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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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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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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与女娲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阜城门外,有座明代创建的帝王庙,庙中塑着从传说时代到清朝乾隆年间的帝王188位,其中伏羲、女娲名列第一、第二。

伏羲、女娲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这是由其画八卦、造书契、充庖厨、制嫁娶、制九针和作瑟的历史功绩所决定的;是由其治理洪水、发展人口、制定媒妁制度、创立保胎之法和制作笙簧的历史功绩所决定的。

伏羲的祖居地和出生地,在关山之巅、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桃木山西麓的朝那湫①。他生活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一时期,我国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有关伏羲的记载,散见于《庄子》《列子》《管子》等先秦典籍之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仅以“余闻先之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之句,一笔带过。而西晋史学家皇甫谧《帝王世纪》则有比较系统的记载,其中对伏羲历史功绩的记载共有六个方面〔1〕。现以此为据,结合有关史料论述如下。

画八卦。《帝王世纪》说:伏羲“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八卦”指先天八卦,包括天、地、山、泽、水、火、风、雷八个方面。其核心内容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说,宇宙从混沌的太极中产生出来,进而分化就有了两仪——阴与阳(天、地);再分化就有了四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春、夏、秋、冬);再分化就有了八卦。显然这是伏羲时代的哲学观,它以太极、两仪、四象和八卦为体系来观察世界。

试问如此美妙的哲学体系是怎样提出来的?答曰:这是古人师法自然的产物,社会实践的结晶。比方说太极图的来源就与朝那湫有关。太极图是阴与阳对立统一的一个图标,其阴来源于后湫,其阳来源于前湫,其图标则来源于后湫的“状似弯月”②。

朝那湫,《山海经》称之为雷泽。它是白垩纪时代火山喷发所形成的两个高山湖泊。因其水渊通地脉,又与汭河之源在岩石间相通,故而从古到今“不涸不溢”③。后湫状似弯月,水面20余亩,其水碧绿灰暗,给人一种含蓄内敛的感觉。前湫形如卧蚕,水面30余亩,其水清澈透亮,给人一种热情奔放的感觉④。有诗曰:双湫俨若夫与妻,醉生梦死不知年。这便是伏羲创造太极图的原型所在。

而四象、八卦所指,既是伏羲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物,又是对其生存与发展影响最大的事物。也正是这些事物,构成了伏羲人最基本的物质世界。如四象,那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标志着当时人类对时间认识的最高水平;而八卦,则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标志着当时人类对空间认识的最高水平。而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伏羲人的时空观,亦即生存观和世界观。

当地民谣说:“湫头两朵云,陇右千山雨。朝那一杯水,汭河万里源。”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八卦就像它的母体朝那湫一样,永不干涸,永不外溢,永不褪色。

造书契。《庄子》说:昔者“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就是说,人类最初是以结绳记事的。《易经·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此“圣人”,指伏羲而言;“书契”,指以八卦为代表的刻符文字而言。而《帝王世纪》则说得更清楚:伏羲“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就是说,伏羲上观日月星辰的天象,下观地上物类的法则,看到鸟兽的纹理随着地形地貌的变化而变化,近则取之于身,远则取之于物,于是创造出了刻符文字,以代结绳记事。

刻符文字亦称八卦文字,它以刻画符号为特征。于省吾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郭沫若认为:它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等地出土的陶器上,就有大量的刻符文字。这种文字,最远可上溯到7800年以前。如距朝那湫不到30公里的秦安大地湾出土的陶器上,就有大批的刻符文字。这在一定意义上佐证了伏羲“造书契”的历史必然性。史称苍颉为“汉字之祖”,其实真正的“汉字之祖”还是伏羲。苍颉只是汉字的整理者和推进者而已。

《甘肃通史·先秦卷》说:“所谓‘造书契’不应理解为发明文字,而是指对记忆符号的使用和规范。”〔2〕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是以孤立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理当否定。从中国汉字的源流来说,刻符文字与图画文字一样,同属于中国汉字之根。如指事字中的10个汉码字和上、中、下等字,就是从刻符文字演变而来的。可以说,刻符文字就像一棵破土而出的槐树苗,虽然没有老槐树那么光彩照人,但总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树的特性。

充庖厨。民以食为天。先民最早的食物,是野生植物的籽粒、果品和根、茎、叶。《帝王世纪》说:伏羲“取牺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号庖牺氏,是为牺皇。”就是说,伏羲别称“牺皇”,号为“庖牺氏”,那是因其“取牺牲”为食材,进一步解决了世人吃饭问题而得到的美誉。由此而论,先民食肉当为伏羲首创。这对于改善食品结构和增强人的体质来说,无疑是一大历史功绩。与此相应,要食肉就要火烤。这在人类已经学会用火的情况下,当在情理之中。古称伏羲为“庖牺”、“炮牺”,当与其制作熟肉有关。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伏羲被世人誉为中华民族“熟食之神”。

进一步讲,要食肉就要渔猎。《尸子·君治》说:“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汉书·律历志》说:伏羲“作网罟以田猎。”这说明,渔猎亦为伏羲首创。与此相应,既然有渔猎,养殖业的兴起当是必然的。唐人成玄英《庄子·注》说:“伏羲,三皇也,能伏牛乘马,养伏牺牲,故谓之伏牺也。”南宋罗苹《路史·注》说:“史传或谓服牛乘马,因号伏羲。”可以推想,伏羲人最先驯养的家畜当为猪、羊和鹿,其次有牛、驴和马等。因为这些食草动物,相对于那些食肉动物来说,性情比较温和,适宜人工饲养。所以人们可以把猎获的大兽、死兽最先食用,把猎获的小兽、活兽豢养起来,待急之用。久而久之,养殖业便悄然兴起。

由单一的素食,到荤素并食;由单一的采集,到渔猎、养殖和采集并举。这既是对食物结构的变革,又是对产业结构的变革。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伏羲被世人誉为“食物之神”。

制嫁娶。华胥为伏羲的母亲。从庄浪朝那湫历史上最早的祭祀活动“履迹”来说,华胥时代,中华民族的婚姻制度已具雏形:那时虽然为群婚制,儿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进入婚育年龄的青春少女,并不是随便可以与男子交合的,而只有通过“履迹”这种仪式,才可以与男子交合。它的重要意义是,可以有效地保障未成年女子的身心健康⑤。

到了伏羲时代,上述婚姻制度又极大地推进了一步。《帝王世纪》说:伏羲“制嫁娶之礼。”由此而论,“嫁娶之礼”当为伏羲首创:男女婚姻只有通过“嫁”与“娶”才可算数。按照《世本》的说法,还要“以俪皮(雌雄鹿皮)为聘礼”。显然,这是族外婚的肇启,对偶婚的萌芽。它打破了母系氏族社会的血缘婚、族内婚,进而为家庭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正如东汉史学家班固《白虎通义》所言,是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这对于“人伦之礼”的形成和人口的优生优育来说,无疑是一大历史功绩。

制九针。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众多,加之多种疾病和自然灾害,人的寿命是很短的。《帝王世纪》说:伏羲“乃尝味百药,制九针,以拯夭枉焉。”(这里的“九针”并非现在的九针,其“九”当为灸的通假字。)由此而论,伏羲不仅发明了用中草药治病救人的方法,而且发明了用针灸治病救人的方法。这对于减少因疾病而带来的痛苦和过早死亡,进而延长人的寿命,无疑是一大历史功绩。史称神农为医药创始人,这种说法有违常理。因为牧业先于农业,“牧羊人”对草木的认知程度,“庄稼人”是望尘莫及的。由此而论,医药创始人当为伏羲。而神农当有杰出贡献而已。史称皇甫谧为“针灸鼻祖”。“鼻祖”者,为创始人之意。由此而论,“针灸鼻祖”当为伏羲。而皇甫谧则为针灸学的推进者、完善者和集大成者而已。

作瑟。按理来说,音乐应当是很早就出现的。如江河湖海之声,鸟兽虫鱼之声,风雨雷电之声,虽来自天然,却有节奏,有旋律,此谓之天籁之音。人们起初用嘴摸仿,进而用器物摸仿,于是音乐和乐器便随之而生。但作为“瑟”这种乐器却是伏羲发明的。《帝王世纪》说:伏羲“作瑟三十六弦,长八尺一寸。”这不能不说,它是伏羲对人类音乐文化的一大历史功绩。当今以“弦”为特征的乐器,如板胡、二胡、马头琴、小提琴等,均当由“瑟”演变而来。由此而论,伏羲当为“弦乐之祖”。

女娲与伏羲为兄妹,也是夫妻。对这种关系,历史上有人遮掩,有人改裁,总认为有违“人伦之礼”。其实,这是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群婚制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今人大可不必“为尊者讳”,只要放在那个特定时代就行了。所谓“人伦之礼”,那是伏羲首创的,岂能跨越时代而论?

《水经注·渭水》说:“庖羲之后,有帝女娲,与神农为三皇矣。”由此可见,女娲是继伏羲而王天下的,为三皇之一,为中华民族第一位女皇。有关女娲的记载,古籍中都是一鳞半爪的,而且大多是以神话形式来表述的,对此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解读。

女娲补天。在华夏大地,女娲补天的故事,家喻户晓。西汉刘安《淮南子·览冥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3]。显然,这是作者延用古籍中神话形式来记载女娲补天之事的。神话,那是在现实的基础上,以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来记人记事的,其准确性虽然大打折扣,而形象性和生动性却令人惊叹不已。

揭开女娲补天的神秘面纱,笔者所看到的并不是什么“补天”,而是女娲领导人民治理洪水的一点一滴、一举一动。记得小时候,当阴雨连绵,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灾难时,村民并不说“雨”;而是说“老天爷啊,你这该死的老天爷,你还要不要人活!”这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天”。此话到现在想起来也不觉得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上古时代,地广人稀,森林密布,雨量充沛,时常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而大灾之后,如山洪引起的滑山走坡,雷电引起的森林大火,以及群兽出没食人——这不是“天塌下来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代人皇的女娲,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洪救灾的斗争,这不是“补天”是什么?

从女娲补天,笔者想起了民国九年(1920年)海原地震的一幕。据史料记载,这次地震为8.5级,主要震区为宁夏的西吉、海原和固原,也波及到甘肃的庄浪、静宁一带。据老一辈人讲,这次地震后,当地房屋基本倒塌,而且有一年多余震不断。人们大多铺着麦草露宿在打麦场,有时连走路也摇来晃去,一下子被摔倒。有时眼看着亲人从对面走来,却突然在地上裂开一道口子,一下子被吞没。据一位老人讲,这次地震,静宁共死亡30000多人,其中许多人并不是因房子倒塌而压死的,而是被冻死、饿死和病死的。还有一股一股的狼群出没食人,令人防不胜防。有时还加杂着狂风暴雨。老人感叹说,那简直是“天塌下来了”!这一幕,与女娲补天的情景何其相似!

《甘肃通史·先秦卷》说:对女娲补天,应注意两个细节:一为“断鳌足以立四极”,那是说女娲部族“创构房屋建筑”;二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那是说“金属冶炼工艺”〔4〕。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在思想方法上是不足取的。因为神话与寓言、诗歌一样,同属于形象思维范畴,理当从意境上去感悟、去领会,而不能以逻辑思维“对号入座”。这就像“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诗句,你能说它恰好就是“三千尺”吗?不能,绝对不能。但也没有人说它写得不对。

抟土造人。女娲抟土造人,是中华民族非常经典的神话传说。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泥中,举以为人。”打开神话的外壳,从中可以得出三条结论:中华民族是从无到有的;中华民族的起源与黄土有关;女娲时代,鼓励人口繁殖。

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它以黄河中上游为主,西起祁连山,东至太行山,北到长城,南达秦岭,包括青海、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和山西六省区的一些地方。试问这里最初是什么样子?答曰:到处都是石山,不见草木,不见牛羊,不见人烟。那么这里的黃土是怎么来的?答曰: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大风从中东、蒙古的戈壁沙漠吹来的。这是科学考察得出的结论:试看黄土高原,它从西北到东南,黄土颗粒越来越细,黄土层越来越薄,而且其矿物成份与当地基岩相异却与中东、蒙古的戈壁沙漠相同。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黄土高原形成的历史。而女娲抟土造人,正是这一历史的投影。可以说,黄土高原,只因有了黄土,才有草木,才有牛羊,才有人烟。

与此同时,由于上古时代人口特别稀少,女娲作为一代人皇,必然会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人口繁殖。地处葫芦河流域的吴家沟遗址、徐家碾遗址、大地湾遗址,距今5000——7800年,其间出土的陶器上,就绘有不少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这是母系氏族社会与父系氏族社会交替演进的标志,是古人生殖崇拜的产物。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女娲时代鼓励人口繁殖的历史必然性。

《甘肃通史·先秦卷》说:女娲抟土造人,“这可能同人们用泥土烧制陶器有关。只有制陶才需要大量抟弄黄土的实际操作,才能产生捏塑泥人的联想。”〔5〕显然,这是说女娲抟土造人是制陶业历史的折射。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却明显忽视了女娲抟土造人的前提:那是在“天地开辟,未有人民”的情况下而“造人”的,岂能与制陶业扯在一起?

女媒。上古时代,中华民族婚姻制度的三部曲,一是“履迹”。如上所述,它是古人的一种祭祀活动,是青春少女“初试人伦”的一种仪式,也是中华民族婚姻制度的雏形。二是“嫁娶”。伏羲首创聘婚制,已改族内婚为族外婚,打破了血缘婚的陋习。三是“女媒”。《风俗通义》说:“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这说明,媒妁制度是女娲创立的。历史上所谓“无媒不聘,无媒不嫁”的婚俗;婚配当遵“媒妁之言”的婚俗,均当由此而来。由此而论,“媒妁之祖”的桂冠,非女娲莫属。

婚姻制度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制度。透过现象看本质,媒妁制度的重要意义,一是监督婚配年龄,不到婚龄的男女青年,不得结婚。二是监督血缘关系,如有血缘关系的男女青年,不得结婚。可以说,“女媒”是对“履迹”和“嫁娶”制度的完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婚姻监督法”,也是中华民族人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的典范。

女娲七十化。南宋罗泌《路史·后纪二》说:女娲“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高禖之神。”高禖之神,是我国古代宗教信仰中掌管婚姻、生育之神。在女娲的祖居地和诞生地庄浪朝那湫,从汉代起就建有女娲祠,至今依然为当地民众祈求婚姻、祈求儿女的地方。

《淮南子·说林训》说:“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这里的“黄帝”,为女娲的第九代孙子。“上骈”、“桑林”,当为上古之神。从医学角度讲,这段话是说胎儿在母体中发育过程的。若以妇女经期每月为28天来计算,“十月怀胎”:一个胎儿在母体中的孕育周期通常为280天,它可分为四个结段,每个阶段便是70天——此所谓“七十化”之意。于此联想到《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之语,亦当与妇女怀孕和保胎有关。如今人范三畏《旷古逸史》就明确说“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那是说胎儿与母腹之关系的〔6〕。再如,秦安县陇城镇祭祀的女娲洞,实为“女娲之肠”,那是妇女怀孕的地方,是人类生殖崇拜的产物。由此而论,孕妇的保胎之法,当为女娲首创。这对于人类的繁衍和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历史功绩。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女娲被世人誉为“中华民族之母”。

古往今来,总有人把“女娲七十化”解释为:女娲一日七十变,抑或一日创造七十个物种,这实在是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单从化字来说,它的最初涵义并不是变化,而是怀孕。因为甲骨文中化字的写法是:有两个人,一倒一顺,这不是胎儿在母体中是什么?

制笙簧。乐器是音乐发展的必然产物。女娲时代,已有伏羲发明的“瑟”。《世本》说:“女娲作笙簧。”由此而论,笙簧这种乐器当为女娲发明。古人云:“笙,生也,象物贯地而生,以匏为之,其中空而受簧也。”笙簧这种乐器,所用原材料为葫芦和竹子。制作时,只要掏空葫芦,在其中安放一个或几个竹管即可。这种乐器,声音清脆、嘹亮、悦耳,至今广泛流传。它取材方便,工艺简单,深受普通民众的青睐。可以推想,笙簧的发明,对于那时人们单调的文化生活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地处葫芦河流域的庄浪、静宁和秦安,是华胥、伏羲和女娲长期生活过的地方。作为笙簧这种乐器,在史前文化遗址中不可能保存下来。但陶质乐器如鼓、铃、哨、埙等,在葫芦河流域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却比比皆是;而且其造型之独特,装饰之精美,令人惊叹。古往今来,以“管”为特征的乐器,如陶埙、笛子、唢呐、长短号等,均当由此演变而来。由此而论,女娲当为“管乐之祖”。

《甘肃通史·先秦卷》说:“女娲发明的乐器以‘生’为名,也在隐寓与人类繁孳的关系。”〔7〕在笔者看来,这里可不必联想。因为古人记载“女娲作笙簧”之事,非常具体、非常明确,并非神话。如“笙簧”二字,均与竹子有关,岂能同“人类繁孳”扯在一起?

人类社会是极其漫长的。从神话传说到文字记载,中华民族最早的、功绩最大的、世人公认的历史人物,首推伏羲、女娲。史称伏羲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史称女娲为“三皇之一”、“民族之母”,足见其历史地位之崇高。可以说,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假如没有伏羲、女娲,所谓“中华民族”就无从谈起。

伏羲、女娲一生充满了创造、奉献与和谐精神。她们从关山之巅到葫芦河流域,从渭河之滨到中原大地,最后定都陈地(今河南淮阳),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力。司马迁说伏羲“至纯厚”,皇甫谧、司马贞说伏羲“有圣德”;许慎说女娲为“神圣女”,这是历史的结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风吹不倒,雨打不败,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创造、奉献与和谐精神。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伏羲、女娲所开创的,有物质文明方面的内容,也有精神文明方面的内容。从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充庖厨、制嫁娶、制九针和作瑟,到女娲治理洪水、发展人口、制定媒妁制度、创立保胎之法和制作笙簧,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无不闪烁着中华文明的光芒。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伏羲、女娲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

社会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活动。从伏羲“兴渔猎”到“伏牛乘马”,这说明中华民族的狩猎、渔业和饲养业是伏羲开创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这说明女娲的历史功绩,并不限于上述五个方面,其中也不乏对社会生产的贡献,只是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而已。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社会生产的先行者。

社会生活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归宿。从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充庖厨、制嫁娶、制九针和作瑟,到女娲发展人口、制定媒妁制度、创立保胎之法和制作笙簧,既包含了食物方面的内容,又包含了婚姻方面的内容,也包含了医疗和文化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方面,无不说明她们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者。

有人以“神话传说不是历史,历史不是神话传说”的谬论,否定伏羲、女娲的历史地位,这是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背道而驰的。神话传说,是中华民族的群体记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宝藏。它就像一颗颗青皮核桃,只要剥掉它的皮,砸开它的壳,历史真相便会嫣然再现于我们面前。

注释:

①详见笔者《“羲皇故里”考》一文,载于2019年第14期《西部学刊》

②详见笔者《说“羲皇故里”》一文,载于2018年第2期《华夏文化》

③详见笔者《论庄浪朝那湫的历史内涵及文化意蕴》一文,载于2018年第1期《西部学刊》

④详见笔者《古老而神圣的朝那湫》一文,载于2021年第6期《甘肃政协》

⑤详见笔者《庄浪朝那湫历史上的祭祀活动》一文,载于2019年3月4日《平凉日报》

参考文献:

[1]李春茂.皇甫谧评传.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63

[2][4][5][7]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112/104/103/103

[3](汉)刘安.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16:112

[6]范三畏.旷古逸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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