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殇

爱之殇

乡敬老院女院长巩英在参加完刘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的第二天，就把前几天已经写好的辞职信放在了乡长阔大的办公桌上，没等乡长反映过来，巩英已经潇洒的离开，留下乡长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中凌乱：“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这老娘们。”心里这么说，乡长实际上可真不敢说出口，因为这“老娘们”是他父亲以前乡里的同事，虽然年龄比他父亲小不少，但也是看着他光屁股长大的，人前人后还得不情愿的叫她一声姨。

巩英在乡里的敬老院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年前她从一个年轻能干且大有发展前途的乡政府中层被当时的老乡长连哄带骗发配到这个刚刚建立起来啥都没有的敬老院的时候，她没有想到辞职；二十年来她的同事、她的部下甚至她的同事的儿女一个个升职高就或者另辟蹊径经商发财的时候她没有想到辞职；就是她的丈夫升任公安局长二人无暇照管年幼的儿子，丈夫、儿子对她一肚子意见的时候她也没有想到辞职。现在，敬老院经过她二十年的苦心经营已经远近闻名，前几年乡里又加大了敬老院的投资力度，敬老院面积足足扩大了两倍，除接受乡里各村的孤寡老人外，还有一半以上的房间可以招收社会上的老人挣些补贴，乡里这几年财政状况良好，敬老院的各种补贴也都拨付及时，再加上它的知名度带来的各种奖励和慰问，敬老院的日子过多不错。可以说，乡里干部眼热这个职位的人可不少，按说巩英两年前已到来了退休年龄（女聘干干部五十岁退休），也不知是年轻的乡长因为争这个职位的人太多摆布不开还是真正顾忌巩英和他父母的同事关系，说休你可以退，但敬老院还得老姨支撑着。那个时候，巩英也并没有坚持不干或直接辞职，毕竟敬老院是她一手创建并在她主导下一步步地走向了今天的辉煌，说敬老院是她另一个儿子都不为过。她不愿敬老院被一些利益熏心的人掌控，因为很多人对老年人缺乏爱心，他们眼中只有利益和金钱。

但刘老师的去世让巩英下了最后的决心：辞去敬老院院长的职务，回归家庭，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对于她来说这个决定虽然晚了点，但还有时间去弥补。

刘老师是十年前入住敬老院的，刘老师退休前确实是一个初中老师，有四十多年的教龄，四十年前，高中都没毕业的他因为当时农村教师缺乏在村里的小学做民办教师，做了二十来年的民办教师后，遇到国家民转公的政策，转为了公办教师，那时中国正大兴教育，教师严重不足，刘老师又被调到乡办初中任教二十多年，他的老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两人不能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也算是贫贱夫妻不弃不离。美中不足的是两人没有生养一儿半女，可两人是乐观的人，倒也不影响他们幸福的生活，刘老师退休后有不菲的退休工资，妻子在农村有几亩承包的农田，农忙时两人在地里劳作，农闲时两人就走亲串友、四处旅游，也过上几年其乐融融的生活，不过这样的生活没过多久，刘老师的老伴就被检查出患有食道癌，食道癌是中原地区常见的疾病，也是很凶险的癌症之一，有“吃麦不吃豆”之说，刘老师虽然拿出全部家当为妻子治病，可妻子还是没有撑过一年就撒手人寰了，刘老师失去妻子，大病了一场，他们有没有孩子，在家里呆了一段后，老伴的承包地被村里收了回去，刘老师在村里无所事事，就按五保政策被安置到乡敬老院里了。

刘老师刚进敬老院院的时候，巩院长并不喜欢他，原因是他虽然曾经当过老师，但常常咋咋呼呼，又爱串东串西，一幅不老实的样子。但刘老师毕竟有文化且相对年轻，院中写写画画、算账记事刘老师都可以帮忙，有时院中人员拉不开栓，出外采购的事也可以派他去。最关键的是逢年过节领导来院慰问，刘老师总能讲几句让领导高兴的话，也能带头鼓掌欢迎，不似院中其它老人自始至终呆着个脸，即使鼓掌也是机械的拍两下，像完成任务一样，弄得领导很无趣。所以慢慢地巩院长就觉得刘老师是一个乐观、有趣的老人，有了他，院里似乎不那么死气沉沉了。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三年前，有一个外乡的老太太入住了敬老院，老太太七十多岁，是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儿子、媳妇都是做生意的，由区里的一位领导介绍到这里，刚开始巩院长不愿接受这位老人，因为敬老院收住的孤寡老人虽然年龄大都偏大一点，但都能够自理，老太太的儿子、媳妇坚持说他们的母亲虽然是老年痴呆症患者但不用特别的照顾，巩院长一方面知道乡敬老院毕竟比市里的养老公寓价格便宜不少，老人的儿子、媳妇恐怕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另一方面业碍着区领导的面子，终于不情不愿的接受了。

老太太的老年痴呆其实是很严重的，有时候她甚至认不住她的儿子和儿媳妇。但老太太也不闹事，一个人吃过饭就是呆呆地坐着，间或在院中自己走走，嘟嘟囔囔的不知说些什么，也没人关注她，可过了大概不到两个月，老太太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注意到了刘老师，开始是黏着，刘老师走到哪，老太太就跟到哪。后来竟公开地喊刘老师老公，不知道刘老师和他逝去的老公有何相似之处，还是老太太真正想重新结识一个老伴，总之是吃饭、看电视总是挨着刘老师坐，刘老师一开始也没往别处想，认为是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臆想而已，她愿跟着就跟着，愿黏着就黏着，愿和自己坐一起就坐一起，反正她是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

这样又过去了半年，老太太对刘老师似乎热情不减，有一次她的儿子来看她，老太太非得拉着刘老师一起接待。并当着儿子的面拉刘老师的手，给刘老师摘掉刘老师头上的一根枯草。刘老师尴尬的笑笑，对她的儿子说：你的母亲记不住人了。老太太的儿子对母亲的错认或者是老年恋并没有深究，只是不冷不热的对刘老师来了句：是的，她好多年就记不住人了。

可老太太似乎并不是一时的记忆倒错，她对刘老师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了，到后来竟然发展到指挥刘老师干着干那的地步，吃饭时有时会把自己喜欢的饭菜偷偷地夹给刘老师，不舒服了会向刘老师发脾气。院里的护理员有时也会开开他们的玩笑，但都没往别处想，毕竟他们都那么大年龄了。直到有一天刘老师红着脸走进了巩院长的办公室，不好意思地说：她说要搬到我的房间去住。

“那你是啥意思啊？”，巩英对刘老师提出这件事并不感到吃惊，毕竟老太太几个月来的行为已使他们的关系全院皆知，但毕竟老太太是老年痴呆症患者，老年痴呆症患者的错乱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刘老师相对来说身体健康，给院友一些帮助也是可以允许的，但公开让他们搬在一起去住，这算啥子事，所以巩院长直接拒绝了刘老师的要求，不过考虑到刘老师这些年在养老院的表现，在看到刘老师尴尬的表情时，又对他说了句：等老太太的儿子、媳妇再来时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再说吧。

对于巩院长来说，这不过是推辞之计，直到现在她仍然认为刘老师只是好心愿意帮助一个可怜的老年痴呆症患者，不会有别的想法，可等下一次老太太的儿子再来看望他们的母亲时。儿子看到母亲对刘老师更加依赖，老人也当着刘老师的面嚷嚷着要和刘老师住在一起，儿子的脸色很是难看，没说几句话就离开了。巩英认为老太太的儿子是不会答应他的母亲不清不白的和刘老师住在一起的。有时她甚至有和刘老师谈谈让他不要过分的接近老太太的想法，毕竟刘老师是身体和心里都健康的人。

巩院长还没等到抽出时间和刘老师谈话，却接到老太太儿子的电话说上一次他去看母亲的时候母亲提出了要和刘老师搬在一起住的事，回去后她和媳妇商量了，两位老人都年龄这么大了，不会有别的想法，母亲需要人照料，刘老师又这么热心，院里就答应他们吧。巩院长接电话时从始到终没说一句话，放下电话站在办公桌前很久很久，骂了句：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呀。

等刘老师和老太太再次来找院长的时候，巩院长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刘老师原来的一个室友搬离到别的房间，老太太搬了进来。

一切似乎并没有改变，老太太一如既往地黏住刘老师，精神状态也比来院的时候好了许多，刘老师身体仍然很好，借着出去帮院里采购的机会，不时拿自己的退休工资给老太太购买一些她爱吃的零食和还算时尚的衣服，老太太的日子就过多十分滋润，脸上有时也会绽出笑容，不过老太太的儿子来看他的母亲的次数却越来越少了，有几次甚至“忘记”了给他母亲缴费。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说让刘老师先垫上吧，下次去的时候在还给他。巩英心里有一百个不满意，也多次在心里诅咒他们这些不肖子孙不得善终，但还是找刘老师把钱收了上来，并一再叮嘱刘老师下次老太太的儿子来时记住把垫付的钱给要回来。可事情的发展是老太太的儿子和媳妇从此基本不见了踪迹，给老太太交费用任务全部转移到刘老师身上。刘老师说老太太的儿子太忙了，把她母亲的费用打给了自己，让他代缴，巩院长心知肚明，也不去揭破。

时间过得飞快，老太太来院已经三年之久，搬进刘老师的房间也两年有余，刘老师除贴心照顾老太太外，院长交给她活一个也没拉下。老太太除了黏刘老师外，倒也没给院里找什么麻烦，一切都如人们希望的那样向前走着，似乎将来还会更好，有时巩院长甚至会嘟囔一句：老太太也许是我们院的福星呢，当然，刘老师也一直这么热情、善良，好人会有好报的。他们也许会在我们院里度过他们的幸福晚年的。

中原人有句俗话“宁吃过头饭，不说过头话”，巩院长说过那句话没多久，一天夜晚，刘老师半夜敲开了巩院长的办公室的门，慌慌张张地告诉巩院长：老太太头疼的厉害，巩院长穿衣起床、打120急救，救护车来时，老太太已经昏迷，拉到医院被告知突发心脏梗死，已经停止呼吸。等老太太的儿子赶到医院时，老太太拉着刘老师的手还没松开，脸上也没有痛苦的表情。刘老师轻轻掰开了老太太紧紧抓住的手，叹息一声，巩院长和老太太的儿子谈了几句话就陪着刘老师回到了敬老院。

老太太的葬礼没有通知院长和刘老师，老太太的儿子、儿媳从此也再和敬老院没了瓜葛，一切仿佛就像没有发生一样，敬老院又恢复以往的状态，只是刘老师自从医院回来，人却变得十分萎靡，过去高门大嗓变成了长久的默默无言，过去的风风火火变成了呆坐和蹒跚，院长不再给他派活，领导来了他也不再主动发言和带头鼓掌，除了早上起来在院中溜达一会外，不再串门，也不愿和其它的老人挤在一起看电视、下棋。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小屋就不再出来。不到两个月，本来就不胖的身材更显得单薄，原来挺直的身躯开始弯曲，手有时还会抖抖索索，饭经常会从嘴里流出来，服务员端进小屋的饭菜还经常忘吃，自己想起的事情过一会就忘记了。巩院长可怜刘老师，总是抽时间到他房间坐坐，给他讲一大堆道理宽慰他，刘老师也不反驳，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但情况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刘老师的身体一天天更加糟糕，期间巩院长试图联系老太太的儿子让他来看看这个可怜的人，却发现老太太儿子的电话已经换号，巩院长无计可施，只有看着刘老师一天天向坏的方向奔去。

三个月不到，一个寒冷的冬夜，刘老师就在他和老太太一起呆了两年的小屋里永远的离开了，等第二天护理员叫他吃饭的时候，老人的身体已变得冰冷。没有人知道刘老师得的是什么病，也没有人知道他在最后的夜晚都想到了些什么？总之，这个曾经给敬老院带领那么多欢笑的老人就这样不声不响的离开了。

巩院长参加完刘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困惑和迷茫，人生的空幻和无力感突然涌了进来让她难以承受。她望了望灰蒙蒙的天空，嘟囔了一句：我难道做错了什么了吗？接着又嘟囔了一句：该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