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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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中后期，物质生活匮乏。儿时的我，吃尽了苦头。平时家里经济拮据，生活艰难，只有在过年期间，我才能尽情释放儿童的乐趣，享受到平时根本得不到的各种待遇享受，如今虽年近半百，但那时过年的情节至今都给我留下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三岁时就失去父亲，靠母亲每天挣七分工一人养活我们兄妹四个，其生活难度可想而知。幼年的记忆里，母亲总是早出晚归出工，晚上一熬一个通宵，为我们缝缝补补。从春到冬，一年四季，我们只见到的是母亲满脸的忧郁和无奈，平时连维持正常的生活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靠生产队分钱了，只有过年是个例外。在兰州工作的舅舅每年腊月二十几总能准时寄回十元钱，让我们买几斤肉或买一半斤清油，囫囵过个穷年。三十晚上，母亲总是想法设法留下一元钱，全部化成一角二角的零钱，给我们兄妹每人发两毛钱压岁钱，我小心翼翼地把两毛钱装在红裹肚里，一天掏出能看十几遍，晚上怕哥哥或妹妹偷去，裹肚不脱，用手压着睡觉。这二毛钱就像我们的命根子。正月十五一过，我们开学就买纸张笔墨，有时母亲实属无奈了，这两毛钱还要充公给家里买盐，倒煤油点灯。因为那时一斤盐七分钱，一斤煤油一角五分钱，一元钱就是一家人一月的开支。
童年时期，缺吃少穿，挨饿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那时不光是我家，全村几乎家家都贫穷，平时主食都吃的是高粱红面，玉面糊糊。上顿下顿，不是高粱红棒棒，就是高粱红窝窝，吃得我们肝肠上火，大便凝结干燥，排泄困难。家庭条件好些的，十天半月吃一顿裹帖子（白麦面粉裹红高粱面粉），就算是上等的美味了，我们平时身上穿的衣服其破烂程度，那是马尾串豆腐——没法提了。只有到了大年初一，母亲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做一件新衣服，这是一年里唯一的一件新衣服。穿新衣对我们并不是多么奢望的事，因为母亲千叮咛万叮咛，这一件新衣，要爱惜，要干净云云。平时我们烂衣服穿惯了，感觉穿身上反到别扭不舒服了。有了新衣，我们正月象征性穿几天，平时都压在箱底里，只有走亲戚，或上学才能穿。我们只盯着吃喝，因为过年我才能美美咥一顿臊子面，吃几个用白玉米面（麦面做的酵子）蒸的白馍，赏几片猪肉片子。那时我们儿童大年初一聚在一起，最卖派、最多的话题的就是，这个说我初一早上吃了几碗几碗臊子面，咥了多少多少个白馍，那个抢着说他家里煮了大肉，他美美地吃了几片猪肉，还啃了几根骨头。那时我们吃臊子面，说句不害羞的话，最多的能吃六七碗，最少的也吃三四碗。我的邻居有八个娃，其母干了十几案面，母亲一边边往锅里下面，一边给八个儿女捞着吃。一碗面只有几筷头，八个娃往嘴里一吸溜，三下五除二，母亲下多少，他们吃多少，毕了，给母亲一碗臊子面都没剩，看着八个儿女还没有吃尽兴的场面，邻居母亲留着辛酸委屈的泪水，自己在面汤里洒一点高粱面，熬成搅团，吃了也叫过年。
大年三十晚上，先给给自己最亲的上辈磕头，给爷爷奶奶磕了再给父母磕，一连三个头，要磕的响，不响，长辈不给钱，嘴里不说给您老人家磕头祝福的话，也不能通过，只有磕响了，祝福的话说多了，我们才能得一毛二毛的磕头钱。初一上午，我们早早吃过早饭，随家族人先拜族影，然后再给家族长辈磕头，一连三叩首，磕的腿疼，磕的乐此不疲，在族影跟前，年龄最大，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遍一遍地讲述着先祖的来历、奋斗过程以及传承下来的家规家训，族里的名人轶事，童年懵懂的我渐渐知道了家族的奋斗史和对家族、对社会做出贡献的精英人物，且都暗暗铭记于心。拜完自己的祖先长辈，我们接着去拜其他乡邻的祖先。在拜祖先的过程中，我不但知道了自己祖先发展史，也知道了村里其它姓氏的来龙去脉。我们在虔诚地祭拜先祖的过程中，往往能得好多长辈散发的核桃或大枣。一上午头祭拜完毕，我的红肚斗里塞得满满的，遇上家境好些，大方的，我还能混一顿饱饭，因此祭拜祖先简直是我最快乐、最乐意干的事了。
从正月初二开始，我们这里的村村组组都有群众自发组织的社火秧歌队。所演的除过传统的保留节目外，大部分都是村里能文能武的群众根据村情实际和各家情况，自编自演，有说唱、有快板、有舞蹈、还有戏曲清唱等，节目雅俗共赏，人人喜欢。社火队承头的都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有发言权的人，走谁家不走谁家，谁也不知道。一些有钱的人家往往在年前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叫社火队正月来自己家里嚷院，给自己壮门面，但不一定能叫到。
凡是社火队去嚷院的家庭，必定都是村民公认的遵纪守法，恪守社会公德，孝老爱幼，睦邻和善、勤俭持家、教子有方的家庭。社火队到谁家嚷院了，谁家就感到最称心、最自豪，因为自家的人所作所为能让全村人点赞，一家人脸上也倍觉光彩。
记得村里的社火队连续四年在我家嚷院，母亲的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开心，她老人家一直谆谆告诫我们兄妹，做人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只有吃的苦中苦，才能做得人上人。因此童年的我也最盼望的就是社火队到我家嚷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