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美录
网站用户
去年冬天，一次偶遇，在班车上的过道间无意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说:“你不看路！”，“对不起。”我说，“喝了几口酒，有些眼花。”“哎，是你个灰小子。”他拉住我的手说，“今天可见上你了。有一年，水泥厂招工，家里也没钱，刚好遇见我三叔，他放下水担子，给了我三块钱。看见我露出脚趾头的破秋鞋，从竖柜里拿出一双半新的步底鞋……你把这二百元钱给我三叔拿上。”我摘下雾化了的眼镜一看，原来是邻村的季才叔，谈话中得知，他当时鞋子断了底，就是那次他步走回了县，进了水泥厂，后来举家到了内蒙……
我说:“不用了，去年就去世了。” 他“哎”了一声，看见我眼睛发红，脸色不对劲，再没说话。
季才叔提起的“三叔”就是我的爷爷。给他的三块钱，在当时是很值钱的，当时爷爷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四十块。
爷爷十几岁就当了兵，走时年龄很小，曾祖母想念他，在脑畔上用三块石头扣住了他在黄土地上的鞋印，为的是想念时上去多看一眼鞋印，那时通讯极其不发达，人走了基本就断了音讯，是死是活很难及时知道。爷爷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已经娶妻生子，下有两个弟弟还小，只能他去当兵。统计学上三是中位数，文学上叫承上启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听说爷爷从小就很识大体，文化不高，但是一个很心细的人。那时家里粮食不多，吃饭的人不少，他老是看饭吃饭，只有亲戚吃罢，老人吃好了，弟兄姊妹们吃过了，他才有多吃多，有少吃少。
当了8年兵，由于仅念了两冬书，文化“瘦”，做不了其它工作，当兵复原回来就在公社灶上做了饭，担炭、挑水、记账，夏天种菜、秋天腌菜等多岗多责，就他自己一肩挑。
我念小学时，就和爷爷住在一起。尽管其他同学经常饿肚子，我却经常在睡梦中吃爷爷拿给我的油烙饼，尤其是那油烙饼，有黄油的清香，云状的香酥千层，交替呈现的黄褐色，软而不散，连而不粘，有好几次听到县里下乡干部的赞扬。有一玻璃小窗之隔的灶房经常能飘散过来各种香气，包括酒气、烟气、混合香的雾气，也能从吃饭时人们的谈话交流中，大致知道公社的工作进展情况及工作动态，我仿佛置身于小说中的“林家铺子”里。相比其他住校同学，一日两餐有虫子干尸的山药粥，还吃不饱，我感觉好像是高干子弟；不愁吃不饱，不愁没钱花，还能睡暖炕，还能偷着看一会老式的仅有三两个频道的电视，经常在课余时间把电视里的情节说给同学们听，偶尔把油饼偷偷给了同桌的文元吃，反正相处得很融洽。
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的夜晚，突然有人强烈地敲门，“三叔，三叔，”门外有好多人在喊，“开门，快开门，冻得不行了，鬼天气。”
“你们吓死我了。”爷爷拉着灯，光着身子开了门，那些人一拥而上，围住了火炉子。原来是相邻公社大岔的社员，赶着牛车从许家梁拉炭返回的路上，视线不好，坎在河里，好几个人卸载了大炭，费了好大的劲，连牛带车才扶出冰面，鞋和裤子全湿了，本身那个年代没好衣服，冻得走不了，只能向爷爷求助。一个火炉子根本烤不干他们的鞋和裤子，爷爷又开了灶房，通开了压火种的两个大炉子，他们陆续烤干衣服和鞋子，爷爷又把厨柜里剩饭剩菜、干馍分给他们吃了。天亮了，风停了，他们满载着大炭回家了。爷爷把满是泥和水的灶房、炉台、地板又擦了一遍。后来听爷爷说，叫四柱的人最终就因为那一次冻害失去了一个脚趾头。
回想起来，爷爷有一颗同情心，用现在的话说：多开窗口、增设床位、开辟通道，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公社的干部有时要下农村，孩子没人看，也会喊一声“三叔”，就把娃娃留给爷爷，他从不拒绝，一边做他的营生，一边哄孩子。他会反过来叮嘱：放心，我走哪就引着他，娃娃听我的话了。
爷爷虽然文化不高，但很会讲故事，这与他在军营里的熏陶有关系，就爱讲离我们家最近的哈拉寨马占山将军的故事。他说：有一回，二爷从十几里路上背了两背柴，累得汗流浃背，卖给马占山将军后勤处，结果管灶的给了两块旧票子，二爷就哭了，当地人怂恿二爷上去问那个脸色有点暗、国字脸、中等个的人换新币，出人意料，那人从自己兜里又给了他2块新票子，还抚摸了二爷的头，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打响中国抗日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我曾听说过马将军把吃百姓饺子不给钱的士兵就地正法的感人故事，但给二爷新票子的故事流传很少，唯独爷爷能绘声绘色地讲出来，他还真不简单。
有一回，我去一个药店量血压，遇见曾和爷爷一起工作过的郭大夫，他说：我很佩服你爷爷，他才是“伟大”的劳动者，遇上开“三干”会，他后半夜起来，一早上能担四五十担水，因那时没有自来水，只能靠人力从井里吊起来，再担回水仓里。
是啊，爷爷年轻时候扛过枪，保家卫国；中年时期一根扁担养家糊口，任劳任怨；老年时期，仍然从事农业，养羊喂猪，协助父亲种地，永葆劳动的本色。
最让我难忘的是80多岁的时候，也是我物力、财力最困难的时候，照看我女儿一年，从没让孩子摔跤，是因为他有他独特的哄孩子方法。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他去世后，父亲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一身黄军装里夹着一个手提布包，布包里用好几层发黄的报纸包裹着他的复原证、工资本和我一家三口的照片，这可能是他后期行动不便，只能从照片上获得亲情。
有一次，我在民政局门前遇见爷爷的战友“三麻”爷，精神矍铄，从头到脚穿着一身“黄”，黄帽子、黄军装，黄秋鞋，手里攥着好几张崭新的百元人民币，他对我说：好社会，给你爷爷也领了，收完秋去看你爷爷，然而没等到。
说起三麻爷，他是汽车兵，比爷爷小几岁，国字脸、大眼睛、高鼻梁、方海口，为人正气，敢说话，但脾气不好，谁都怕他。那时他已经掌握了大汽车的机修原理，甚至能讲四冲程工作原理，还能讲半生不熟的“中式”英语，能给我辅导简单的因式分解，经常和爷爷围着炉子烤带壳的花生下酒，然后就讲苏联的武器装备，还有莫斯科的好多军事信息，爷爷不住地点头，小屋子里充满热情和温度。
“三叔”，似乎是一个公众号，是绝大多数中年人对他的尊称，因为他曾经给过他们微不足道的帮助，这不正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美德吗？
我的爷爷，一个善良的、微笑的、慈祥的老人。爷爷，一个统着袖子在草垛旁晒太阳的人，胡子里长满故事的人。既是普通的一兵，又是普通的劳动者，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一直在辛勤劳动。今年是建国70周年，仅以此文献给那些像爷爷、三麻爷一样的军人，他们是共和国大厦的一粒沙子，是民族脊梁挺起的一个细胞。
春天，风吹柳条生而未发时，会想起他；秋天，百草凋零瑟瑟作响时，会想起他。天气阴冷，窗外下起了大雪，旧历的年底就要到了，怎能不想起呢？
爷爷，似乎也是一个代号，是千千万万像爷爷那样的先辈们不辞劳苦，含辛茹苦，并代代相承，才让子子孙孙们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