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与女娲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阜城门外，有座明代创建的帝王庙，庙中塑着从传说时代到清朝乾隆年间的帝王188位，其中伏羲、女娲名列第一、第二。

伏羲、女娲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这是由其画八卦、造书契、充庖厨、制嫁娶、制九针和作瑟的历史功绩所决定的；是由其治理洪水、发展人口、制定媒妁制度、创立保胎之法和制作笙簧的历史功绩所决定的。

一

伏羲的祖居地和出生地，在关山之巅、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桃木山西麓的朝那湫①。他生活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一时期，我国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有关伏羲的记载，散见于《庄子》《列子》《管子》等先秦典籍之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仅以“余闻先之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之句，一笔带过。而西晋史学家皇甫谧《帝王世纪》则有比较系统的记载，其中对伏羲历史功绩的记载共有六个方面〔1〕。现以此为据，结合有关史料论述如下。

画八卦。《帝王世纪》说：伏羲“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八卦”指先天八卦，包括天、地、山、泽、水、火、风、雷八个方面。其核心内容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说，宇宙从混沌的太极中产生出来，进而分化就有了两仪——阴与阳（天、地）；再分化就有了四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春、夏、秋、冬）；再分化就有了八卦。显然这是伏羲时代的哲学观，它以太极、两仪、四象和八卦为体系来观察世界。

试问如此美妙的哲学体系是怎样提出来的？答曰：这是古人师法自然的产物，社会实践的结晶。比方说太极图的来源就与朝那湫有关。太极图是阴与阳对立统一的一个图标，其阴来源于后湫，其阳来源于前湫，其图标则来源于后湫的“状似弯月”②。

朝那湫，《山海经》称之为雷泽。它是白垩纪时代火山喷发所形成的两个高山湖泊。因其水渊通地脉，又与汭河之源在岩石间相通，故而从古到今“不涸不溢”③。后湫状似弯月，水面20余亩，其水碧绿灰暗，给人一种含蓄内敛的感觉。前湫形如卧蚕，水面30余亩，其水清澈透亮，给人一种热情奔放的感觉④。有诗曰：双湫俨若夫与妻，醉生梦死不知年。这便是伏羲创造太极图的原型所在。

而四象、八卦所指，既是伏羲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物，又是对其生存与发展影响最大的事物。也正是这些事物，构成了伏羲人最基本的物质世界。如四象，那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标志着当时人类对时间认识的最高水平；而八卦，则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标志着当时人类对空间认识的最高水平。而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伏羲人的时空观，亦即生存观和世界观。

当地民谣说：“湫头两朵云，陇右千山雨。朝那一杯水，汭河万里源。”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八卦就像它的母体朝那湫一样，永不干涸，永不外溢，永不褪色。

造书契。《庄子》说：昔者“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就是说，人类最初是以结绳记事的。《易经·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此“圣人”，指伏羲而言；“书契”，指以八卦为代表的刻符文字而言。而《帝王世纪》则说得更清楚：伏羲“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就是说，伏羲上观日月星辰的天象，下观地上物类的法则，看到鸟兽的纹理随着地形地貌的变化而变化，近则取之于身，远则取之于物，于是创造出了刻符文字，以代结绳记事。

刻符文字亦称八卦文字，它以刻画符号为特征。于省吾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郭沫若认为：它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等地出土的陶器上，就有大量的刻符文字。这种文字，最远可上溯到7800年以前。如距朝那湫不到30公里的秦安大地湾出土的陶器上，就有大批的刻符文字。这在一定意义上佐证了伏羲“造书契”的历史必然性。史称苍颉为“汉字之祖”，其实真正的“汉字之祖”还是伏羲。苍颉只是汉字的整理者和推进者而已。

《甘肃通史·先秦卷》说：“所谓‘造书契’不应理解为发明文字，而是指对记忆符号的使用和规范。”〔2〕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是以孤立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理当否定。从中国汉字的源流来说，刻符文字与图画文字一样，同属于中国汉字之根。如指事字中的10个汉码字和上、中、下等字，就是从刻符文字演变而来的。可以说，刻符文字就像一棵破土而出的槐树苗，虽然没有老槐树那么光彩照人，但总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树的特性。

充庖厨。民以食为天。先民最早的食物，是野生植物的籽粒、果品和根、茎、叶。《帝王世纪》说：伏羲“取牺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号庖牺氏，是为牺皇。”就是说，伏羲别称“牺皇”，号为“庖牺氏”，那是因其“取牺牲”为食材，进一步解决了世人吃饭问题而得到的美誉。由此而论，先民食肉当为伏羲首创。这对于改善食品结构和增强人的体质来说，无疑是一大历史功绩。与此相应，要食肉就要火烤。这在人类已经学会用火的情况下，当在情理之中。古称伏羲为“庖牺”、“炮牺”，当与其制作熟肉有关。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伏羲被世人誉为中华民族“熟食之神”。

进一步讲，要食肉就要渔猎。《尸子·君治》说：“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汉书·律历志》说：伏羲“作网罟以田猎。”这说明，渔猎亦为伏羲首创。与此相应，既然有渔猎，养殖业的兴起当是必然的。唐人成玄英《庄子·注》说：“伏羲，三皇也，能伏牛乘马，养伏牺牲，故谓之伏牺也。”南宋罗苹《路史·注》说：“史传或谓服牛乘马，因号伏羲。”可以推想，伏羲人最先驯养的家畜当为猪、羊和鹿，其次有牛、驴和马等。因为这些食草动物，相对于那些食肉动物来说，性情比较温和，适宜人工饲养。所以人们可以把猎获的大兽、死兽最先食用，把猎获的小兽、活兽豢养起来，待急之用。久而久之，养殖业便悄然兴起。

由单一的素食，到荤素并食；由单一的采集，到渔猎、养殖和采集并举。这既是对食物结构的变革，又是对产业结构的变革。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伏羲被世人誉为“食物之神”。

制嫁娶。华胥为伏羲的母亲。从庄浪朝那湫历史上最早的祭祀活动“履迹”来说，华胥时代，中华民族的婚姻制度已具雏形：那时虽然为群婚制，儿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进入婚育年龄的青春少女，并不是随便可以与男子交合的，而只有通过“履迹”这种仪式，才可以与男子交合。它的重要意义是，可以有效地保障未成年女子的身心健康⑤。

到了伏羲时代，上述婚姻制度又极大地推进了一步。《帝王世纪》说：伏羲“制嫁娶之礼。”由此而论，“嫁娶之礼”当为伏羲首创：男女婚姻只有通过“嫁”与“娶”才可算数。按照《世本》的说法，还要“以俪皮（雌雄鹿皮）为聘礼”。显然，这是族外婚的肇启，对偶婚的萌芽。它打破了母系氏族社会的血缘婚、族内婚，进而为家庭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正如东汉史学家班固《白虎通义》所言，是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这对于“人伦之礼”的形成和人口的优生优育来说，无疑是一大历史功绩。

制九针。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众多，加之多种疾病和自然灾害，人的寿命是很短的。《帝王世纪》说：伏羲“乃尝味百药，制九针，以拯夭枉焉。”（这里的“九针”并非现在的九针，其“九”当为灸的通假字。）由此而论，伏羲不仅发明了用中草药治病救人的方法，而且发明了用针灸治病救人的方法。这对于减少因疾病而带来的痛苦和过早死亡，进而延长人的寿命，无疑是一大历史功绩。史称神农为医药创始人，这种说法有违常理。因为牧业先于农业，“牧羊人”对草木的认知程度，“庄稼人”是望尘莫及的。由此而论，医药创始人当为伏羲。而神农当有杰出贡献而已。史称皇甫谧为“针灸鼻祖”。“鼻祖”者，为创始人之意。由此而论，“针灸鼻祖”当为伏羲。而皇甫谧则为针灸学的推进者、完善者和集大成者而已。

作瑟。按理来说，音乐应当是很早就出现的。如江河湖海之声，鸟兽虫鱼之声，风雨雷电之声，虽来自天然，却有节奏，有旋律，此谓之天籁之音。人们起初用嘴摸仿，进而用器物摸仿，于是音乐和乐器便随之而生。但作为“瑟”这种乐器却是伏羲发明的。《帝王世纪》说：伏羲“作瑟三十六弦，长八尺一寸。”这不能不说，它是伏羲对人类音乐文化的一大历史功绩。当今以“弦”为特征的乐器，如板胡、二胡、马头琴、小提琴等，均当由“瑟”演变而来。由此而论，伏羲当为“弦乐之祖”。

二

女娲与伏羲为兄妹，也是夫妻。对这种关系，历史上有人遮掩，有人改裁，总认为有违“人伦之礼”。其实，这是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群婚制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今人大可不必“为尊者讳”，只要放在那个特定时代就行了。所谓“人伦之礼”，那是伏羲首创的,岂能跨越时代而论？

《水经注·渭水》说：“庖羲之后，有帝女娲，与神农为三皇矣。”由此可见，女娲是继伏羲而王天下的，为三皇之一，为中华民族第一位女皇。有关女娲的记载，古籍中都是一鳞半爪的，而且大多是以神话形式来表述的，对此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解读。

女娲补天。在华夏大地，女娲补天的故事，家喻户晓。西汉刘安《淮南子·览冥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3]。显然，这是作者延用古籍中神话形式来记载女娲补天之事的。神话，那是在现实的基础上，以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来记人记事的，其准确性虽然大打折扣，而形象性和生动性却令人惊叹不已。

揭开女娲补天的神秘面纱，笔者所看到的并不是什么“补天”，而是女娲领导人民治理洪水的一点一滴、一举一动。记得小时候，当阴雨连绵，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灾难时，村民并不说“雨”；而是说“老天爷啊，你这该死的老天爷，你还要不要人活！”这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天”。此话到现在想起来也不觉得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上古时代，地广人稀，森林密布，雨量充沛，时常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而大灾之后，如山洪引起的滑山走坡，雷电引起的森林大火，以及群兽出没食人——这不是“天塌下来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代人皇的女娲，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洪救灾的斗争，这不是“补天”是什么？

从女娲补天，笔者想起了民国九年（1920年）海原地震的一幕。据史料记载，这次地震为8.5级，主要震区为宁夏的西吉、海原和固原，也波及到甘肃的庄浪、静宁一带。据老一辈人讲，这次地震后，当地房屋基本倒塌，而且有一年多余震不断。人们大多铺着麦草露宿在打麦场，有时连走路也摇来晃去，一下子被摔倒。有时眼看着亲人从对面走来，却突然在地上裂开一道口子，一下子被吞没。据一位老人讲，这次地震，静宁共死亡30000多人，其中许多人并不是因房子倒塌而压死的，而是被冻死、饿死和病死的。还有一股一股的狼群出没食人，令人防不胜防。有时还加杂着狂风暴雨。老人感叹说，那简直是“天塌下来了”！这一幕，与女娲补天的情景何其相似！

《甘肃通史·先秦卷》说：对女娲补天，应注意两个细节：一为“断鳌足以立四极”，那是说女娲部族“创构房屋建筑”；二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那是说“金属冶炼工艺”〔4〕。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在思想方法上是不足取的。因为神话与寓言、诗歌一样，同属于形象思维范畴，理当从意境上去感悟、去领会，而不能以逻辑思维“对号入座”。这就像“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诗句，你能说它恰好就是“三千尺”吗？不能，绝对不能。但也没有人说它写得不对。

抟土造人。女娲抟土造人，是中华民族非常经典的神话传说。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泥中，举以为人。”打开神话的外壳，从中可以得出三条结论：中华民族是从无到有的；中华民族的起源与黄土有关；女娲时代，鼓励人口繁殖。

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它以黄河中上游为主，西起祁连山，东至太行山，北到长城，南达秦岭，包括青海、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和山西六省区的一些地方。试问这里最初是什么样子？答曰：到处都是石山，不见草木，不见牛羊，不见人烟。那么这里的黃土是怎么来的？答曰：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大风从中东、蒙古的戈壁沙漠吹来的。这是科学考察得出的结论：试看黄土高原，它从西北到东南，黄土颗粒越来越细，黄土层越来越薄，而且其矿物成份与当地基岩相异却与中东、蒙古的戈壁沙漠相同。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黄土高原形成的历史。而女娲抟土造人，正是这一历史的投影。可以说，黄土高原，只因有了黄土，才有草木，才有牛羊，才有人烟。

与此同时，由于上古时代人口特别稀少，女娲作为一代人皇，必然会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人口繁殖。地处葫芦河流域的吴家沟遗址、徐家碾遗址、大地湾遗址，距今5000——7800年，其间出土的陶器上，就绘有不少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这是母系氏族社会与父系氏族社会交替演进的标志，是古人生殖崇拜的产物。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女娲时代鼓励人口繁殖的历史必然性。

《甘肃通史·先秦卷》说：女娲抟土造人，“这可能同人们用泥土烧制陶器有关。只有制陶才需要大量抟弄黄土的实际操作，才能产生捏塑泥人的联想。”〔5〕显然，这是说女娲抟土造人是制陶业历史的折射。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却明显忽视了女娲抟土造人的前提：那是在“天地开辟，未有人民”的情况下而“造人”的，岂能与制陶业扯在一起？

女媒。上古时代，中华民族婚姻制度的三部曲，一是“履迹”。如上所述，它是古人的一种祭祀活动，是青春少女“初试人伦”的一种仪式，也是中华民族婚姻制度的雏形。二是“嫁娶”。伏羲首创聘婚制，已改族内婚为族外婚，打破了血缘婚的陋习。三是“女媒”。《风俗通义》说：“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这说明，媒妁制度是女娲创立的。历史上所谓“无媒不聘，无媒不嫁”的婚俗；婚配当遵“媒妁之言”的婚俗，均当由此而来。由此而论，“媒妁之祖”的桂冠，非女娲莫属。

婚姻制度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制度。透过现象看本质，媒妁制度的重要意义，一是监督婚配年龄，不到婚龄的男女青年，不得结婚。二是监督血缘关系，如有血缘关系的男女青年，不得结婚。可以说，“女媒”是对“履迹”和“嫁娶”制度的完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婚姻监督法”，也是中华民族人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的典范。

女娲七十化。南宋罗泌《路史·后纪二》说：女娲“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高禖之神。”高禖之神，是我国古代宗教信仰中掌管婚姻、生育之神。在女娲的祖居地和诞生地庄浪朝那湫，从汉代起就建有女娲祠，至今依然为当地民众祈求婚姻、祈求儿女的地方。

《淮南子·说林训》说：“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这里的“黄帝”，为女娲的第九代孙子。“上骈”、“桑林”，当为上古之神。从医学角度讲，这段话是说胎儿在母体中发育过程的。若以妇女经期每月为28天来计算，“十月怀胎”：一个胎儿在母体中的孕育周期通常为280天，它可分为四个结段，每个阶段便是70天——此所谓“七十化”之意。于此联想到《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之语，亦当与妇女怀孕和保胎有关。如今人范三畏《旷古逸史》就明确说“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那是说胎儿与母腹之关系的〔6〕。再如，秦安县陇城镇祭祀的女娲洞，实为“女娲之肠”，那是妇女怀孕的地方，是人类生殖崇拜的产物。由此而论，孕妇的保胎之法，当为女娲首创。这对于人类的繁衍和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历史功绩。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女娲被世人誉为“中华民族之母”。

古往今来，总有人把“女娲七十化”解释为：女娲一日七十变，抑或一日创造七十个物种，这实在是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单从化字来说，它的最初涵义并不是变化，而是怀孕。因为甲骨文中化字的写法是：有两个人，一倒一顺，这不是胎儿在母体中是什么？

制笙簧。乐器是音乐发展的必然产物。女娲时代，已有伏羲发明的“瑟”。《世本》说：“女娲作笙簧。”由此而论，笙簧这种乐器当为女娲发明。古人云：“笙，生也，象物贯地而生，以匏为之，其中空而受簧也。”笙簧这种乐器，所用原材料为葫芦和竹子。制作时，只要掏空葫芦，在其中安放一个或几个竹管即可。这种乐器，声音清脆、嘹亮、悦耳，至今广泛流传。它取材方便，工艺简单，深受普通民众的青睐。可以推想，笙簧的发明，对于那时人们单调的文化生活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地处葫芦河流域的庄浪、静宁和秦安，是华胥、伏羲和女娲长期生活过的地方。作为笙簧这种乐器，在史前文化遗址中不可能保存下来。但陶质乐器如鼓、铃、哨、埙等，在葫芦河流域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却比比皆是；而且其造型之独特，装饰之精美，令人惊叹。古往今来，以“管”为特征的乐器，如陶埙、笛子、唢呐、长短号等，均当由此演变而来。由此而论，女娲当为“管乐之祖”。

《甘肃通史·先秦卷》说：“女娲发明的乐器以‘生’为名，也在隐寓与人类繁孳的关系。”〔7〕在笔者看来，这里可不必联想。因为古人记载“女娲作笙簧”之事，非常具体、非常明确，并非神话。如“笙簧”二字，均与竹子有关，岂能同“人类繁孳”扯在一起？

三

人类社会是极其漫长的。从神话传说到文字记载，中华民族最早的、功绩最大的、世人公认的历史人物，首推伏羲、女娲。史称伏羲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史称女娲为“三皇之一”、“民族之母”，足见其历史地位之崇高。可以说，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假如没有伏羲、女娲，所谓“中华民族”就无从谈起。

伏羲、女娲一生充满了创造、奉献与和谐精神。她们从关山之巅到葫芦河流域，从渭河之滨到中原大地，最后定都陈地（今河南淮阳），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力。司马迁说伏羲“至纯厚”，皇甫谧、司马贞说伏羲“有圣德”；许慎说女娲为“神圣女”，这是历史的结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风吹不倒，雨打不败，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创造、奉献与和谐精神。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伏羲、女娲所开创的，有物质文明方面的内容，也有精神文明方面的内容。从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充庖厨、制嫁娶、制九针和作瑟，到女娲治理洪水、发展人口、制定媒妁制度、创立保胎之法和制作笙簧，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无不闪烁着中华文明的光芒。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伏羲、女娲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

社会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活动。从伏羲“兴渔猎”到“伏牛乘马”，这说明中华民族的狩猎、渔业和饲养业是伏羲开创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这说明女娲的历史功绩，并不限于上述五个方面，其中也不乏对社会生产的贡献，只是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而已。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社会生产的先行者。

社会生活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归宿。从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充庖厨、制嫁娶、制九针和作瑟，到女娲发展人口、制定媒妁制度、创立保胎之法和制作笙簧，既包含了食物方面的内容，又包含了婚姻方面的内容，也包含了医疗和文化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方面，无不说明她们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者。

有人以“神话传说不是历史，历史不是神话传说”的谬论，否定伏羲、女娲的历史地位，这是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背道而驰的。神话传说，是中华民族的群体记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宝藏。它就像一颗颗青皮核桃，只要剥掉它的皮，砸开它的壳，历史真相便会嫣然再现于我们面前。

注释：

①详见笔者《“羲皇故里”考》一文，载于2019年第14期《西部学刊》

②详见笔者《说“羲皇故里”》一文，载于2018年第2期《华夏文化》

③详见笔者《论庄浪朝那湫的历史内涵及文化意蕴》一文，载于2018年第1期《西部学刊》

④详见笔者《古老而神圣的朝那湫》一文，载于2021年第6期《甘肃政协》

⑤详见笔者《庄浪朝那湫历史上的祭祀活动》一文，载于2019年3月4日《平凉日报》

参考文献：

[1]李春茂.皇甫谧评传.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63

[2][4][5][7]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112/104/103/103

[3]（汉）刘安.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16:112

[6]范三畏.旷古逸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