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国家孩子”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提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这一红色资源，其实大家并不知道，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也生活着近300名这样的孤儿。在这里人们叫他们“南方孤儿”，也称“国家孩子”。

从1958年开始，新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粮食供应缺乏，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几十个孤儿院里，大批孤儿面临粮食不足的威胁。为了保证孩子们的生活，当地党组织和政府出台了对孤儿院的补贴政策，这也使更多的父母把孩子送到孤儿院，不堪重负的孤儿院很快便没有了进一步收容孩子的能力。于是，许多农村父母便把目光转向了上海，他们几经辗转来到上海，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孩子到了上海就一定不会再挨饿。

其实，这时的上海也同样陷入了困境，已经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天堂了。面对源源不断送来的弃婴，本来人满为患的上海孤儿院营养品和粮食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据《上海民政志》记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1959年收容婴幼儿3525人；1960年1至3月,只3个月时间就收容弃婴5277人。在走投无路，成百上千的婴幼儿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向党中央求援。

当时中共中央主管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首先知道了此事，她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便把情况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汇报。听完康克清的汇报后，周恩来总理马上想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乌兰夫听完康克清的情况介绍后毫不犹豫地说：“奶粉的事我来解决！”。

那个时候内蒙古也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牛、羊的大量死亡，本来不太发达的乳品加工行业受到进一步冲击，不少乳品厂停产，奶粉也早已供不应求。但乌兰夫当即决定，向上海紧急调拨一批奶粉、炼乳、奶酪。

从北京回到呼和浩特，乌兰夫顾不上休息，马上召开了党委会。他首先通报了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人们陷入困境，一些家庭不得已将孩子丢弃，所有孤儿院中的孩子已经严重超员，由于已经断粮，造成严重营养不良，患病、夭亡时有发生的情况。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提议：“把这些孤儿接到内蒙古来,分配给牧民去抚养。”

把本来是汉族的孩子接到草原来，送给牧民们抚养，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却有很大的困难。首先，孩子们要从汉族变成蒙古族，这关系到民族政策问题，必须要向党中央请示。乌兰夫马上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汇报。

周恩来在电话中说：“你们的想法很好，这是一个一举三得的好事情，何乐而不为呢！”接着他又说：“上海那边的情况很紧迫，你们最好抓紧时间准备，先把孤儿接管过去，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同他们磋商。”最后，周总理以他特有的细致再三叮咛：“这些孩子是‘国家孩子’，你们一定要组织好，把孩子们安排好！”

这个重大的决策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上上下下变成了一次伟大的行动，就像战争年代一样，动员了几乎所有的各族群众参加。由自治区党委领导、自治区卫生厅牵头组织力量；安排人力、财力；布置接运孩子。凡有接待孩子任务的市、盟、旗，立即成立保育院，要在孩子到来之前做好一切准备。乌兰夫的指示更是简洁而果断：“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北上，这是一条界于绝望和希望之间的艰苦旅行，相比之下，北上生的希望无疑会更大。于是，一场空前的生命大转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始了。

1961年3月，由无锡孤儿院运送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满洲里市的孤儿们即将登上列车。据记载，这是最后一批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南方孩子。在此之前，已经有3000多孤儿来到了内蒙古草原，他们分布于内蒙古所有的市、盟、旗。呼伦贝尔盟也已经接收了两批共计250多名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的“国家孩子”。

刚上车时，孩子们还感到很新奇，特别是一些岁数大一点的，蹦蹦跳跳高兴得不行。虽然由于营养不良，身体瘦弱，但精神头到也十足。

他们哪里知道，从江南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旅途有多么艰难，要经历4-5天慢长的时间。就是身体不好的青年人也很难承受，何况是本来就营养不良，身体素质极差的婴幼儿们。

那时，长江上没有能够通火车的大桥，来往于两岸全靠轮渡。

列车来到了下关码头，在这里，每一节车厢都要分解，然后装上火车渡轮运到对岸的浦口码头再连接在一起。

在等待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孩子们乘坐的车厢，终于被火车渡轮运到对岸的浦口码头，然后连接上15次旅客列车，继续向北行驶。

列车行驶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仍然在噪声隆隆，颠簸震荡中行驶。由于是临时改造的旅客车厢，所以并没有空调，仅有的几个摇头扇，在列车行驶时也是不运转的，只能靠一个个小窗口的自然风乘凉。冬天冷，夏天热，一切都很不方便，总使人有一种不安定和疲劳感。细心的保育员察觉到，有几个孩子明显出现了烦躁的情绪。他们似乎感到，这一次离开家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

列车行驶到了第三天，天气明显凉爽了许多，孩子们烦躁的情绪也更加明显。开始只是吵吵闹闹，后来变成了哭闹不休，这也让保育员阿姨手足无措。

已经不记得过了几天了，大概在4-5天左右吧，列车终于慢慢在满洲里车站停了下来。车门轰隆隆的打开了，当孩子们看到车箱外面站了好多陌生人之后，都胆怯的躲在保育员阿姨的身后。

在这里，孩子们受到了满洲里市党、政领导和即将收养他们的养父母的欢迎。在车站，部分身体好一点的孩子，直接被养父母接回家中，还有一些身体条件不好的，被送到了保育院进行调养，待身体恢复健康之后再由养父母领走。

这里成为这些南方孩子的第二故乡，孩子们将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一生。直到很多年之后，他们才知道，他们是所有3000多被送到内蒙古的南方孤儿中离家乡最远的。

那时的呼伦贝尔盟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经受着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草原枯萎，牛、马、羊等大量减少，许多乳品厂因为奶源不足而被迫停产，粮食供应也开始不足。庆幸的是，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老百姓们靠着种植的土豆、白菜、大萝卜和草原上的野菜可以勉强度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接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指示后，热情的呼伦贝尔人还是伸出双臂，用草原母亲般的博大胸怀，接纳了在困境中挣扎，孤苦伶仃的南方孩子们。1960年至1961年，共接收300多个孩子，其中，满洲里市一次性就接收了52个。从此，这300多个被称为“国家孩子”的不幸中的幸运儿，大部分在草原上生活了60年。呼伦贝尔草原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甚至不会说也听不懂汉语，成为了真正的草原少数民族。

从1959年满洲里就曾经多次提出过接收南方孤儿的申请，但是由于这里地理位置特殊，处于中、俄、蒙交界的地方，加上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这里成了反修防苏的最前线，所以并未得到批准。

1961年，满洲里市再次提出申请，上海市和江苏省无锡市派人专程来满洲里市考察，被这里的景色和热情的群众征服。最主要的还是满洲里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他们相信，孩子们送到这里一定会幸福的。回去后，由于当时上海市孤儿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就从孤儿比较多的无锡划拨了50多个孩子。

在无锡市档案馆有一份当年《无锡市婴幼院婴儿领出登记簿》，上面清晰的记录着，满洲里市1961年3月15日集体领养孩子52名。只可惜上面只有编号、性别和领养日期。据一位知情人说，过去曾经有过详细的登记，可惜在多次档案移交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据过去负责为这些孩子检查身体的原满洲里扎赉诺尔矿区中蒙医院张边一院长说：“当时关于这些孩子的身体情况，领养记录都是非常详细的。因为，所有的领养家庭都是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经济情况调查的，不符合领养条件是不可能领养的。”后来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查找案馆时，我看到了当年的文件以及各盟、市的移入婴儿计划、安置方案、汇报材料和资金使用情况汇报。关于呼伦贝尔盟的档案，我们只看到了一份当年呼伦贝尔盟保育院为孩子们订的食谱：4—6个月的婴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10时牛奶；午后2时牛奶加菜水或米汤；下午6时牛奶；晚10时牛奶。7—12个月的幼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7时30分牛奶、馒头；10时30分牛奶；晚6时30分牛奶粥；晚10时牛奶。大班儿童：一日三餐，每天一次早点，一次水果。

也许在今天的孩子看来，这些食谱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还有点寒酸。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食品意味着什么？问一下家里的长辈，他们也许会为这些当年难得的食品而落泪！

这些在我后来拜访60年曾经在呼伦贝尔保育院工作，已经87岁的莫得格额吉时得到了证实。她告诉我：“除了这些，每天还要保证孩子们有足够的肉食和蔬菜。每周还要保证让孩子们吃上动物内脏，这些都是当地孩子享受不到的。”

这些来到内蒙古的孩子们，和当时那些在灾难中挣扎的孩子们相比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来到草原，是共产党为他们又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了疼爱他们的阿爸、阿妈。从此，他们有了一座遮风挡雨的毡房，品尝到了温润、香浓的奶香，还吃上了强身健体的牛羊肉。

内蒙古草原以慈母的襟怀，拥抱和抚养了这些孩子们，也使一个普通收养孤儿的故事，变得更加具有传奇色彩。

在那艰难的年月里，这些生命的花朵显示出和格桑花一样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在内蒙古草原这块沃土上绽放了美丽。中华民族也以一种社会的品格和人性的美德，书写着富有奇异色彩的历史，使之魅力无穷。三年，五万无家的孩子北迁，三年，三千“国家孩子”来到草原。这是一次壮举，这是民族团结的壮美诗篇。苍穹之下总有一种力量带来向往，环宇之间总有一片火花给人希望：“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草原母亲发出了铿锵的誓言。

刚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几乎所有孩子都不适应。特别是一些年龄大一点，开始有了记忆的孩子更加抵触。他们想父母，想一起玩耍的兄弟姐妹。除了吃饭，他们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得很不耐烦，因为他们饿怕了，再也不想过吃不饱饭的日子了。活泼好动的经常扭打起来，拉都拉不开；性格孤僻，不爱说话的，常常是呆呆地一个人在那里几个小时也不动，搞得保育员阿姨也手足无措。有些孩子，甚至被养父母领回家后，好长时间都不肯叫他们一声爸爸、妈妈。

对于这些，养父母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们不肯去强迫孩子，而是倾注了更多的爱去感化他们。母亲用肩膀承担了一个家，每次吃饭，她们总是把最好吃的留给孩子，她们常常吃剩饭剩菜。父亲用脊背撑起了一道梁，他们无论吃多大苦，受多大累，也不肯让孩子受一点委屈。“长生天在看着我”草原母亲永远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在她们心里，抚养“国家孩子”是她们对党和祖国的承担。

虽然所有领养孩子的家庭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在当时家庭条件都很好，但是抚养一个孩子，并不是多了一张嘴那么简单，这需要付出更多的慈爱；更多的温暖；有时还要废寝忘食、含辛茹苦，经常会累得精疲力竭。尤其是对于那些从来就没有做过父母的养父母们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慢慢的，孩子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感受到养父母对他们的爱，他们开始懂得，是这些草原上的母亲，用她们博大的胸怀铸造起一座母爱的船。他们的心情终于开始宽敞明亮起来，渐渐忘记了过去，回到现实之中。终于有一天，他们发出了呼唤，尽管声音很小，却来自他们的内心：“爸爸、妈妈！”可他们不知道，这短短的两个字竟然让养父母们泪流满面，因为这是他们的企盼。在养父母听起来，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而是足以使河水翻涌，足以撼动山川的呐喊。

敖德巴拉是1960年第一批来呼伦贝尔的“国家孩子”。那时她身体很瘦小，体质很差，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呼伦贝尔盟保育院保育员莫得格阿姨给了她特殊的关爱，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她，使她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并且为她取名叫敖德巴拉。敖德巴拉在蒙语中是“菊花”的意思，莫得格阿姨希望她成为草原上盛开的菊花。

一年以后，鄂温克族牧民高力根和蒙古族妻子南吉勒玛收养了她，从此草原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三口人三个民族的三口之家。

敖德巴拉五岁那年得了骨结核，医生告诉她的养父母，要想治好孩子的腿，必须进行截肢手术，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养父母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治好女儿的腿。从此，阿爸宽阔的后背、额吉温暖的怀抱成了女儿的摇篮。从未走出过草原的他们，卖掉了家里所有的牛羊，带着女儿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最后，父亲甚至忍痛卖掉跟随他几十年的雕花马鞍。敖德巴拉依稀记得那一天，父亲用颤抖的手把马鞍抚摸了无数遍。

经过六年多的治疗，奇迹终于出现了，敖德巴拉的腿治好了，她终于又能欢快地在草原上骑马飞驰，与同学们一起载歌载舞了。

高力根夫妇有了自己亲生儿女之后，并没有觉得敖德巴拉不是亲女儿。当年当老人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招工名额后，一定要敖德巴拉去工作。

敖德巴拉没有辜负养父母，没有辜负呼伦贝尔草原。她骑着一匹枣红马，跑遍锡尼河东苏木的３５００平方公里的土地，为居住在那里的２５００多人民群众服务，她肩负着提高全苏木人口素质的重任。她曾多次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用一枚枚金光闪闪的奖章、一张张红彤彤的奖状，回报了养育她的土地和人民。真正成为了草原上凌霜傲雪的菊花！

她叫郭丹，是1961年来到满洲里市的“国家孩子”，被一对夫妇领养。养父是当时扎赉诺尔煤矿的一个中层干部，养母是扎赉诺尔矿区一所小学的人民教师，养父母把这个新来到家中的女儿当成了掌上明珠，事先为她准备好了小衣服、小被褥。

1977年高中毕业后，郭丹到学校当了代课老师。1979年养母落实政策后退休，郭丹接了养母的班，正式成为了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从此，她在教育战线上一干就是38年。

在这38年当中，她时刻都没有忘记，她是草原人民养大的，她要用全部的精力来报答草原人民，报答她的养父母。她为草原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毕业生，也多次获得盟、市、区级劳动模范、优秀教师、教改能手的光荣称号。1997年她终于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退休后，她仍然担任着关工委的工作。

2019年初，从“内蒙古三千国家孩子微信群”传来一个喜讯，他们中的一个姐妹辛广平，经过多次下江南之后，终于在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在江苏省常熟市上湖镇黄庄南村找到了亲生父母。“我之所以能够找到亲人，离不开当地党、政领导对我们寻亲的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志愿者的不懈努力，才使我60年后得到了一个不敢奢望的惊喜。”辛广平激动地说。

2010年5月，生活在满洲里的尹国才代表呼伦贝尔的“国家孩子”，参加了《蒙牛传情、草原圆梦——纪念南方3000孤儿落户内蒙古50周年大型公益活动》，并参加了“草原母亲”雕塑落成仪式。41位来自内蒙古的“国家孩子”身着民族盛装，同乌兰夫同志的女儿，已88岁高龄的云曙碧女士一起参加了活动。

“草原母亲”雕像非常简洁：一位慈祥的母亲牵着女儿，充满期待地望向远方。在雕像揭开面纱的那一刻，“国家孩子”代表们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虽然50年之后，找到亲生父母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但他们表示：“南下寻亲能找到父母最好，但更大的意义在于回出生的土地上看看。找过了，也就没有遗憾了。无论身在江南还是塞北，我们都不会感到孤独，因为我们是‘国家孩子’，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家乡。”

寻亲会在上海市举行时，他们参加了由内蒙古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制作；著名导演宁才执导；娜仁花、图门巴雅、哈布日等主演的，讲述60年代3000南方孤儿来到内蒙古大草原的电影《额吉》的首映式。影片《额吉》受到了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被选定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之一。

第二天，他们参加了“上海世博会”，并且在“世博园”中种下了“国家孩子常青树”。

他们的母亲叫草原，他们的谜题叫故乡。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养育他们的草原和草原上的父母：“我们这些南方的孤儿得以生命的延续，重新得到了家庭的温暖，离不开党的恩情、养父母的含辛茹苦。如今，我们这个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工作事业有成，因此我们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永远难忘养父母的养育之恩！”面对镜头他们这样说。

有一句古语说的好：“一人向隅，举座不欢。”现如今很多热心人士组织起了志愿者队伍，他们关爱这个特殊的群体，体谅这些漂泊在遥远他乡的游子，想方设法帮助游子们实现骨肉团圆梦。国家有关部门也开始重视这项工作，呼和浩特市“草原母亲和国家孩子主题公园”已经完成，主题博物馆也已经开始筹建。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为“国家孩子”更新了档案，为他们以后寻找亲友提供了便利条件。

建国70周年之际，电视剧《国家孩子》在央视一套的播出；2019年11月16日，以共和国“人民楷模”、草原母亲都贵玛等为原型，讲述草原人民历经艰辛养育南方孤儿、传递人间大爱的精彩故事的电影《海林都》首映礼暨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草原母亲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她的颁奖词是“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代表，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人间大爱。”都贵玛和许许多多的草原母亲一起，共同书写了一个超越地域、血缘、民族的传奇故事。都贵玛说：“党和政府、人民给我颁发荣誉奖章，我衷心地高兴，这是我一辈子难得的荣誉。我们内蒙古的母亲们抚养了‘国家孩子’，这是历史的丰碑，这是促进我们民族之间的团结，共患难的一段历史。”

草原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草原。在全国人民抗击“新型肺炎”的战役中，在呼伦贝尔草原长大的 “国家孩子”们积极捐款支援一线。他们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把草原母亲的爱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