时间，我的老师经历了人生最低谷的时期，身体发生变化之后，碾转到了上海的医院治疗，这段时间给了老师关于人生的许多思考。我不得不说，老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但是，热爱生活，并不能消除生活里的疾病和苦难。因为热爱，她对经历的疾病和苦难，比别人就多了一些思考和达观的理解。回到云南的第一个春节，尚是春寒料峭，老师便来到我生活和工作的小镇。这是她手术之后的第一次出行，我很感动。再后来，我与老师的交往便多了。我不愿意因为我的情况，而让老师去回忆一段痛苦的过程。我相信沉寂的岁月，疾病给人带去的无望之疼，一定远比于疾病本身产生的肉体之疼更为深刻。后来，罗君与崔医生为这个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我告诉她们，不要让老师知晓我的情况。
但是，很快，我便在电话里告诉了老师。真正强大的生命，是敢于面对厄境里一切的不堪。我相信老师，风尘里的苦难，早已是如云一般素净轻淡。生命的珍贵，在于存在的时候，你能真切地感知它的美好。人处于不堪之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存在的意义。那一分钟，我还明白为存在而选择坚强和坚持的意义。我相信老师对生命的理解和热爱比我更具有广度和深度。那么，这样，我现在所经历的和所感受的，所接纳的和所坚持的，一切都因为我的老师在那里。很大程度上，她为我提供了一种理解并选择如何让生命保持健康状态的模式。
世间万般境遇，从来没有绝境之说。所谓绝境，是在寻找不到出路之时，内心产生的迷失和茫然而已。我相信人生总是有所寄寓和希望，它需要的，是远比信心、勇气、意志更重要的正确方向。而瞬间让身陷困境者醒悟，并能寻找到突破樊篱的正确方向的一切因素，一定存在于不远的地方。要么没发现，要么发现了，人却还处于麻木的状态。但这些因素一定存在着，在某个瞬间，它必将为着一个人的努力和方向寻找提供牵引。
因为老师，我认识了罗君；因为罗君，我认识了崔医生。接下来，我又认识了许多善良的人。因为他们，我看到了希望不会寂灭。只不过，这希望暂时被放在了某段被延长的时间里面去，或者，放进了某个被放大的空间里面去。它，改变了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仅此而已。因为改变了，原本贴近于现实的一切对未来的憧憬、理想、目标，遥远起来；原本简单的切近的愿望变得复杂和曲折。但是，因为希望的存在，因为疾病而产生的怀疑、焦虑、颓废、沮丧，变得毫无意义。相反，活着和继续活着的信心、勇气和一切生之坚毅的力量被激发出来，并且坚固和强大起来。
我有什么理由拒绝这样的激发和强大呢？
接下来，我开始去赶赴另外一个空间，我将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里去渡过一些时日。我和妻子拖着一箱子的衣服和洗漱用品，我还带了箫和口琴，当然，还有书，几本订阅的《散文海外版》，李修文的《山河袈裟》，最厚重的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人世间》和《主角》。我的视力不好，还带了一面放大镜。我将在那个陌生的地方，经历一场生活，或者，发现和体验一种生活。
在去昆明的头一天晚上，崔医生的妹妹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一切。这再次让我相信，岁月有所依，也必有所寄。在我深陷于现实的无望和对未来的恐慌之际，所遇到的良善，让我对未来充满了绝对肯定。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生活，绝对不是过去。它，在前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面。
3
昆明对于我来说，它已经变成一个陌生的城市。
我对这座城市曾经是那么熟悉，熟悉的程度，就像我认识自己身体的气味一样。当年，我几乎用了半个月的收入，从旧货市场买来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每天往返于云南师范大学和我住的地方。我们这一波人，参加工作以后，提高学历是不得不走的路子。读书的目的早已不再是光宗耀祖，为了更好地适应所处的工作岗位，很多师范生不得不参加学历的提升。我们实在害怕因为学历的问题，而被调整到更偏远更闭塞的大山里头。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的人，已经有了家室。用有限的时间、精力和有限的经济，来省城完成一件功利性不强却不得不做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值不值得。但我做了。
成家立业之后，再去挣学历，这是不容易的事。三年的课程，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每天早上，我骑着自行车，从小菜园到师大去，这段路其实并不远，但昆明早晚气温有些低，骑在路上，风嗖嗖刮着，有些打脸，手很僵，手指要随时活动。早上去，晚上回，辛苦是自然的事情。真正的苦其实是读书，我们不脱产，寒暑假都要去。每次去，不超过二十天。这短暂的时间，意味着我要完成至少四门课程，读完厚厚的十几本教材。缩短的这一年，我至少可以节约五千块钱。2000年的时候，五千块钱是一个不得了的数据，完全可以用来解决很多问题。
为了不挂科，为了能按时完成计划，我几乎放弃了所有娱乐的时间。以至于在昆明学习的两年，我不知道翠湖往哪里走，不知道去圆通山该坐几路车，不知道青年路和北京路在什么地方。有好几次，说要去师范大学老校区去，我想去看看莲花池，看看池子里的莲花，莲叶下的鱼儿。这话说得有些煽情，真实的是，我要去莲花池寻找一个人，一个叫李广田的文人。我的心中，李广田，一直是活着的一座山。事实是，这座山死了，他就死在莲花池里。中国的文人很讲求风骨，但有许多是假风骨，说说而已。李广田不虚，他的本性里包含着叫风骨的真东西。莲花池的水是干净的，他喜欢把自己放在干净的水里，由水养着自己。池里的荷，每年都在开，那种孤洁，不单是荷的秉性，也包括人的本性。对，人的魂魄附着在上面，莲花池的荷，便含着清气，有着清香。
到底我是没有去成，我把自己和时间装在书本里。
我对昆明的懂得，更多的是在毕业之后。但是，它一直是一个不属于我的城市。
昆明气候宜人，一座城市的温润却并没有因为气候宜人而得以塑造成型。昆明少着一种温和的东西，相比于北上广，它的精气神里缺乏雍容大气的元素。这座城市的人，又常常以极为精致的形象，打造着昆明的另一面。我从不怀疑昆明的热情，他可以具体到某个人，或者某种行为，在特别的语境里，热情会如水一般地流淌。可是，这又常常局限于某种需要，或者，欲望的满足。我相信城市的温润与人的温润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我很难感受到这种关系的存在。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常说，昆明的气度和格局，完全有着更广阔的提升空间和提升的必要。我是很排斥这样的做派，一些人进入昆明，会生出无端的傲慢，暴露出庸常和俗气的本相。有时候，所说的“小市民”，不是指一类人，它是一个形容词。最容易发生质变可能的，常常是染上这种习气的人。他们自信、自尊、自负，又卑怯、投机、虚荣和功利。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相处是讲机缘的，譬如我，没有机缘，我的不合作性就产生了。有人说，这是人性本能的时位迁移反应，不对，人性里的东西，不会是如此不堪。如果人性里尽是这般，那么，我们面临的岂不是破碎的冰冷世界？
在以为我与这座城市已经了断并且可以彻底了断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又一次与这座城市发生了联系。我将重新去发现和审视这座城市在个体生命里存在的意义。我很矛盾。我的思想在一如既往地排斥和抗拒，事实却是越来越靠近这座城市。
4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胸外科，在五号楼的第二十一层。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离天空更近的地方。昆明的天空，如果晴朗的话，是一片湛蓝的颜色。湛蓝，是一个干净的世界。那个时刻，我躺在病床上，通过窗子，我看到了远山的苍黛，偶尔，窗子的外面会飘过一团云，那也是很轻的云，很薄的云，很干净的云。城市的喧嚣与嘈杂，与我无关，它们被完全隔离。我以患者的身份，接受着天使的爱护。
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了老六。老六，便是我的老师和崔医生的妹妹。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凤仙。彼时，我即坐在她的面前，我不得不说，我有些拘谨和不安，也有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茫然失措。她在说话，并且，她在微笑。她的声音，很柔很轻，有温润的质地。老六是个忙人，却又常忙里偷闲，到病房里说上几句话。我很感动，平凡的岁月里，我再次有了美好的际遇。
二十一层楼有多高呢？从地面抬头看，和从上往下看，都是一个会让人晕眩的高度。我与地面的距离，是按着楼层来计算的。每天我乘着电梯从一层至二十一层，再从二十一层至一层，上上下下地来回。那时，我不仅在空间穿越，也在昨天与今天之间，在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之间穿越。
胸外科的病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每一天都有人进来，每一天也都有人出去。在那里，会遇到许多形色的人和许多形色的故事。每一个病房和每一张病床，都深藏了无尽的忧戚和无尽的悲喜。置身于此般情境，方能真的懂得，绝望的茫然和希望的崭新意义。但凡到胸外科的患者，谁不是奔活而来？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愿望更简单更直接更真切？在胸外科，每天遇到的是一些鲜活的生命和重疴纠缠的生命。前者是那些医护工作者，他们用着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用着最能拯救人的情怀，帮助着后者。这些医护者给我留下很深印记的，一是他们工作的速度效率，二是挂在他们脸上的微笑。这两者构成了胸外科最具有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风景。
我与老六一次交谈，她说，还没有发现过昆明有那么拥堵。而在此之前，我的经验是昆明无时无刻都在拥堵。我问，她又说，她们每一天是最早来上班，最晚才回去。而那个时候，昆明的大街上是看不到拥挤的。他们整天让自己成为一分子，在医院五号楼的第二十一层——在密封的时间和空间里面飘荡着，那是一种游离的状态。我们也谈到人的微笑，这人与人的距离，很多时候，是靠微笑来拉近的。挂在她们脸上的，不是那种职业的微笑。职业的微笑，有些机械，一旦离开特定的岗位环境和服务的对象，会转瞬消散。人的自然和真诚是训练不出来的，那种微笑，源于他们把病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我想说的是，天使的意义，在于让每个病人都成为自己的天使。
那些被她们拯救的人，疾病、苦难、贫穷、困顿，还有他们的失望和绝望……被光亮照着，随之产生的是努力活的意志和努力往下活的念头。于是，生命复苏了，麻木被粉碎，消沉被激荡，僵硬的变成灵动的，苍白的变成鲜活的，柔弱的变成强大的。五号楼的第二十一层，成为生命力表现最为丰富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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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五号楼第二十一层长长的廊道上走着，和很多的癌症患者一道，一步一步地走，走得小心翼翼。有的由陪护扶持，有的推着一个铁架在廊灯下蹒跚慢行。每个人的身体部件出了故障，每个人又在自己的世界，以行走的方式，完成了肉体的自愈和生命的自救。
这样的情况下，女人出现了。那是一个瘦削的女人，做完手术，穿着病号服，脸色不好，黑，却又是笑咪咪的样子。一笑，女人便露出一口白生生的牙。她的声音尖细，听在耳里便是一连串的清脆。做了三次手术，她说她是三进宫，三次死里获生。她伸出三个指头，站在走道的一侧，跟我说着三个指头代表的意义。她的身上长了三种癌：乳腺癌、淋巴癌、肺癌。她说话的语气甚是平淡，说完一种癌，她的手指头跪下一个。到三个手指都跪下的时侯，她又说，我要好好活着，有一天不行的时候，也无所谓，我活过了。说完，又亮堂堂笑了一下。女人的笑，很坦然，没有患者常见的悲观、忧伤和郁闷。
我要好好地活——这是女人的态度，我相信这是女人靠近死神时作出的选择，即便生不如死。怯懦和害怕肯定是有的，可是之后呢，病魔激发出来的信心、勇气成几何倍地增长，力量尽管很小，但却是在强大，不断地在强大。女人是坦然的，甚至是坦荡的，她有生命的底气。我活过了——不得不说，女人这句话触动了我，话里传递出来的，不仅仅是对于人生的无憾。经历了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活过，是一种珍贵的体验，包含了人生遇到的一切美好和一切苦难。而在最恶劣的情境里，尚能释怀和忘记苦难带来的一切不幸，而把美好的物事留在记忆之中，有什么比女人这样的选择更充满智慧和强度呢？
我被女人感动着。在医院的那些天，我都能遇到她，只是，我们没再作过多交流。相遇的时侯，我们的目光交会一起，然后相互摇手致意，然后相互道“好”。这是一个不容易让人忘记的人，包括她的故事。我相信这故事的背后蕴含的强大内力，以及生命展现出来的卓越品质和精神风貌。
岁月有所依，那么，人生不会老。
住院的日子，总是有些单调和乏味。我刚好趁了这时光清闲下来，躺在病床上，读完了平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读完的书。累的时候，我就吹口琴、写日记，还完成了《我在这边喊》这部小说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医院里有许多规定，比如疫情时期，不能相互窜病房，也不能聚在一起娱乐。有二三个晚上，实在乏味，我们病房的四个人关了门，玩了几把升级，后来被医护人员发现，受到批评，便再也没玩过。
这算是小插曲，有一些乐趣在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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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天，昆明的天气不太好。风很紧，淅淅沥沥下着雨。躺在病床上，可以看到窗外风雨飘落。阳光也能见到，从厚厚的玻璃折射进来，干巴巴的样子，穿过沉闷的空气，丰满没有，鲜活没有，甚至，阳光的味道也没有。但在走道的两端，从开着两道缝隙的窗子那里，能吹进一些新鲜的风。早晚的时候，阳光也能直射进来，在走道上留下明亮的光影。与外面草地上的阳光一样，甚至我能闻出阳光新鲜的野性的气息。这儿的阳光是活的，因为走道的一头放了两盆绿色的植物。
我是9月27日第一个做的手术。
那天早上，进到等候手术的地方，里面已经坐着将近二十几个人。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坐在我的旁边，不停地流着眼泪。我想让她停下来，告诉她，自己没有事情，世界便没有事情。也许，我是站在中年人的角度说的这话。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孩子和我的侄儿们就站在外面，我知道自己之于他们的重要。我一再对自已说没事，是的，我没事，则天下没事。我不知道小姑娘是否听懂了我的意思，但我希望她懂。
我是走着进入手术室的，早有医生在那里做着准备。上了手术台，需要在颈侧部埋管子，我告诉医生不必紧张，我完全可以承受一切。让他们慢下来，不是我怕疼，而是我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仔细体验每一个环节，我希望能记住这个特别的时刻。我努力提醒自己不要睡去，但很快便失去知觉。从手术台下来，我的意识开始清醒，我听到医生说话的声音，只是我睁不开眼晴。那一分钟，我竟然背起了《榕树枯歌》里的一段话：其心不死，它必站着；其情不老，它必站着；其志不衰，它必站着。这是三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不知怎的，那时就想起来了，就背出来了。并且，一直反反复复在背，从六号楼的手术室出来，然后再到五号楼的第二十一层，大脑里似乎未曾停歇了这几句话。至监护室，医生让我说话，我告诉他们，我在背自己写的文章。那一分钟，终于看到了我的亲人们——他们喊着我，他们在笑。我好像也看到了另外的一个自己，另外的一个我的生命。太阳从窗子里照进来，病床和地面上白花花的。这个世界很美。
手术结束，正常的是第二天必须下床活动。但我不是这样，术后一个半小时，我不能清楚地说话，但已能够下床开始活动。先是在护士的搀扶下挪动几步，又挪动几步，再后来，便可以一个人慢慢地行走。我很高兴。完美的手术和内心奔涌的某种力量支撑，我的恢复是如此迅速。我相信，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未来，我还有着诸般的寄望。
胸外科的内走道是一个环形封闭的空间，患者行走的步幅小，大约在三百步的距离，刚做完手术，走不快，挪几步就要停下来舒畅呼吸。走完一个循环，差不多在五至八分钟。要经过的地方有病房、办公室、功能室、护士站、休息室、监护室。这样走下来，便发现五号楼的第二十一层，偌大的空间，被分割成许多单元，而每个单元又构成独立的世界，里面装满疾病、忧戚、哀怨、无望、茫然、贫困，当然，也有欢喜和希望。那个时候，这些单元里的人，他们，要么成为自己的王者，要么成为自己的败寇，没有第三种可能。他们在病房里完成了自身肉体的蜕变和灵魂的升华。
让我迫切希望回归正常状态的，是出院那天的早晨。因为是国庆节，我起得很早。第二十一层楼整个空间非常清寂，医生办公室一侧的病房门关闭着，走道上很少的几个人在锻炼。这个时候，医生办公室内侧的门窗玻璃，在视觉里突然鲜艳起来。那是对视觉极有冲击力的一种光彩。阳光从外侧窗户玻璃照进来，经过折射，然后穿越空气，再经过反射，又经过内窗玻璃的折射，眼里竟然尽是光斑的通红通亮。朦胧，不刺眼，靠内走道每块窗上的毛玻璃都有一团光亮，有几块的上面，竟然还能看到贴上去的清晰的花的图案。是什么花，我不清楚，却又似乎生活里常常见到，光斑映衬着，显着红色。就在那一分钟，因为这温热的光和图案，疼痛没有了，苦难没有了，贫穷和疾病，坎坷和挫折，风霜和雨雪，全部在光亮面前狼狈撤退，溃不成军。
太阳高起来，光亮照进窗户里，所有病房门打开的时候，世界变成了崭新的，就连人，都成了崭新的，世间所有厄运不在，一切皆是如人所愿，美好顿生。
光亮在放大，那些花的图案越来越鲜艳。先我们出院的病友们，一再地说着安慰的话，好好活着，下一次相聚的时候，我们都能成为最美的自己。那天，我也同样告诉尚留在医院里的病友们，一定要好好活着，做最好的自己。这些话，我知道有些无力，但我一定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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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四十不惑，好像我是到了五十岁也还在困惑。这一年，我刚好五十岁，对未来，还在有许多的不思不悟，不明不白。但是，对人生来去看得更豁达，对诸多人事看得更清楚，也更能懂得利弊取舍。以前总是处在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之中，现在明白了，健康很重要。世间风雨总是有的，并且总会要来。就像我躺在病房里，有时能看见阳光，有时能看见乌云，有时又能看见乌云伴着雷雨一样。
在医院里，更多时候，我是把胸外科的每个癌症患者，都当作了自救者。自救是一种本能，我不愿意把坚强和乐观这些饱含硬度的词语，形容在他们的身上。尽管，每一个他们，在我的心里都是真正的王。作为形式上的强者，他们还是在煎熬，还是在煎熬中努力完成一场自我拯救的活动。真正的奇迹，是在病魔缠身之际，困顿无望之时，在柔弱之体和脏腑的深处，尚能够创造和勃发出强劲的力量。
当我走进这些人，和他们一样躺在病房里，进行交流的时候，很多的他们，其实是瘦弱孤零，其实是满脸凄惶，其实是有气无力，其实是精神俱无。说话的时候，许多患者不约而同地在说着钱的问题，我不能不说，生与死的天平上面，钱，是最重的砝码。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病中煎熬，也在钱带来的困顿中煎熬。他们想的是把钱扔到水里，不见泡影。可是，每个人却又是心有不甘。躺在病床上面，他们睁着眼睛，看着头顶上的天花板、灯光、一圈的隔帘轨道。“熬”，是他们说得频率最多的字，中国的汉字里，熬，从火，敖声，有耐苦熬炼的意思。患三种癌症的女人，那天在走道上笑着跟我说，熬得住是出众，熬不住是出局。她说得诙谐幽默，却也有些苦涩。
在医院的日子，面对癌症患者不堪忍受的凄惶和苍凉，我总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我的跳跃的思维在起伏中，常常分不清健康的我们和不健康的我们。站在医院五号楼第二十一层的时空，风和雨被挡在坚硬的墙体之外，我能想象并感知其中的寒冷。但是，当目光穿过寒冷的空间，我看到的，我能看到的，是山的形状，是天的颜色和云彩的颜色，那是丰富多彩的人世间。
我相信，岁月总会为每一个人留着希望的门窗，生命会在每一天聚集着元气，育出富含活性和坚韧的力量。在命运与世间发生必然联系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其实都在以某种幸福存在。
要么，以一种形式的幸福；要么，以另外一种形式的幸福。
岁月有所依，就必有所寄。在某种依存和寄望里，人世间，总会有许多超越的美好意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