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狂想曲

明代从成化年始，为防御北方政权的侵袭，先后修建了榆林的“大边”“二边”长城。榆林城也建了起来，拔地而起，巍然屹立。城是深城，墙是高墙。城墙护卫着城，也构成了城。从此，榆林的城与墙交相辉映，墙是城的哨所，是城的前沿；城是墙的后方，是墙的保障。城与墙，墙与城，合二为一，共同构成了榆林城。它们共同护卫着陕北大地；同时，在和平时期，也承担着经济、文化等的交流，并逐步融合的职能。

秦汉时期，华夏民族逐渐融合形成，历朝历代，都是专注于内部发展，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策略。能使国家太平，和平安定，就是历代统治者、士大夫、读书人，乃至“芸芸众生”的终极意愿了。至于通过对外战争、多方掠夺的方式获得自身所需，华夏民族似乎骨子和字典里就没有这样的选项与基因，哪怕是真的需要交流资源，也是通过和平交易的方式。

汉使出使外邦，或是“万邦来朝”，历朝历代都是友好相待，宽以待人，回馈万邦的东西远远超过对方赠送。

同样是航海，西方的三大航海家，无论是到达印度的达·伽马，还是到达美洲的哥伦布，甚至是环球探险的麦哲伦，——我们不否认他们在大航海时期的贡献，——他们不管是航海的出发点，还是最终带来的后果，都是值得商榷的。但中国不同，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其目的也是探索沿海商路、与沿海各国友好交流，七下西洋过程中，了解了沿线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甚至是带不少人来大明王朝交流与通商，唯独没有掠夺各国财富、占领土地。郑和下西洋后为什么停止了航海？因为太耗国力了。为什么耗国力？因为航海是花钱、撒钱项目，又不掠夺，没有收入，换言之，就是没有以强凌弱、奉行丛林法则，掠夺盘剥沿海国家罢了，反而是大量赠送大明特产，以示友好。

而当时的西方航海家呢？达·伽马返回时满载东方的黄金和香料，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干脆自己开辟殖民地，屠杀、奴役当地土著，开采黄金等。同时，他也带去了西方的其他屠杀者与掠夺者，使得美洲从此被蚕食、沦陷，土著的印第安人几乎灭绝，美洲成了欧洲殖民者的乐园。麦哲伦本人虽然死在了航海途中，但也是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他的船队回归后，他的地理大发现，均被西方殖民者蜂拥而上，逐步占领瓜分并掠夺。

各地的城墙及相关设施，颇有点像华夏文化的主流。开头并没有修建防御，也并没有防范谁，愿意与所有人“和平共处”，相互交流。但你若是侵扰我、掠夺我，我就筑城防范、抵抗，偶尔也以此为依托，打击你一下，震慑你，让你不敢再次侵犯，并慎重考虑相处方式。我抱着莫大的善意，愿意自己吃点亏，也想与你“和平共处”。如果对方也有此意愿，那就不惜成本地耗费资源在边塞开辟一定场所进行贸易交换。明代镇北台的“易马城”即如此。如果对方愿意归附，更是大量赏赐，并耗费人力物力，划定地盘，让其休养生息，榆林城附近的“古城滩”即汉代龟兹人的安置地之一。中国文化，一向是如《诗经·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当然，如果对方不通情理，冥顽不灵，中华民族也不是始终“迦叶微笑、世尊拈花”，也有“金刚怒目”、雷霆之怒。汉代曾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陈汤传》）明代有遗训：“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于是有了张骞通西域，有了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封狼居胥，有了历朝历代的南征北战。认真想来，中华民族的英雄，都是因抵抗外辱而出现的，如卫青、霍去病，如岳飞、文天祥，如戚继光、郑成功等。不像西方，他们的英雄，远者如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奥德修斯等，近者如拿破仑・波拿巴，多是逞个人武力，东抢西夺，积极对外战争者。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英雄，是和平的维护者；西方的所谓英雄，多是和平的破坏者，即使最终带来一定的积极因素，也是客观结果，而非其主观意愿。

城与城墙是防御的，也是内敛的，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城默默地矗立在中华大地上，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也在流淌。我们是想自己的“天下”，让自身领土完整，不受外侮，并无染指别国、别地的想法，只是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家都是一家人，是好兄弟，成为命运共同体，成为地球大家庭的一员。

中国从来不主动去招惹谁，更不通过侵犯、掠夺等来“培养”对手，只想“四海之内皆兄弟”，练好内功，完善自我，就如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他们崇尚的是自我完善，是天人合一，而非主动去锻炼外功，发展多少信徒。信者自信，而非传播。

近年来，城墙外原本可以好好做生意的某些“外族”又蠢蠢欲动，不断挑衅，总在打破中华民族的美好的和平意愿，破坏“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美好夙愿。那么，我们是关起城门严防死守，还是利剑出鞘主动出击？这是个涉及整个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发展的时代大问题。这个城墙怎么继续下去，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