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爱好书法的朋友说:“有句话叫‘笔墨当随时代’,你看,当如何去随?”我说:“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辨证地去看,而不能简单地说随或者不随。”闻听此言,这位朋友说:“你这是故弄玄虚——说等于没说!”我说:“对你的回答,我是真心的,只是调子起得太高而已。”于是,我便用打比方的办法回答这一问题。
“笔墨当随时代”,这是明末清初画家石涛题画跋语中的一句话。它本来是说笔墨与时代之关系的,亦可引伸为反映时代精神和有所创新之意。如果把这句话引伸到书法与时代的关系方面,可置换为:“书法的时代性。”因为这本来就是书法审美的题中应有之意,说起来比较明瞭。
石涛题画跋语的原文是:“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初唐盛唐,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洒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很显然,石涛是以诗文喻画,又以上古、中古、下古之变,来说明笔墨与时代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并不算错,但他却只看到了笔墨与时代同步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笔墨与时代不同步的一面。比方说,宋代兵戈迭起,社会动荡不安,而科技、文化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发达的时期,而“笔墨”亦不示弱。
还是言归正传吧。书法的时代性是书法审美的本质特征之一,它说明书法的发展变化是与特定时代密切相关的,是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密切相关的。
比方说,书法与汉字就情同父子。汉字的源头是甲骨文,因为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最早的、自成体系的、能够完整表达语言的,只有甲骨文,而没有别的文字。而从此以后,又有了金文、小篆、隶书和楷书。与此相适应,殷代人必然以书写甲骨文为主,西周人必然以书写金文为主,秦代人必然以书写小篆为主,东汉人必然以书写隶书为主,东晋以后人必然以书写楷书为主……这既是汉字演进的必然规律,也是书法演进的必然规律。但也有例外,如清代乾嘉时期,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兴起,篆书、隶书便随之而异军突起,蔚为大观。
比方说,书法与书写材料就情同手足。殷代人把卜辞刻在龟甲兽骨上,西周人把地契铸在青铜器上,秦代人把颂词刻在石崖上,汉代人把文稿写在竹简和木简上,晋代人把书信写在硬黄纸上,当代人把文章输在电脑上……这些都与汉字的载体——所使用材料的演进有关。但也有例外,如当代的《世纪宝鼎》,也把颂词铸在青铜器上。至于石刻,从先秦《石鼓文》算起,似乎历朝历代都有。
比方说,书法与社会风气就如影随形。社会风气是由上而下漫延的。南北朝和隋朝时代,社会崇尚王献之书法。而到了唐代时,因为唐太宗李世明的倡导,社会转而崇尚王羲之书法,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均脱胎于王羲之。清初,因康熙喜欢赵孟頫书法,乾隆喜欢董其昌书法,整个社会便群起而效之,形成了一股“赵董之风”。而到了清代中晚期,由于阮元、包世臣和康有为的倡导,北魏书风便悄然而起,直至民国还波澜犹在。
比方说,书法与审美理念就血肉相连。东晋人崇尚玄学,以清淡为美,故而王羲之书法便表现出“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格调,这与《世说新语》如出一辙。北魏是以鲜卑游牧民族为主而建立的王朝,故而北碑书法无不表现出以粗犷、豪放、强悍为美的特征。盛唐时代国势开张,故而颜真卿书法便表现出“潮平两岸濶,风正一帆悬”的正大气象;盛唐时代河清海宴,故而张旭、怀素的书法便表现出超越现实、超越神理、超越梦想的浪漫情怀。所谓“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无不与其特定时代的审美理念有关。
以上这些,都是从大趋势讲的。可以说,笔墨与时代,随是必然的,不随是偶然的;随是一般的,不随是特殊的。如具体到单个人来说,虽不是多么重要,但由于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中生活,同样也有个随与不随的问题。
比方说,面对不同书体的抉择。中国汉字有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和楷书5种样式,而在每一种样式中又有众多的书体。面对不同的样式和众多的书体,你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但有一条原则——正字的原则,必须遵守:每种书体都要与特定的时空相吻合,而不能主观臆造;每个字都要书写正确,而不能胡拉八扯。如赵孟頫小篆《妙严寺》中的一个“妙”字,左旁那是从玄不从女,而赵孟頫却偏偏写成了“女”旁。这种以楷书逆推篆书的写法,那是违背文字演变规律的,当引以为诫。如米芾在其行楷《离骚经》中,把个“以”字往往写成篆隶中的“以”字,这显然也是一种“穿越时空”的行为,亦不足取。
比方说,面对不同书风的抉择。所谓书风,就是书法流派在特定范围内所形成的一种气候。如近些年来在中国书坛出现的“学院派书风”、“现代派书风”、“流行派书风”……由于这些流派的倡导者都占据一定的势力范围,所以就能够煽得起风,形成一定的气候。尤其是在书法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时人以入国展为目标,大量临习曾经获奖者的书作,形成了一种“展览体书风”,更是来势汹猛。面对如此不同的时风,作为单个人如何抉择,那是你的自由权,谁也不能干涉。但有一点值得肯定,书法本来就是传统的,它是特定时空的产物,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还是传承问题,并没有什么“现代”可言。因为文化并不是与时代完全同步的。如唐楷,那只能在唐朝那个特定的时空产生,而不能在别的时空产生;古希腊童话,那只能在古希腊那个特定的时空产生,而不能在别的时空产生。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比方说,面对审美理念的抉择。书法有着极其丰富的审美范畴:端庄雄伟者,像颜真卿书法,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飘逸秀丽者,像王羲之书法,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纵横奇倔者,像黄庭坚书法,如长枪大戟,左冲右突,形似辐射;工整精细者,像欧阳询书法,如武士挥拳,看似平淡,实则惊险……这些审美特征,既可单独表现,又可复合表现。这与每个人的性格、学识、修为有关,也与时代的审美理念有关。而值得肯定的是,不论属于那一种审美范畴,都有其自身的审美价值所在,作为欣赏者和批评者是不能厚此薄彼的。如康有为“卑唐”的言论,世人就多不认可。
总之,书法的时代性,是书法审美的固有属性,它主要还是说明书法艺术与中国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若再还原为“笔墨当随时代”,究竟是随还是不随,那还得按照书法的“游戏规则”来办,而不能随心所欲。至于强调书法反映时代精神,这也是书法审美的固有属性。如当今时代,中国正处在繁荣富强时期,有人就一再强调书法要有正大气象,这无疑是时代所迫切需要的。至于强调创新,这本来就是书法审美的题中应有之意,勿庸赘言。
对于我的解答,我的朋友说:“虽不尽完善,却至少是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也能听得懂。”谨以记之,以待它日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