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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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全
题记：岁月不居，人生苦多。
我属于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但从当时或以后的实际意义上讲，我们和城市毕业生不一样，没人称我们是知识青年。这在当时就已经很明确，我们被称之为回乡青年。而且在恢复高考后，直至参加了工作，回乡青年的劳动时间没有算作工龄。
我是1974届高中毕业生，而其实正式离校时间是1975年的元月份。记得当时举行毕业典礼时，学校为每一个毕业生赠送了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黄色背包，同时配发了一个白瓷茶缸和一条白毛巾。当时同学们在教室里举行毕业典礼联欢，每个人的茶缸里盛上了白酒，互相敬着喝。尽管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喝酒，但也不觉得难喝，只觉得在这种难分难舍的场合，这酒就是唯一能够表达离情别意的媒介。喝着谈着，谈着喝着，一时间教室里摩肩接踵，茶缸相碰声，高声大笑声不绝于耳，教室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接着便各自为阵，有醉酒的，有走出教室的，有回宿舍的，有互诉衷肠的，有难分难舍的。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那种生离死别的情境如今依然历历在目。
第二天，同学们背着学校赠送的背包，回想着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及“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教导，踏上了各自回家的路。
一
我的家在农村，系卓尼县大族公社柯癿大队烟筒沟生产队，一个仅有七八家不足百人的小山村。
1975年，一个风雨飘摇，令人窒息的年月。路线教育犹如遮天的阴霾，笼罩着山青水秀的村庄，侵蚀着人们贫瘠而苦难的灵魂。
我的父亲原系一名国家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当权派开除回家，随之家产被洗劫一空。回家后，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从此便是这个小山村里唯一一个“长跑运动员”。父亲因此经历了莫须有的诬陷和折磨，遭受了非人性的蹂躏和摧残，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许乱说乱动，而且在我家的大门两边用红泥土写上了“批林要批孔，斩草要除根”的标语。
这是一个畸形的社会，阴阳易位，黑白颠倒。我家原本就是贫下中农成分，只因父亲被开除，家族势力单薄，加之家境贫寒，兄弟姊妹弱小，回到家乡的父亲和我一直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这一年开春后，生产队长来我家很贴心地对我说，你是我们生产队唯一一位高中毕业生，农业学大寨需要有知识的人，所以生产队决定派你去搞农田基本建设。
其实我心里也很乐意，离开家，离开这个背若芒刺的地方，至少也会是眼不见心不烦。俗语云，只要一步翘出门，不管家里人吃人。
修梯田是直活，而且那里人多，十里八乡的互不认识，没必要心存顾忌，更多的是互相帮助。即使大干苦干，以及夜战，歇工后人们依然轻松愉快。
那时没有娱乐，唯一的就是看电影。每逢山里山外的村子里放映电影，哪怕十里八里，哪怕再苦再累，哪怕顾不了吃饭睡觉，也要翻山越岭的去看电影，看电影时的心情是那样的好，那样的与世无争，那样的让人解脱。
在当时，我就是一枚任人取舍的棋子，但不管下到哪里，那里就有我一片自由的天地。
第二年，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如火如荼。全县掀起了与河争地的热潮，卓尼县集中全县劳力，奔赴秀丽的车巴沟，与河争地。我也不例外，还是那个由生产队长提拔为大队书记的人，来我家说，车巴农建开始了，上面规定，这次要的都是基干民兵，你是我们大队的基干民兵，所以经研究，只有你去合适。
我思忖，何时又成了基干民兵？坏分子子女有资格成为基干民兵吗？
是的，基干民兵很光荣，我这是被“破格提拔”的，去那里义不容辞。
车巴沟是一处风光秀丽的地方，这里绿水青山，仿佛世外桃源。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莽莽苍苍；一条清澈见底的车巴河，碧波荡漾。山鸡扑棱，苍鹰翱翔；野兔穿梭，麋鹿成群。
此时的车巴沟，冰雪尚未完全消融。一群群来自四面八方的民工，在白雪皑皑的河滩里，安营扎寨。傍晚时分，一顶顶帐篷里冒出的炊烟，缭缭袅袅，使安谧寂静的林间戈壁，弥漫着浓浓的人间烟火。
第二天，在车巴农建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各公社民工按照连队的编制，每两个公社为一个连，划分了驻地，开始搭建窝棚。
一场轰轰烈烈的与河争地运动，就这样在车巴沟的十里河滩拉开了序幕。
季节已是春天，密布河滩的松柏、杨柳，以及茂密的灌木丛，在春日的阳光下，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各连队也在连长和指导员的指挥下进入林木茂密的河滩，砍大树，烧灌木，剁枝条，挖树根。一群群野鸡此起彼伏；一只只麋鹿腾跃躲藏。不时有野鸡或野兔被擒的欢呼声，响彻在浓烟滚滚的车巴河滩。
几个月后，一条长约十公里，宽约两公里的河滩砍伐一空，给人以辽阔而平坦的感觉。但由于满河滩尽是鹅卵石，无法耕种，于是又从对面的山上挖山取土，然后铺在鹅卵石上，当年就种上了洋芋。接着便开山炸石，在河道边筑起了一条蜿蜒的堤坝，宛如长城般巍然壮观。
这是1976年，一个多灾多难的年月。
车巴农建在这年年底，由于人们不堪重负和饥寒难耐，无视“棒棒队”的拦截，民工不断流失。当时我们几个人也开始谋划好了逃跑路线，悄悄绕开农建指挥部“棒棒队”的监视，从一条小沟进入密林深处，然后翻山越岭，穿越一座座丛林，顺一条陡峭的山沟，连滚带爬地到了山底下，然后从洮河上游的强岔村，通过一座古老的木头伸臂桥，过了洮河顺流而下，沿着达加闇门艰难地东进。
这一路细雨绵绵，饿了吃点玉米贴锅粑，渴了喝一气山泉水，浑身犹如落汤鸡，两腿裹满了泥巴，就这样直到天黑，才蹒跚着到达了临潭古战。这时有些人已经疲惫不堪，无法继续前行，大家稍事休息后，决定分别去找自己的亲戚家借宿。可我在这里没有一个亲戚和朋友，只有挣扎着到了临潭旧城。
就这样走着想着，觉得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到达自己的家。无奈中想起了父亲的一个朋友，住在临潭古城里。我们平时有往来，估计一定会收留的。只是觉得，人家是城里人，喜欢干净，像我这样失魂落魄，邋里邋遢的真是有点自惭形秽。但人在走投无路时，顾不了那么多，于是便硬着头皮去那里借宿。由于太迟，人家都睡了，打扰起人家，还要给我做饭，我拒绝了，只是说不饿，很想瞌睡。是的，半夜打扰人家，已经过意不去了，那还要更多的奢望。
这一觉就太阳照到院里了，吃过早饭，我便回家了。
这样，我的任务也就因此而完成了。可每当想起那段艰苦的岁月，不禁心存侥幸。毕竟比起那些因饥饿而起早贪黑，偷偷到藏民牧场里讨饭的人，为填饱肚子到山上折野菜的人，或是因爆破、搬石头而死于非命的人，以及那些朝不保夕，因体弱挣不了10分工分而冒死回家的人，我算是幸运的。哪怕是每天生活在“棒棒队”的恐吓和威逼下，我倘能苟且偷生，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二
又过了一个新年，又是那个大队书记来我家说，公社新成立了社办厂，并且要安装一些新式机器，而掌握这些机器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我们大队唯有你最合适。
是的，不管怎样，我是生产队的长工，非我莫属。社办厂在公社对面的拉力沟门，供销社的隔壁。到了那里先住在一户农家，在新厂址上打墙盖房。房子盖好后便陆续搬了进去，一边开始作业，一边继续修建厂房。听厂长说，厂里准备购置一台带锯，但这种机器不能由坏分子子女掌握，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原则问题。这我明白，但厂子里有解板的，有打基子（砌墙用的土坯)的，有进林采伐木料的，不论哪一样，我都是一流的劳力。大约两个月后，厂长让我负责给打基子的人记工分，因为有四五个人住在离厂子约三四里路的地方打基子，他们住在一个破败的炭窑里，每天按规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每天下午我便前去登记数字，按照数量核算工分。
过了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对拉大刀锯感到新奇，就过去在大刀锯师傅的同意下，试了几下。师傅说，你拉得不错，可以给某某师傅拉下手。其实我在平时很注意他们的解板情况，那位师傅的动作和技巧很不尽人意。于是我随口说，能不能给我一联锯，我自己找人解板。几个人在发笑，并且有人说，没有几年的实践，你是不会用大刀锯解板的。另有一位师傅说，库房里不是有一联穿山甲败锯吗，闲放着有啥用？让他们试试，反正解板的人手不够，仅我们两连锯供不应求。
就这样，我找了一个本大队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让他给我拉下手。由于我不耻下问，勤于观察研究，不到一周，我便学会了发锯、砸钩子，用水平尺、用墨线，对锯子操作自如，完全可以单独解板。尽管给我们的是一联败锯，也同样和行家们一样完成既定的任务。而且好的是，只要早上多用点力，直到中午饭时就可以完成八平方的解板任务，下午就可以自由安排。
厂里解这么多板，而且都是五分（半寸）板，主要是用作水箱装板。有时厂里也接一些私人家解板的活，我们都喜欢去给私人家解板，因为去私人家解板就不用自己做饭，而且还吃得好，不受人约束。
过了一段时间，我偶尔去了一趟县城，看见一则贴在电杆上的《招生启事》，很认真地看了看招生条件，好像我这类人就是招生对象，但不知政治条件是否合适，尤其是父亲的帽子依然未摘，仍然是劳教对象。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好心人告诉我，说公社里有几个人在加紧复习功课，听说要参加高考，你也应该去试试。于是我便在一个下午悄悄去公社里了解情况。那里果然有几个人在复习，而且已经复习了近一个月。看着他们，我感觉有点望洋兴叹。是的，毕业已经快三年了，本来就在“文革”中浑浑噩噩的结束了中学教育，现在回想起来，不是一无是处，就是无所适从，大脑一片空白。但我还是偷偷地报了名，因为实在是有点不甘心。
临近考试时，我依然手足无措，拿不定主意。回到家里，家里贫若悬罄，朝不保夕，繁忙的农活使一家老小顾此失彼，疲惫不堪。看着这场景，哪里还有考试的念头。
这是1977年的冬季，全村人都忙着碾场，一家人都忙得昏天晕地。待到忙完生产队里的农活，又要把刚刚分给家里的麦草，再用连枷打一遍，希望从草里面获得一些剩余的粮食。忙完这些，已是半夜了，稍稍平静的家里，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如豆的煤油灯前，无话可说。吃完饭后，我无奈地说了高考的情况，父亲仿佛如梦方醒，急促地说，这是难得的机遇，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争这口气。你不能退缩，家里也不用你操心，要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权利，哪怕是坐一回考场，你也要给我去坐。
回到厂子里后，一切照旧。
距离考试只差三天的时候，我便向厂长请假，说明了原因。而厂长却大发雷霆，不仅不请假，还说你是坏分子子女，没有资格考试。其实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了解，国家的政策越来越明朗了，对待地富反坏右的政策不再那么极端，我隐隐约约觉得，我等子女有希望了。于是理直气壮地和他争执了一番，临了告诉他，准不准假，我去定了。
第二天早上，我依然决然地回家了。
回家也没啥好准备的，母亲一生含辛茹苦，一定要把家里那一把留给干部们吃的白面，给我做成馍馍，带上它去参加高考。可我于心不忍。我说，倘若考不上，如何对得起白面馍馍，还是带几个青稞面贴锅巴，心里比较踏实。
考试前一天，我离家去30多公里外的县城参加高考，和我一起去的还有我们村学里的两位民办教师。走到上卓沟时，我看见一辆拉砖的拖拉机，上面坐着的一个人向我打招呼。我一看认识他，是我老家草岔沟的一位亲戚，名叫安闹杰。这时他已叫拖拉机师傅停了车，把我们三个也带上了。在车上，我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木匠，在县城里做花窗。我也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他又问我，准备住哪里？我说，没有住处，到了再看。他说，他那里就他一个人，可以将就一下。我真是喜出望外，感谢他的帮忙之情。
到了县城，看了住处，我们就去县城转悠。一会儿便碰见了几个同学，他们正谈论着复习功课的情况。我们打了招呼，认识了几位从未谋面的同学，心中感觉五味杂陈。我没有复习一天，就这样急匆匆地、盲目地参加考试，实在是无的放矢，毫无把握。
看着这几位原来在班上就是名列前茅的同学，又复习了那么长时间。此时此刻，我有点灰心，只想打道回府。可同学们一再劝阻，说既来之则安之，大家都是试一试的打算，谁也无法打保票。
然后，我就去了县一中，那里有我的一个堂叔。叔父的房门没有锁，我推开进去后，只想找几本书看看。可是书架里只有一本《毛主席诗词学习》，办公桌上有一本《中共十一大文件汇编》。就这样我也是如获至宝，悻悻然回到了木匠老哥的住处。
考政治的前一天晚上，看了《汇编》，考语文的前一天晚上，看了《毛主席诗词学习》。其实这两本书给我起了大作用。《汇编》里有这次高考的政治题，《毛主席诗词学习》里，我只看了一篇对《七律•长征》一诗的评析，非常感人，记忆犹新。而此次高考题的作文便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当我一眼看到这个题目时，喜出望外。觉得从广播里听到的“四个现代化”，一定与这个作文有关，于是便有了发扬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主题思路。
这次我选报的是高考文科，因为明知报考大学无望，但报考中专，科目除政治、语文外，还有数理化，对此我忘得一干二净。而高考文科只有数学一门，只能放弃，可以在史地综合中碰点运气，好在这次报考大学的同时，还可以兼报中专。
高考在县一中进行，这里曾是我的母校，考场也是我们当年上高中时坐过的教室，即使人再多也倍感亲切，毫无陌生和紧张之感。加之本来就对这次考试没报过大的希望，考试时很是轻松，很是坦然。而且在这寒冬季节，我的身边是一个烧着烘烘炭火的火炉，烤得我浑身汗滋滋的，心中充满了欣慰。
高考完后我就回家了，一是到了年底，二是和社办厂厂长闹翻了。而且听说，我那天离开后，他就马上去公社告我的状，说我不受管教，没有准假就擅自去考试。好在公社的领导早已了解了国家的现行政策，尤其是党中央恢复高考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于是就对这位厂长说，你不给人家放假复习，还不让人家参加高考，这是你的不对，国家对此有明文规定。
到家里，生产队长又不给我算工分，说是我的工分不准确，原因是社办厂的工分是我自己记的，这样我就没有粮食可分，正是可恶至极。
无论如何，严冬终将过去，春天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
尽管我们的等待来得太慢，而且在人们诡谲的目光中，在人们带刺的戏谑中度日如年，但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封冻的河流开始消融，路边的小草露出了稚嫩的新芽，春天的色彩越来越明丽了。
不久便听到临县的人们在传说，烟筒沟里干部（临村的人把我父亲叫干部）家儿子考上了学校，并说人家就是龙养的龙，凤养的凤。于是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县城看看榜示。
一到县城就发现有很多人在看榜。榜上第一部分是大学预选名单，共计10人，其中有我的一个同学。下来是中专录取名单，其中第一名便是我的名字，但我依然疑虑，不知是否有同名同姓的。
于是又在继续等待。
终于在几乎忘却的日子里接到了《甘肃省中等专业学校录取通知书》。后来正式被甘南州师范学校录取。这对一个濒临崩溃的家庭是多么大的鼓舞。父亲从此抬起了头颅，母亲的脸上出现了笑容，村子里人们以往的眼光变得温和了。
记得是三月份，我父亲给我买了车票，帮我背着行李，将我送上了去学校的班车。
三
甘南师范学校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合作，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中等专业学校。这次学校招收了两个班，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我被分到了文科班。在这里，大家都为了将来更好地做一名称职的小学教师，废寝忘食，勤奋苦学。由于我们这一届，大部分是往届生，而且也都因为有多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经历，对学习如饥似渴。
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半后，原定80届毕业的，可在1979年秋季开学后，突然通知，报名后马上进行毕业考试。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大家茫然，感觉一切才刚刚开始，才刚刚理顺了学习的思路，希望按原定时间毕业。但学校解释说，这是省上的紧急通知，全省各地教师奇缺，急需补充。于是，于八月底完成了毕业考试，9月1日正式分配到校任教。
我们县此次分配了14名同学，于9月4日离开学校去县上报到了。在县上，文教局给我们发了9月份的工资，然后安排学习、实习。十几天后，终于有了分配方案。可在宣布方案的那天，我突然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只好提前请假奔丧。七天后，我便去县文教局取行李，局里人说，你被分配到麻路中学了，行李也已经带到学校里了。于是我赶紧去学校报到。
一路上想，麻路我去过，就是当年麻路公社的所在地，在1976年与河争地的车巴沟口。但那时我只知道有一所小学，在麻路公社的隔壁。那年毛主席逝世后灵堂设在公社院内，知道了隔壁的小学。又后来，我们去公社看过一次文艺演出，对那所学校的印象十分深刻。可怎么说是中学呢？
到麻路一打听，才知道是一所新建的完全中学，即卓尼县第二中学。
一到新学校，发现学校还在建设中，没有围墙，只是在戈壁滩上刚刚建起几栋平房，校园里处处是鹅卵石和灌木丛，一条小河从校园里流过。而学生们大部分还住在戈壁滩上搭建的窝棚里，潮湿阴冷在所难免。
分给我的房子是刚刚新建的，校长叫来人安上了玻璃，并打扫了房间，安了床，安了火炉，又派学生上山给我拾来了一堆烧火柴。一个人的家就这样安顿下来了。
根据学校的安排，让我带新招的高中一年级二班的语文课并任班主任。
这的确是一个难题，我作为一个刚刚毕业于中师的学生，所学知识仅仅局限于小学教育，而这高中课程的确是力不从心。可校长说，文教局介绍过你，说你是这届毕业生中的高材生，只有你一个分配到了中学，其余都分到小学去了。所以，只要你多多请教老教师，不断积累经验，相信你会胜任的。
过了几天，我就去当年大干苦干过的车巴农建看了一回。那里已经是一片荒凉，裸露的鹅卵石间，已经长出了丛丛灌木。那条蜿蜒的长堤荡然无存。听说在1978年的一次洪水中，冲毁了河堤，冲走了铺在鹅卵石上的那层土，冲走了小河桥梁，而且危及到了沟口的麻路村和各机关单位。
这都是我们亲手造的孽，可我们的酸甜苦辣将与何人诉说。
四
卓尼二中距县城l00多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配备给教师的用书除教本外，一无所有。而作为一个刚刚毕业于师范的学生来说，要将高中语文书中的全部知识准确地传授给学生，那是谈何容易。为此，我只有向老教师借读，请教，从外地邮购资料，把高中课本一字一句地啃……
好在这里有一个幽静安谧的环境，有我用不完，挥不去的时间，这使我研读了大量书籍，熟悉了高中、初中，乃至小学的各类语文知识，把语文知识系统化，层次化。同时，自修大专课程，一边教，一边学，学教结合。这样，在实际教学中便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特别是班主任工作，由于我的无私奉献，使全体学生非常尊敬我，整个班级呈现出齐心协力，团结友爱，刻苦学习，不遗余力的良好氛围，这也是我所带的82届高中毕业生为学校赢得很高荣誉的根本所在。
通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我深刻地认识到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含义。1982年，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考入兰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学习。在校两年期间，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做笔记，努力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毕业后我又回到原校任教。这期间，我在全力教书的同时，和几个老师利用课余，先后创办了《诗歌爱好者》和《桃林》刊物，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为全校师生开辟了一块文学写作园地。这一刊物向全县文学爱好者赠送，拥有数以百计的文学爱好者，为卓尼沉寂的文学苑林增添了一枝艳丽的奇葩，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同时也为卓尼培养了一大批青少年文学创作人才。
通过教学实践，我深刻地认识到，要教给学生一滴水，教师要拥有一桶水，要教给学生写文章，教师首先应该有文章。教师要在教中学，学生应在学中写；教师不仅是理论与实践的表率，更应是学生效法的楷模。
因此，与其把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滔滔不绝地灌输给学生，不如让学生自由描绘日月山水，风土人情，以此而引发他们观察社会，体味人生，达到激扬文字的效果。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教师从传统藩篱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是学生从“带着镣铐跳舞”到“万类霜天竟自由”的过程。为此，我深信，衡量一个人语文水平的唯一标准就是写作能力，就是文学功底。
为此，我力倡语文教学离不开写作，衡量一个人语文水平的唯一依据，就是他能拿出好的作品的观点。
1986年的暑假，我被调到县文教局，参加《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卓尼卷》的编辑工作。开学后被调到县藏族中学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并任语文教研组组长。
在这里我经多方努力，继续创办了《柳林》文学社，组织师生及广大文学爱好者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使不少师生的作品从这里走出去，发表在省、州刊物上，这无论对老师或是学生都是教与学，学与练的最好方法。这里有教师的心血和汗水，也有收获和成果。这里有学生的努力和艰辛，也有希望和成功。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使我的教学技艺日臻完善，教学方法有了不断创新，教学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而我自己的作品也开始走向全国，走向国外。
l992年，我又被调到县一中担任高三语文把关教师。
“人民教师”是我最为看重的神圣称号，我热爱着这一工作。我的工作作风就是严谨求实，我的工作特色就是开拓创新。由于个人对事业的精益求精，在教学中总觉得轻松自如。在教学过程中，我力求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并注重身教，因为我知道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对学生起到最生动、最形象的教育，都会成为学生看得见，学得到的典范。
多年来，我一贯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活跃其思维，培养其情趣，解放其个性，激发其创新。在这里，学校每学期都要举办文学创作讲座，我的讲座每年不下两次，后来发表的论文大都属讲座讲稿。为此，我订阅多种教学研究方面的杂志，并与北京、山西、武汉等中学语文研究机构经常保持联系，搜集信息，探究教学教改。
二十多年来的教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中毕业生，如今在接受过我培养的学生中，就有不少已成为省内外有名的文学作家和业务骨干，并不断有专著出版，或有著述见诸报端，我为之而深感荣幸。
教学期间，我又以藏书、读书为生命及生活的第一要著，在自己读书的同时，感染陶冶他人，长期将自己的图书介绍给师生阅读，并进行针对性的指导。为此，我也有不少珍贵图书因此而丢失，为之惋惜，但我决不因图书的丢失而停止借阅，我会利用机会一次又一次地重购部分必备书籍，四方联系购置新书，以丰富自己的知识。
我以此为乐。在2015年全省开展的“五老”向青少年讲“中国故事”活动中，被评为“故事佬”，2018年被评为“第三届全国‘书香之家’”。
长期以来，在教学上我耐心指导年轻教师，指导教法，帮助撰写教育教研论文。在我的鼓励、帮助和积极推荐下，学校形成了一个写论文的热潮，在文学创作上，我对师生作品详细评点指导，多年来向州内外报刊推荐，发表师生作品近百篇。
2010年，我已退居二线，基本脱离了岗位。着手编辑了《卓尼县教育志》《卓尼一中志》，出版了《生命如歌》《如诗岁月》。之后便致力于民俗及洮砚文化的调研，并于2014年出版了《话说洮砚》，2019年出版了《洮砚探秘》等。
实践证明，只有在漫长而艰辛的人生道路上脚踏实地，一如既往地不断前行，才能使自己的追求前途光明，也只有把年轻的生命毫无保留地融入自己平凡的事业中去，才能领悟“功夫不负有心人”的真正含义。
为此，我便有了一个永远的座右铭：只管耕耘，莫问收获。
2019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