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凄芳草晚风悲

凄凄芳草晚风悲

——追忆母亲

钟良义（土家族）

一

一缕春日寒意刺醒我的时候，节日的彩灯正在黑夜的雨中颤栗，惨淡的光影正在寒风中摇曳，砭骨的朔风夹杂着泪水一样的小雨正在湿透整个世界，台历上“正月初七”几个字如狰狞之兽、带血之刀正在噬裂、剜刮着我的五脏六腑。我有些恍惚，觉得案桌上的电脑键盘有千钧之重。难道这初春的寒风是我的心在阵阵绞痛中吹出的吗？难道这冰冷的雨水是我婆娑的泪水吗？

整整一年了，我一直不敢动笔写这篇追忆母亲的文章，因为这是心中一根绷得太紧的弦丝，只要轻轻一抚就会砉然一声断裂，又如铁钉卡喉，让我撕心裂肺在无数个不眠之夜，独自在漆黑的夜里泪湿衣襟……

二

正月本是万家团圆、万木复苏的月份，是张灯结彩拜贺新年的喜庆月份，但于我，于我的兄弟姊妹而言，从2020年开始却是让人眼泪悲催的月份。这倒不是因为这一年是两春夹一冬的庚子年，也不是因为新冠疫情在这一年以汹汹之势侵袭了人类，而是因为我操劳了一生的母亲在走完了78个春秋之后于这一年的正月初七走到了她生命的止点，永远告别了自己一生牵挂的子女和眷恋的亲人。

母亲的病是严重的肺部感染。于老年人而言，这是一种常见病，也是随时都会要人性命的病。2019年除夕之日，母亲在黔江民族医院的病榻上向我和兄弟提出回家过年的要求。母亲一生对子女只是永无止境的奉献，没有丁点希望子女回报的索求，如果非说有的话，这就是她离开人世前对子女的唯一索求。土家族有人在外面死后不能进自家堂屋的习俗，母亲知道自己时日不多，除了怕死后进不了堂屋的担心外，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愿子女再把钱冤枉地花在医院。

出院的时候，民族医院一位护士在我们来不及办理抵押手续的情况下借了一个医用氧气袋给我母亲，比起见惯生死而麻木的那个老年科女医生而言，这个护士无异于天使。母亲凭着那位天使护士提供的医用氧气袋和顽强的生命力回到了弟弟的新居，凭着表弟和开诊所的表弟媳妇龚明键——母亲的侄儿媳妇送来的几罐医用氧气度过了她在人间的最后一个除夕。我们兄妹四人带着各自的儿女整日整夜守护在母亲的周围，生怕一眨眼她就不在了。也许是回光反应，母亲每天吃着子女、媳妇、儿孙买来的她最爱吃得点心，和我们说着没完没了的话，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母亲的兄弟姊妹都过来看她，我的三位姑妈和姑父也不顾年迈多病的身体带着子女和儿孙赶了过来，周围的乡邻也不时过来看望。母亲很高兴，特别是她娘家的人来得很整齐，让她兴奋得食欲大增。一直到正月初六的晚上，母亲都能坐在电炉桌前和大家有说有笑，一点不像不久于人世的样子，大家都以为她度过危险期。两个妹妹和妹夫便先回家，我和兄弟以及儿子、女儿、侄儿、侄女陪伴在床前，轮流给她按摩，陪她说话。后半夜的时候，母亲见两个妹妹不在身边，便让我和兄弟把两个妹妹叫回来，说她当晚要走。我和兄弟以为是病痛让母亲恍惚，便说两个妹妹有事回家了，天亮后她们会赶过来，做梦也没想到她说的是真话。听了我们的话，母亲就说了句：“你们都有孝心，大家都好，都平安”，然后就没再说什么。

天亮的时候，我回老屋洗了把脸，便驱车去城里参加一个新冠疫情防控会。我一生忙于生计苦苦挣扎于茫茫人海，一直疏于陪伴母亲，对母亲临终前的暗示也未在意，所以，走的时候，见两个妹妹都过来了，四舅也过来了，一晚未眠的母亲正在睡觉，侄女钟欢守护在母亲的病榻边，就没给母亲打招呼，没想到刚到会议楼下，儿子就打来电话，声音哽咽，说：“奶奶走了！走的时候只有钟欢姐姐在旁边。”

我一下懵了，大脑一片空白，就像六月飞雪，整个空气都在瞬间凝固。

我不知自己是怎样开车回的老家，大脑里没有车速控制和红灯的概念，满脑子里都是母亲的音容笑貌。

乡邻按照家乡习俗，把母亲生前睡的木床立在了墙边，在两根高板凳上放置了几块木板。母亲静静地睡在木板上，几张黄纸盖住她安详的脸。一家人早以在母亲遗体前哭成泪人，哭声凄厉得让人感到心被撕裂般疼痛。作为家里的长子，我本想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以料理母亲的后世，让母亲入土为安，但终究没能忍住。我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遗体前嚎啕大哭，泪水如滔滔不绝的阿蓬江水。我真后悔，明明知道孝心不能等待，为什么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不抽出时间多陪陪母亲？为什么总是说等条件好了就好好孝敬母亲？知道母亲不久于人世为什么不早晚侍奉在身边？

三

母亲于1942年农历冬月十四日出生在本村沙子岭的一个冉姓农家。因出生的时令是冬天，擅长做生意的外公给她取了个极富诗意的名字——冬菊，希望母亲有菊花一般的品质和容颜，有菊花一般金灿的生活。

然而，蕙质兰心的母亲命运并不像外祖父期望的那样金灿。从同意嫁给我的父亲那一刻起，她就把自己一生交给了吃苦受穷的的命运。

父亲兄妹5人，他排行老大。在靠工分吃饭的年代，青壮男人劳动一天记10分，青壮妇女算半劳力，一天只能记8分，祖父因身上的污点在生产队里只能按半劳力记工分。父亲因是生产队里唯一读过初中的人，就在学校代课或在粮站当帮征员，薪水自是少得可怜。母亲嫁过来的时候三个姑妈和幺叔都尚年幼，一家人就靠两个半劳力的工分和父亲微薄的薪水勉强度日。家里的房屋只有一间曾祖留下来的木房和一间紧挨木房搭建的土墙偏房。木房分为上下半间，父母住前半间，土墙偏房作一家人的灶房。后来有了我和我的兄弟，家里增加了两张吃闲饭的嘴巴，祖父和祖母就把我们一家分了出来，说是人多好办田，人少好过年。曾祖留下来的房屋是七柱三间，祖父和我的幺祖父兄弟二人各分得1间，中间的堂屋和安在堂屋舂米的碓大家共用，父母亲被祖父祖母分出来后没地方煮饭，母亲就在堂屋紧挨自己房间的一角用泥巴打砖砌了个灶，一到煮饭的时候，烟雾弥漫整个房间，一家人就像熏腊肉一样被烟熏火燎，父亲和母亲从此落下了肺部感染的病根。

后来两个妹妹出生了，一家人很长时间都挤在那半间不足20平方米的祖屋内，我和兄弟睡在母亲的陪嫁——两个装稻谷的大木柜上，两个妹妹每天晚上则睡在临时用板凳拼成的床上。这种情况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农村几乎是普遍现象。

母亲没上过学，是100%的文盲，不晓得“居者有其屋”这句话，但他懂得“儿大避母，女大避父”的朴素道理，知道儿大了必须要准备婚房，女大了必须要有闺房，所以，修房造屋成了母亲最大的心病和梦想。

修房造屋在农村是人生中天大的一件事，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干成这件事。我家当时一共6口人，只有母亲的半劳力工分收入和父亲教民办的补贴，四个人吃闲饭，生产队里年终决算时自然是最大的补钱户，父亲当民办教师那点补贴哪够我们兄妹四人的口粮款？所以，每年都要厚着脸皮找劳动力多、年终决算时属收钱户的亲戚喊账，换句话说就是找该收钱的人户借，用他们的收入冲抵补钱户应补交给生产队的口粮款，然后再慢慢还给同意喊账的亲戚。所以，上世纪的农村普遍重男轻女，除了传宗接代的旧思想外，一个重原因就是劳动力。

这样的家庭状况，修房造屋无异于万里长城一般的工程，要完成这项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母亲孱弱的身躯里却显出决绝的个性，她说凡事只怕有心人，人只要不懒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母亲还说，修房要靠自己，不要指望别人，凡事都是靠山山倒，靠水水流。

母亲的话一点不假，祖父祖母不仅要给幺叔筹办婚事，而且还要帮幺叔修房，根本顾不上我们家；大姑父虽在供销社工作，但一家大小都靠他那点工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姑虽嫁到集镇上，但其夫家也是穷人家，更何况街上是人多地少，吃一根葱都要花钱买，哪来钱支持我家建房？母亲娘家也一样，兄弟姊妹8人，上有两个分了家的兄长，下有未成家的4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外祖父在我勉强有记忆的时候就去世了，全家靠外婆一人苦苦支撑，对于母亲建房也是爱莫能助。血质里传承了外婆勤俭持家美德和外祖父经商智慧的母亲制定了养猪、减粮、打柴、挑石头四项计划。

“富不离猪，穷不丢书”母亲对我们兄妹说。她看到喂猪不属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范围，便把喂猪作为第一家庭副业。母亲算过一笔账，说一年喂两头肥猪，每头按260斤算，一共就是520斤，一半按政策平价销售给国家，可得近200元的收入，另一半三分之二卖到黑市，可卖200多块钱，这样下来一年喂猪可收入400多元。两年下来就可把瓦钱和椽子、檩子钱凑够。母亲这样算账的时候，我们兄妹四人都很高兴，似乎新房明天就可建起来了。父亲却不以为然，说没钱买猪仔，母亲说没有本钱买猪仔就找亲戚赊。母亲是个非常守信的人，她开口借钱或赊账，三亲六戚都很放心。母亲从亲戚家背回猪仔那天是个风和日丽的艳阳天，全家人看着黑乎乎的两个猪仔就像过年一样高兴。喂猪是件有苦又累的劳力活，在人都没有粮食吃的年头，饲料就靠打猪草来解决。母亲每天就在天不亮时就上坡，在生产队敲钟上坡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把猪草打回家里，一年365天从不间歇。我和兄妹四人每天放学后就把猪赶到坡上放，顺便割一背猪草背回来。晚上看着我们做完作业上床睡觉后母亲就把我们割回来的猪草宰细煮熟，第二天早上加热后一桶一桶提到圈里去喂。年底时，母亲喂猪赚钱的计划顺利实现，我家也成为全生产队屈指可数的几家可杀猪过年的人家之一，我们兄妹也不为上学交不起书学费发愁。生产队里的人很羡慕，说母亲潲瓢运好，但他们哪里知道，我母亲每天早上都是在别人没起床的时候就上坡把猪草割回来了，晚上别人上床睡觉后她还在忙活宰猪草喂猪。他们那里知道我母亲一年有很长时间都是让我们吃米饭自己吃滤了淀粉的红苕渣。他们哪里知道，我家的大米大多被我母亲节省下来拿到市场卖成了钱。

我们对母亲吃滤了淀粉的红苕渣，把匀出来的米拿到市场去卖颇有不快，但却母亲却不正面回答我们，只是给我们讲故事，她说过去有一家人，在别家都没有米吃的时候她家总是有米吃，大家不知道原因，怀疑他家是不是偷了别人家的米，便找人悄悄到他家探个究竟。去的人看见这家的小媳妇下米煮饭时，总是把婆婆端出来的米又抓一把放回米缸里，便问这煮饭的小媳妇何故这样，煮饭的小媳妇说，多一把米和少一把米，对于一顿饭没什么区别，但每顿饭少一把米，日积月累下来一年就会节省出来很多米，所以，大家没米吃的时候他家总有米吃。母亲讲这故事的时候，总要总结性地说一句：“有时要把无时想，富裕人家吃胡豆是连皮一起吃，穷人家吃胡豆是吃芯不吃皮。”

听了母亲反反复复讲的故事，我终于明白，在那个年代，我们家为什么一年四季都有米卖，而其他人家一年四季总有好几个月没米吃。现在想起来，母亲不是没有文化，只是不识字。他教育子女寓于故事的水平，我们兄妹始终望尘莫及。她说的“有时要把无时想”不正是我们兄妹需要传承的家风吗？

为了能节约更多的钱建房，母亲决定改烧媒为烧柴。自己到厂里挑，每斤煤6角钱，别人送来每斤1块钱。母亲说，煤烟呛人，柴火煮饭好吃。母亲没明说，其实是说烧煤要花钱，烧柴只要劳力。我们生产队人多地少，几乎没有林地，老虎坪是唯一的山林，但树木早被大炼钢铁时砍光了，长出的茅草不够牛啃人割，换句话说山上根本无柴可砍。但勤劳的母亲自有办法，地里长出的野树疙蔸、落在地里没人捡的秸秆、沟边埂上枯萎的野草荆棘都被母亲弄回来做柴烧，当然，生产队里不是我母亲一个人干这件事，还有很多烧不起煤的人户也干这件事，所以，单靠在本生产队捡秸秆、割野草荆棘根本解决不了一家人煮饭喂猪需要的柴火问题，还得把手伸到其它生产队。母亲首先想到了娘家所在的地方——沙子岭。

沙子岭属我们大队的第一生产队，地方相对偏僻，人少地多山林多，树木属集体所有不敢砍，但茅草可以割。母亲就抽空回到娘家所在的生产队割茅草。哪曾想，母亲在搂草的时候搂到了一条霸王蛇，结果不言而喻，母亲惨遭厄运，差点命丧黄泉。幸好外婆懂点中医，她按民间偏方到山上扯来大量的中草药，把母亲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母亲因大量敷用草药而患了严重的风湿病。我们一家人也因此患了恐蛇症，就连烧秸秆也要先用木棒拍打几下，确认秸秆中无蛇后才用火钳小心翼翼地夹着秸秆往灶堂里送。

柴自是不敢再上山割了，只好再次烧煤。为了省钱，母亲就安排我和兄弟利用寒暑假到离家几十里远的蓬东乡郭陈坝挑煤，每天一回，一回挑30斤左右。虽然过早的繁重劳动压得我兄弟俩不长个子，但我们脚力却得到很大锻炼，内心因减少了家庭的开支而有说不出的高兴，连晚上睡觉都在笑。母亲却笑不出来，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默默地给我们磨穿了肩膀的衣服打好坎肩，爱怜地摸着我们的头，悄悄留泪，说房子修好了，就不用这么累了。

印证了母亲的话，人只要不懒没有干不成的事。买瓦买椽子和檩条的钱很快就凑齐了。母亲找祖母商量，把搭建在正房边的土墙偏房拆了修间转角房。分家的时候，祖父和祖母并没有把家分彻底，只是让我父亲和母亲单独过日子。母亲提出改建偏房的建议得到祖父和祖母的认可，因为这时候幺叔要结婚了却没有婚房。祖父祖母把大队干部和族里的长者请来正式分家，说在偏房的屋基上共同修建转角房，修好后父亲和幺叔一人一半的产权，父亲得正房挨着的两小间，幺叔得外面两小间。正房后面的屋基归幺叔所有，转角外面的屋基归我父亲建厢房用。

母亲很会精打细算，说木材很贵，不是平常人家所能承受的，修转角房干脆采用石木结构，底部用石头砌墙，顶部用木料，可节省大笔开支。石头在阿蓬江里有的是，吃点苦自己挑就行了，反正力气使了力气在。

阿蓬江离我家有一里的路，每逢涨洪水，上游便有大量的鹅暖石冲下来，光滑炫亮。父亲便从江里把这些石头搬到岸上，母亲带着我和兄弟把石头挑回老屋的院坝上。因为白天要挣工分，所以，挑运石头的活只能是早晚进行。我和兄弟每天早上先挑几回石头才去上学，放学后回到家里饭都顾不上吃就到江边帮忙父母挑石头。俗话说：“人怕扎堆，石怕成墙。”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把石头挑到自家院坝堆成了山，没几天这座山就变成了我们朝思暮想的石头墙。

母亲看着砌好的石头墙笑靥如花，我从没看见母亲笑得这么灿烂过。房修好了，两半间转角房一半间作为我和兄弟的居室，一半间作为厨房，结束了堂屋作灶房、一家老小同居一室的历史。

母亲一生修了三次房。第二次修房是两个妹妹长大了，不便和父母住在一间屋，母亲便筹划再次建房。说是建房，其实就是在猪圈旁边挖的苕窖上面建一间石木结构的苕棚屋。我和兄弟搬到苕棚屋住，原来的转角屋便腾出来给两个妹妹住。这时我已进入黔江师范学习。第三次建房是我中师毕业后的事，父亲已平反并恢复了民办教师的资格，我已中师毕业参加工作，兄弟已高中毕业进入县烟厂做合同工。母亲说该置办我兄弟二人的婚房了，这次要把两间厢房一并建好，要用火砖建。修房造屋的开销在任何时候于一个农村家庭都如一座大山压在头上，我的工资那时候每月只有42.5元，兄弟在的工资也只有30来元，而建两间砖房要上万元，加上两个妹妹还在读书，她们上学的费用对于一个贫困家庭而言也是一笔让人愁眉难展的负担，所以，我和兄弟虽把每月的工资都交给母亲却仍是杯水车薪。母亲是一个很倔强的人，面对如此巨额负担，她仍决绝地坚持建房。她说儿子大了不能没有婚房，女儿读书不能不送，修房和送子女上学两件事都不能偏废。所以，母亲继续一边不辞辛苦地喂猪，一边继续从一家人的牙缝里抠出余粮在黑市上出售。在母亲的坚持下，两间砖木结构的厢房在亲友的帮衬下，在欠了一屁股债务的情况下总算是建成了。修房造屋对于农村人而言是极有成就感的一件大事，举行竣工仪式是必不可少的，这和当下一些买房整乔迁酒是两回事，所以，上大梁那天，三亲六戚都提着粮食、菜蔬等贺礼前来祝贺，族亲们还专门凑钱买了一截一丈二尺长的红布，请县文化馆的夏先生在上面写了“兰桂腾芳”四个字，然后一族人敲锣打鼓地送到我家挂在新落成的房檐下，说只有我家才受得起这四个字，因为在当时大堆坝钟姓一族，我父母不仅儿女双全，而且是儿女成才。父亲和母亲很高兴，把家里仅存的百多斤糯谷全舂成糯米打成糍粑用作上大梁时的抛梁粑在木匠的“福事”声中全抛给了客人。遗憾的是，上梁的时候天降大雨，把红布上用金粉写的“兰桂腾芳”几个字侵染成了花脸，以致这匹彩没能保存下来。

建房让母亲白了发，驼了腰，也让“居者无其屋”的恶梦结束在第三次建房。母亲说，猪怕肥，人怕懒，现在总算有房了，吃点苦是值得的。

四

上世纪的农村，“斗”这个字像影子一样伴随人们左右。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很多农村家庭都因为这个“斗”字而笼罩在担惊受怕的阴云之中，我家也不例外，母亲似乎嫁的不是我父亲，而嫁的是担惊受怕的日子。

我家是从大堆坝岩脚搬迁过来的单姓独户，整个生产队除了我家和另一李姓人家外都是欧姓。族姓之斗自古使然，哪怕是血缘关系的亲戚。所以，在人多势众的欧氏家族面前，尽管我的曾祖母姓欧，尽管我的姑祖和姑祖的姑姑都嫁给欧家为妻，但受欧氏家族打压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更何况我的祖父背着一个污点、堂祖在建国前据说加入过三青团。生产队评定成份时要给我家划为富农，幸得父亲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据理力争，家庭成分才由富农变为了中农。父亲是村子里上世纪50年代唯一一个黔江最高学府——黔江中学毕业的初中生，当时在村里是最高学历，村里没人能说得过他。也正因为如此，父亲成了欧氏家族的眼中钉、肉中刺，每每有运动到来，他们总想拿父亲开刀，总想把父亲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母亲嫁进这样的家庭，怎么会不跟着提心掉胆地过日子呢？自我记事时候起，提心吊胆这几个字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烙下深深的痕印。记得父亲教民办的时候，具体是那一年记不清了，因为那时我还没读小学，县上利用假期的时间将全县教师集中在黔江中学集中学习，父亲也参加了这次学习。欧氏家族见机会来了，便趁着父亲不在家的机会收集整理打翻父亲的黑材料，意欲找欧姓子弟取而代之。不识字的母亲知道后，便找来我的大姑父给父亲写了封信，告诉他村里的人在悄悄整他的黑材料，叫他务必小心。母亲把信缝在我破旧的衣服里让我穿在身上，然后托一个亲戚把我带到黔江中学交给我的父亲，大有电影《鸡毛信》中送鸡毛信的味道。也许是心灵感应，亲戚把我带到黔江中学的时候，父亲却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连夜赶回了家里。父亲回家知道这一切后又连夜赶回黔江中学。当时和父亲一起参加学习的老师有一个叫钟维菊，是我的远房姑母，也是民办教师。她见我被亲戚带来找父亲，知道有重要事情发生，当晚便把我安排在她的房间，并把我缝着“鸡毛信”的衣服藏了起来，等我父亲赶回来后才悄悄交给了我父亲，父亲的一场灾难由此才得以避免。

这件事情发生后，全家都本以为万事大吉了，没想到三分之一运动又开始了，父亲终没逃脱厄运，民办教师的资格被取消，公社革委会勒令他参加三分之一学习班。学习班实行集中管理，但不管生活。母亲每天煮好饭让我从家里送到公社。很多人以为父亲这次在公社学习班要受苦了，都幸灾乐祸，没想到父亲下象棋的技术救了他，革委会的头头们每天安排我父亲陪他们下象棋，免了他学习之苦。命运真是会开玩笑，母亲天天在家担惊受怕，父亲却在学习班里悠哉乐哉，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

这种让母亲担惊受怕的日子一直伴随着母亲的一生，即使我考上了中师、参加了工作，直到后来我们兄妹四人都安了家，过上了让全生产队人羡慕的日子，她也一直担忧着一家人的平安。

我考上中师是1978年，也就是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第二年。这一年我在正谊公社小学帽子初中班（冯家中学前身）毕业。受家庭的影响，生怕招生政策有变（文革中的政策是时时在变），我不假思索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专为第一志愿，放弃了读大学的梦想。整个冯家区（县里的派出机构）所辖6个乡仅有9个人上线，其中应届初中毕业生占6个，都是我们一个班的。我的成绩不仅在全冯家第一，在全县也属凤毛麟角。公布成绩的红榜张挂在最闹热的冯家坝街场口，惹得过往行人都驻足观看，比过年还热闹。母亲既高兴，又担忧。因为家庭成分在那时仍是很重要的内容，欧氏家族仍有人想着在政审时把我从榜上拉下来。我不断用“出生不由己，关键在本人”之类的话安慰母亲，但母亲在那段时间里总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大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头的焦虑。看着母亲一夜间爬上鬓角的银丝我黯然垂泪，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家庭贫困的状况，让母亲过上快乐、舒适的日子，不让她再操心劳累和担惊受怕。

后来，我才明白，一个母亲对子女的担忧是永远的。我在母亲的担惊受怕中被黔师录取，毕业后被分到老家山背后的凤拱村校。凤拱村校是建在凤凰村和拱桥村分界线上的仅能容纳百来学生读书的村级小学，本地的两个民办教师和一个代课教师，加上我一共4个教师。教室建在几座无人祭拜的荒坟上面，没有钢筋水泥，全是黄泥做浆口的干打垒石头墙，墙面也未粉刷，不规则的石头总是张着干裂的嘴巴。本地的三个教师吃住都在家里，之前外来的老师也是半边户，多是走读，从不住在学校。我来后原来的公办教师就调走了，准确地说是原来的公办教师调走了我才分配过来的。我是这所村小唯一的公办教师，中心校有事无事都找我，说我是天然的负责人。那年我不满17岁，没任何人给我谈话，就莫名其妙地成了这个村小的负责人，现在想起来，真有些荒唐，可在那个年代，再正常不过，人员调进调出、干部任免全凭校长心情。母亲既高兴也担心，高兴的是我终于出人头地，不像父辈一样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担心的是我年轻当不好这个村校负责人，担心我一个人住在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学校，而且还是一所随时都可能在某个雷雨交加的某一时刻坍塌的学校，很不安全。母亲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住进学校两个月后的一个雷雨交加之夜，我睡在床上闭着眼睛，清醒地感觉到一只手在我的腹部与胸部之间反复丈量。也许是年轻不怕事的缘故，抑或是想证实一下人事间是不是有鬼的说法，当时我一点没有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想起母亲说打鬼必须要反着打的话，悄悄地从枕头下面摸出手电和父亲送我辟邪的斧头，在打开手电的同时，反手朝着那双在我胸前和腹部反复爬行的手以全身之力横劈出去，心想，不管是人是鬼，这一斧头都会把他劈得头破血流。斧头在惨白的手电光突然打亮的瞬间哐当一声劈到了石头墙上，我应声而起，一个鲤鱼打挺跳到房中央，拿着一把军用匕首扫视整个房间（那时公安还没有携带管制刀具的说法，身上有一把军用匕首是年轻人的一种时髦），房间里除了斧头劈到墙上震落的泥块外，一切都和白天一样。我很奇怪，明明刚才有人在我胸部、腹部用手爬行，怎么现在什么都没有？连老鼠或猫逃跑的响动都没得？我捡起落在地上的斧头，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外，四周一片漆黑，什么也没看见。正准备返身回房休息时，突然两道诡异的绿光从不远处的坟包上射了过来，原来是一只猫头鹰。我非常气愤，从教室的墙上扳下一块石块恶狠狠地掷了过去，猫头鹰极不情愿地飞走了。第二天，我把这事告诉给两位民办教师和那位代课老师，他们一点不惊讶，并狡黠地笑了，说这教室本身就建在坟上面，以前来的公办老师都不敢住在这里，都是走读，只有我胆子大。这事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母亲又惊又怕，便找到离学校不远的一家远房亲戚，商量让我住到他家。我说，这世上没有鬼，如果有，我倒要看看这鬼倒的像什么样子。母亲说，这世上确实没有鬼，但修学校房子的人免不了做鬼，把房子修得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住在里面哪睡得着瞌睡？还是搬出来住在亲戚家，让大人少点担心。母亲的话让我掉下两颗晶莹的泪珠，小时候让母亲操心，长大工作了母亲还在为你担心。

天下的母亲莫不如此，为子女担心和操劳是一辈子，而子女为母亲做的事却不及其万一。

后来，我调进县城，娶了妻生了子，就想着把母亲接进城里生活，可母亲说什么也不来。父亲还没退休，她担心爆脾气的父亲和邻里处不好关系，坚持不进城和我一起住。

母亲的担心并非多余，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被取消民办教师回村务农期间的一个大热天，生产队里为了不让坡上的庄稼被大太阳晒死，就安排全队的青壮男人挑粪、女劳动力负淋粪。挑粪是计件，挑的桶数多工分就多。父亲把粪挑到地头后，负责淋粪的人很长时间都不过来舀他粪桶里的粪，耽搁了我父亲挣工分，父亲很生气，就高声吼了几句，没想到一个离她近的妇女认为是在吼她，回家后就告诉了她的父亲。这妇女的父亲很气愤，当晚就带着一家老小提着锄头、拿着镰刀堵在我家门口，扬言要打死我父亲。父亲虽是民办教师出生，但一生刚直不阿的性格和族姓之间争斗不休的生存环境让他养成了一点就燃的火炮性格。他哪听得这种恶言秽语，哪见得这种仗势欺人的架势，提着斧头就要开门出去与之打斗。我们兄妹4人瑟缩成一团，母亲死死拉住父亲不让开门。母亲以极其平静的口气不卑不亢地对门外说，父亲白天高声吼叫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个人，他挑的粪桶大，大家都想多挣工分不愿淋他挑的粪，可以理解，但那么多的妇女都没人接话，你为什么偏要说是在吼你？白天都把事情说清楚了，你们为何还要不依不饶？母亲一向和邻睦里，说话从不高声大气，语言从无污言秽语。母亲说有理不在声高，无理不怕耍横。那位妇女的父亲听了母亲的话自知理亏，就说看在母亲的面上不再追究此事，便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血案就这样被我母亲几句话消解。

类似这样的事，在我父亲的一生中可谓不少，但每次都被母亲化解。母亲说，凡事都必须讲道理，处理矛盾必须帮理不帮亲，处理事情必须讲理不讲横，婆媳之间、妯娌之间、邻里之间，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吵骂，甚至大打出手，那是蠢得不能再蠢的人干的事，要求我们兄妹绝不能干这样的事，特别是遇到家人与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千万不能干火上浇油的事。母亲还特别告诫，对人说花不能讽刺挖苦、尖酸刻薄。

母亲并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在我们全生产队，一生不和婆婆红一次脸，不和姑子拌一次嘴，不和村里的其他人骂一次架，只有母亲一人做到。所以，祖母一直叫母亲为“大女”，几个姑妈从没有一个对母亲说一个“不”字，周围的人说到母亲都用“妻贤夫祸少”来评价母亲。

五

母亲一生吃了不识字的苦，就想着不能让子女走她的老路。“养儿不送读书就如养头猪。”这是她常说的一句话。

1970年，正是我该上学读小学一年级的年龄。应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古话，父亲的民办教师资格终于在和欧姓家族的争斗中被人去而代之，遗憾的是取代父亲民办教师位置的不是欧氏家族的人。父亲被取消民办资格后也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了，理由很简单，就是生产队里欧氏家族有几个和我大小差不多的男孩，父亲不愿我和他们一起读书，怕我被他们带坏。父亲和很多家长一样，总是怕别人家的孩字把自己的孩子带坏，从不说自己的孩子可能把别人家的孩子带坏。那时我的大妹刚满两岁，父母上坡劳动，我就每天在家背她。看着发小们每天背着书包高高兴兴上学，有一天竟悲从中来，背着大妹在风中悲号。已见憔悴、乱发飘飞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哭着对父亲说，还是送我去公社小学读书吧，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能让子女走她的老路——当睁眼瞎。生产队的人听说母亲要送我读书，就跑到学校说我家成份不好，不能收我入学。母亲永远也不会明白，一个荒诞的时代竟把人性扭曲得如此不堪，连一个小孩也不放过。好在父亲教过民办，和公社小学的校长以及老师都很熟，他们最厌恶不让学生读书的人。阻止我上学便成了一场荒诞的闹剧。

学校校长不知道我没上过学，就根据我的年龄插入三年级。好在之前父亲给我买了不少连环画，教我认识的字早已超过了教学大纲规定的字数，算术也是，父亲不仅在之前教会了我加减乘除，而且还教会了我双手打算盘（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珠算），所以，从入学第一天开始，我的语文、数学成绩在班上就一直冒尖。最弱的是音乐，之前父亲没教过我简谱，上学第一天就有一节音乐课，老师发了一张油印的歌单，记得是《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我拿着歌单左看右看都没看懂，一堂课下来不知老师教的什么，从此我就恨上音乐课，每逢音乐课就偷看连环画。我现在五音不全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学是上成了，但几块钱的书学费又成了一块压在母亲心头的巨石。很多家庭都因教不起书学费而被迫耍赖，很多班主任老师也因学生交不起书学费而被学校从工资中抵扣。交不起书学费的学生每学期都会被老师在放学后留下来“逼”债，因为他们的工资也不高，垫不了这些书学费。我家成份不好，学费自然免不了，书费学费都得实打实的交。父亲一生不屑经商，也不擅长经商，筹集书学费的事自然是母亲来完成。为了不让老师为难，母亲就把生产队里供应给家里的白酒悄悄卖掉赚几角差价，把一家人的口粮抠出一点在市场出售……东拼西凑把一学期的书学费提前备下，免除了被老师留下来“逼”债的自卑。后来，兄弟和两个妹妹也相继到了上学的年龄，书学费的问题更是压力山大，但母亲硬是凭着超强的定力，坚持煮饭少抓一把米、炒菜少熬一颗油，用节省下来的米、油送我们读书。

母亲筹钱送我们兄妹读书算是绞尽脑汁，但从不吝啬。只要是买书买学习用品，再困难她也从没犹豫过。我上中师的第一年，正值全国都缺乏学习资料的年代，当时有出版社出了一套20多块钱的数理化学习丛书。黔江新华书店被买这套资料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母亲知道我想买这套资料，二话不说就把家里喂了半年的一头架子猪贱价卖掉，然后叫父亲连夜赶到县城把钱送到我手上。

抱着排了一天队才买得的数理化学习丛书，我回到学校躲在暗处怆然泪下。那时候，母亲给我的零花钱一个月只有一块钱，只够吃5豌小面，可为我买书，母亲竟手都不哆嗦一下就卖了一头猪。

后来工作了，很多书因为几经调动都丟弃了，唯有这套数理化丛书还珍藏在我的书柜里，每当看到它，我就想起母亲，浑身就平添了一股面对困难的冲劲。

其实，母亲并非只重视子女的文化知识修养，她对子女的道德行教育一生也没放松过。她曾经是生产队里无人监管的粮仓保管员，但在那饥馑的年代，她当保管员的几年从没出现过粮食丢失现象，她说，做人德行要好，不该拿的钱一分钱也不要拿，不管我们今后做什么，都要像穿丁鞋拄拐棍一样，必须把稳着实。直到临终之际，她都还在给我们兄妹念叨这句话。

六

雨还在拂晓前的黑幕里凄然地下着，一如我心上的创口渗出的血。母亲离开整整一年了，我心中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

母亲没上过一天学，甚至连扫盲班都没读过，但在我们兄妹的心中她是最有文化的人。她不仅在我们兄妹上学读书的问题上保持了“再穷也要送子女读书”的超强定力，在一家人温饱问题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让我们兄妹4人完成了学业，让我们家在生产队里成了典型的“书香门第”，而且在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问题上也表现出特别的智慧。他把勤奋做事的劳动情操、“有时要把无时想”的居安思危思想、帮理不帮亲的处事法则、求己不求人的生活哲理、与人不事争执的豁达理念、工作必须把稳着实的廉政操守……以其言传身教的特别方式深深的烙在了我们兄妹的血质里。

写到这里，我想起“萋萋芳草晚风悲”的诗句，不禁在黑夜里大放悲声，泪水悲催如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深潭之水突然奔泻。母亲永远走了，一双期待我回家的深情目光永远消失在了村口的小路上，化成了一份我永远抹不去的乡愁。

母亲没有走，勤劳俭朴、善良贤惠、宽容大度、善待乡邻的母亲记忆深深地永远印刻在我心里，永远陪伴着我，鞭策着我。

2021年2月18日于重庆花样派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