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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冬萍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散文
202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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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未开,花已落

题记:有时,日子对我而言,仿若多米诺骨牌,轻轻抽出一张,所有的过往就会溃不成军,变成秋后田垄上倒伏的稻谷;有时,又感觉每一个日子都是那么地相似,随意抽出一张,也不会觉得生命的书页因此而变得单薄。而更多的时候,我只是想将这一页页平凡而普通的册页,悬成记忆上的风铃。当黄昏降临大地,燕子低徊,狗尾巴草在风中吐露卑微的心事,炊烟绕过镀满夕光的屋脊,万物的呢喃拨响记忆的风铃。我将在沉睡中醒来,聆听被风吹乱的流年。

时针拨回到童年,花未开、花未落的往昔,漂白在一个不曾失真的笑容里辗转成殇。一个以戏台为中心,向四周抖开青石板铺就的轴线的村庄,有个土得掉渣的名字:老大睦。这个“老”字,自然有它积年烟火的陈旧味。与之对应的,是从这个村子延伸扩展出去的子孙、家族,流着这个村子一样的血脉,顶着宗族延续了一辈又一辈的姓氏——徐姓。

在双田乡,大睦村其实也算一个大村坊了,这一点仅从它分为新旧两个村庄就可以看出。可在本地而言,大睦村一向不算强盛。距此只有五华里的横路村,虽然流传着许多愚人的笑话,可事实上村民的强悍远胜于这个以“睦”取名的村庄。每年端午划龙舟、年节唱大戏,两个挨得如此近的村坊免不了有些疙瘩。而若有争执,总是横路叶氏占了大便宜;大睦徐姓则一次次在心有不甘中败下阵来。我总觉得,这与祖宗传下来的宗族精神有关。徐姓信奉的是“和睦”之睦,到最后自然情愿以和为贵,以睦为荣。横路叶氏,崇尚的是“横行”之横,故无所畏惧,以胜为傲。

我的外婆,就是横路村有名的大户叶“百万”的女儿。这里的百万是不是虚词,我这个隔代的旁支后裔无从知晓。但据村里的老人讲,太外公家中的女眷无不穿金戴银,男子更是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经过打土豪、分田地、三反五反、破四旧等一系列运动之后,尽管我太外公家里被搜出的金戒指、银大头,都是以乡人量米的升计算的,也还是没能捣腾空他的家底。一改革开放,外婆同父异母的兄弟,我的天保舅公,就重新变成了横路村的第一富户,承包了涌山的几座小煤窑,还有村边上的石灰窑。

与富庶的天保舅公相比,我的外婆可谓贫困一生。从她降生的那一刻,幸运就注定与她无缘。表面上的根源是源自我亲太外婆的早逝,而在我看来则是中国遗传了几千年、早已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亲太外婆尸骨未寒,太外公就忙碌着给自己续弦。后太外婆的情形我从未听说过,不便多言。但在准备迎娶她的那一刻,我的外婆就被自己号称“叶百万”的父亲当做一个华丽的包袱,甩给离家五华里的老大睦村一家以酿酒、卖豆腐为生的徐姓人家做童养媳,时年七岁。父母留给她的,唯有一个姓名“叶香兰”。

外婆从未对我提过她的身世。在我的记忆里她好像是一个无根的女人,仿佛是一片叶,被命运吹到这里,就落地生根。记忆中也从未听她抱怨过任何事,仿佛与生俱来就学会了逆来顺受。倒是母亲,有事没事总爱唠叨几句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外婆的点滴,皆是在母亲茶余饭后,摇着蒲扇扇出来的清风往事。

你妈咩(家乡土语mamie,两个都读平声。原意指奶奶,但我家兄弟姐妹从小跟着外婆大,一直喊她奶奶而不是外婆)虽然没坐过学堂,可她心算比谁都厉害。每次外公挑担上街卖酒和豆腐,都是你妈咩算好了的,千叮万嘱交代给外公。外公不会算账,只会喝酒。外婆在生姆妈之前,流过几胎,经常挨打。还是姆妈出生之后,才渐渐当家。可这时家底已被外公吃喝嫖赌败得差不多了。

母亲叹口气,会接连用手中的大蒲扇扇几下,仿佛要扇去她心中的不平。有时会抓起桌边一只印有参军光荣的大把缸,咕嘟咕嘟灌一气,灌完她总是忘了话说到哪了,要我提醒……嗯,你妈咩家里本来很有钱,可惜就她一个人什么也没得到。两个大姨婆都得到丰厚的嫁妆,风风光光地嫁给了有钱的人家。大舅公也分了一座窑,几百亩田地单过。共娘各老子的天保舅公更是得了你太外公所有的财产。唯有你妈咩,什么也没得到……

母亲的语气里,倒是屡屡带上了怨天尤人的味道。不知她是为命运对外婆的不公而怨怅,还是为自己本该是一位千金小姐却成了一个冬天也只能穿条白洋布单裤、赶早要到村中陌巷去刮猪屎的村姑而愤慨。只是母亲说这番话的时候,从未想过,如果外婆不是现在的命运,哪里会有她?没有她又哪来的我?

当然,思想单纯的母亲没必要想那么多,对她而言,对自己的小女儿抖落这些陈年往事,是再简单不过的消遣罢了。就好比现在的人饭后看看电视、玩玩手机那样,没必要想太多。

《寻梦环球记》里有关于死亡的一段经典台词:人的一生中要经历三次死亡。第一次的死亡是心脏停止跳动之后,生理上的死亡;第二次死亡是举行葬礼之后,身份上的死亡;第三次死亡,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人记起时的真正的死亡。

外婆故去多年,能被母亲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念叨着,其实也是一种幸福,意味着她从未真正死亡,也从未离开过。

记忆中的外婆,比母亲讲究许多。无论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她一头为数不多的长发总是整整齐齐地绾在脑后,用根古朴的银簪子别住。眉毛疏淡、丹凤眼、高鼻梁、下巴尖尖。爱穿白洋布斜襟大褂和黑香云纱阔脚裤,爱穿母亲亲手做的绣花鞋。

这是母亲茶余饭后眉飞色舞的资本。因为绣花绣朵是她的强项。她细细地告诉我,若想花儿绣出层次感及鲜活感,一朵牡丹花需用十三种颜色。我问她为什么非要十三种而不是十一或者更多一些。母亲翻着眼皮想了想,回答不出来,就武断地挥挥手,说你小孩子家家的咋那么多奇怪的想法呢?反正是南风姨娘教的。母亲又说,村里大部分人绣的花儿朵儿只有八九种颜色,那样绣出来的花儿看起来粗枝大叶,一点也不贵气。村里唯有她与南风姨娘绣的是这十三色的花儿。这样绣出来的花儿,就像是重重叠叠的浪,从波心处深深浅浅地荡漾开来。

这大概是只读了高小毕业的母亲今生打过的最有才华的比喻。我虽从未有幸穿过母亲绣上十三色花朵的衣服鞋子,但还真的见识过她为外婆做的绣花鞋。小小的、可以放在掌心把玩的鞋。白得耀眼的千层底、已经洗得泛白的黑布鞋面上,绣着的花朵虽然有些残旧,却依然在岁月的尘烟中鲜活如昨。

外婆一生节俭,唯有三寸金莲上的那双绣花鞋是她今生不肯忽略的细节,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的奢侈。而她老人家留给我的最深切的记忆,亦大抵与她三寸金莲及绣花鞋有关。

青石板,犹如老大睦村的一条生命线,从村中心的戏台脚下纵横铺开。外婆的三寸金莲,承托起她一生七十六载的风风雨雨,在一条条青石板铺就的阡陌村巷中趔趄前行。

被吃喝嫖赌等恶习掏空了身子的外公,在我唯一的亲舅舅降生后幡然醒悟,打算洗心革面从此只做一个好人。可他刚刚振作起精神,就被一种别开生面的死法将他从人生的苦海中脱离出来。死有许多种,可在乡村无外乎是病死、老死、累死、饿死、冻死,或械斗中死亡。外公的死,是被自己一个屁崩死的。这种死法说出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但这确是村中人尽皆知的奇异的死法。因而,外公的死,对外婆及其一双儿女来说明明是一种灾难,却平白沦为全村乃至十里八乡的笑谈,并且过一嘴加一舌,渲染成全世界最有喜剧色彩的死法。

外公其实是被一只马枣干噎死的,当然罪魁祸首就是他肚子里没能憋住的屁。外婆一生缄默,极少如普通妇女那般唠叨。唯有外公之死,让她如祥林嫂那般反复自责了一番:如果早知道一个屁也能崩死一个人,家里再穷也绝不做黑豆焖饭了。

外公就是吃了两大碗黑豆焖饭,撑出一肚子屁来。外公被屁崩死的那天,恰逢邻村横路村里当过绿林好汉、手里颇有几个家产的叶三麻子过六十大寿,摆下十几桌酒席,还请了皇岗的鄱阳班子来唱戏。外公是个标准的戏迷,放下吃空了的黑豆焖饭碗,就趿拉着双鞋,背上驮着他当心肝儿般疼爱的两岁大的老儿子,也就是我唯一的舅舅,出发去横路村看戏。

在横路的戏台前,外公遇见了外婆的弟媳妇,也就是我天保舅公的娘子,我的天保舅婆了。舅婆天性热情,看见骑在外公肩膀上的孩儿(我舅舅)有着张粉嘟嘟的脸,极为喜爱,从兜里掏摸出一把晒得焦干的马枣给我舅舅吃。

舅舅骑在外公的肩膀上吃着枣干,看着戏台上下的热闹。外公驮着老儿子,憋着一肚子屁想走开。可天保舅婆粗枝大叶的性格根本看不出来,只管拉着姐夫问长问短。外公走不脱,一个憋了许久的夹生屁就轰然一声给放了出来。这屁过于生猛,震得舅婆愣在当下,将一梭子连发子弹般的问候硬生生地斩断。骑在外公肩头的小舅舅却被这惊天响屁吓着,正在嘴里含着的马枣干堵在了嗓子眼里。一张脸憋得通红,手脚胡乱踢打外公的头和肩膀。外公见状,急忙抱下小舅舅,嘴对着嘴一阵猛吸。吸的过程中,也许是外公吸力过猛,马枣干倒吸进他的嗓子眼里。外公抽生烟丝抽出了严重的哮踹和肺气肿,被枣干堵住气管之后,一口气就喘不上来。看戏的乡邻横七竖八地托起外公,将他倒着放在一张条凳上抬往本地有名的土郎中叶老四家。

还没到叶老四家,外公就憋死了。外公独特的死法,是乡邻口中的一幕轻喜剧,对外婆却是灭顶之灾。她跪在外公的薄白杨木棺材前,一遍遍地忏悔。我做哪门子的黑豆焖饭哟!家里明明还有一担多米,不掺黑豆,多喝两顿稀的也能撑到田里的新谷出来。远亲近邻的女眷们,就一遍遍地安慰外婆说,人都走了,你哭死了也没用。不如强打精神,安排好老枪(外公)的后事,让他安心地走。你要保重身子,妹叻(指我的母亲)还没把分人(出嫁),毛叻(舅舅)还小,这个家就指着你呢。

其实,那时我的母亲已经由外公做主,许配给了我父亲。父亲是乐平城郊邹家村人,邹家是个大村坊,民风彪悍,据水而居,守着一条连接城乡的浮桥。跨出村门,就到了县城的南门街。解放前,因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邹家村成了本地人口中的“邹徐余彭汪,打死人不着慌”的首姓。这五个姓氏一为“城里邹家”(就是父亲的村庄),二为庞公桥徐家,三为南岸余家,四为坎上彭家,五为港口里汪。当时,这五大姓氏确实独霸一方,可有时彼此之间也难免发生利益冲突,或仅仅为两村后生间发生的一句口角,就能兴起一场腥风血雨的械斗。死难者被奉为宗族里的英雄,血衣吊在祠堂里的梁上,每逢节日打开祠堂,可享受村人的顶礼。

我的祖父,是位肚子里有点墨水的教书先生。平时杀只鸡也下不了手,要之乎者也一番,逼着我视力几乎为零的祖母,嘴里押着韵,吐出一连串的七字真经,冲上前夺刀代劳。可就是这样的祖父,某天在与宗族世仇里汪村械斗时稀里糊涂地成了“英雄”。

祖父的生命祭献给宗族后,祖母的眼睛彻底哭成了瞎子。为了谋生,虚岁九岁大的父亲被祖母典给了她的亲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姨婆家里放牛,换取一年两担谷的身价养家。小姨婆就是我母亲村子里最富裕的人家,可她待我父亲比待一般的长工还要苛刻些。

父亲寄人篱下,自然受过不少的罪,也吃过许多的苦。可他天性彪悍,发扬邹氏宗族流传下来视死如归的传统,居然凭着一双稚嫩的空拳,打遍老大睦村庄无敌手,确定了自己孩子王的地位。母亲小时候没少受父亲欺负,譬如一片牧草、一捆柴火或是一滩猪粪……还经常被父亲嘲笑她是一只小鼻涕虫儿。

女大十八变,小鼻涕虫儿居然长成十里八乡最漂亮的女子。少年慕艾的父亲开始守着母亲各种献媚。譬如一捧熟透了的泡子(山莓),一束山里少见的粉色杜鹃花,或是一大筐赶早刮好的猪粪。在这些甜的、香的、臭的山村礼物前,母亲的眼皮子也不肯耷拉一下,直接无视着走过。

父亲求而不得,只能将伟大的爱情事业迂回进行。他总是趁夜到稻田里去摸鳝鱼、黄鳅(家乡泥鳅的别称)、螺丝,或是到山上打野鸡野兔,卖一部分换成一壶老酒,再烧上几道香喷喷的菜去贿请我嗜酒如命的外公。第三次酒没喝完,外公就拍着胸脯把母亲许配给了父亲。

外公走得突然,刚报名参军去朝鲜前线的父亲悄悄到乡里请求取消他的名字。因为他不放心,将一个家丢给尚未成年的未婚妻及她三寸金莲的母亲。外婆听说后,颠着一双小脚追到乡里,对父亲说家里的事情不用你操劳,前程要紧。她没说什么保家卫国的大道理,关心的只是他一生的前途,忽略了自己的家需要一个男劳力的支撑。

没有男劳力的家庭,在乡村就等于倒了半边灶。一家人吃喝用度,没别的出息,全靠土里刨食。春耕与秋收,对一个没有男劳力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春季,人家田里秧苗都窜出了新绿,我家的水田还没犁完。外婆一双小脚,平时走路都摇摇晃晃,不舍得让我母亲下田干活,只要她在田垄边背着我舅舅,摘野菜、递东西。外婆自己脱下精致的绣花鞋,光着脚丫站在水田里扶犁,东倒西歪的样子,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心怀不忍。可每当有人自告奋勇帮忙犁田时,外婆死倔着不肯放手。她对母亲说,家里穷,受了别人的好处无以回报,欠下的人情会是笔沉重的债。

犁完一天田下来,外婆的脚都被冰冷的水田沤烂了,满身、满头是泥,走路愈发摇摇晃晃起来。可尽管是这样,外婆也必定要坐在水沟旁,把一双畸形的小脚洗干净,穿上她的绣花鞋才肯回家。

外婆力气活不行,可浸种、插秧却是高手。母亲在外婆的调教下,插秧也成了一把好手。母女二人,一对小脚加上一对大脚,像下蛋的鸭子,一撅屁股,一个水窝里就栽下一蔸的禾苗。之后是除草、灌溉、施自己烧下的草木灰肥料、除害等一系列的农活。

稻熟季节,外婆头晚就就着夜色,霍霍地磨出两把闪亮的镰刀来。翌日,月亮还在中天,外婆就独自起身,到灶下做出一锅干饭来,煮上三个平时不舍得吃的咸鸭蛋,最后还从陶罐里夹出一块头年腊月备下的腊猪油,放到锅里熬开炒菜,而不是和平时那样,只用来擦下锅,又放回罐子里去。

外婆做好饭,就喊母亲和舅舅起来早饭。有油水的菜闻起来要比往日香许多,颜色也更水润些。平时舅舅吃饭要外婆和母亲轮流喂,可看见好吃的,就双手捧起碗,一张小脸埋进碗里,乖乖地自己吃完一碗饭。

外婆借着舅舅自己吃饭的空档,把午餐和三个咸鸭蛋放进了一只篮子里,还有一瓦罐的开水。这也是外婆比一般人讲究的地方。在乡村,大部分人渴了都是趴在稻田边上,掬一捧田间水喝了事。在外婆,是决不允许自己的一双子女趴在田边喝生水的。她说田水里有蚂蟥下的卵,喝进肚子里会生病的。

开镰的瞬间显得很神圣:初升的朝阳,从山脊梁上探出红彤彤的脸颊。大地寂静,成片的金黄色稻谷在晨风中起起伏伏。头戴破草帽的稻草人站在稻田边,憨憨地横举着双臂,手上挂着的茅草,在风里舞动。稻香四溢,空中散发出些许的甜。外婆双手合十,面向阳光,表情肃穆端庄。

一镰刀割下去,金色的稻谷就倒在了脚后。穿开裆裤的舅舅像个小大人似的,安静地坐在田垄边钓青蛙。弯腰割稻谷的母亲,脑后的两根长辫子随着她身体的起伏而上下甩动,有时差点被镰刀割断。母亲一生气,站起身来,叼着镰刀,空出手来将长辫子对嵌进另一只的发辫里。那样工作起来就不再碍事。

外婆的头发,一如往常地绾在脑后。她几乎不曾抬头,只一味弯着腰埋头割着稻谷。唯有汗水滑进眼睛,糊住视线时,她才会略伸一伸腰,擦干汗水,眼睛迅速地扫一眼坐在水田边钓青蛙的儿子。

日头升到脑门顶上时,家里的两亩多地已割了一半多了。母女俩撤到树荫下,顾不上吃饭,先各自灌上一气凉水。水里,漂浮着几片苦丁茶叶片,可以消暑。

午饭后,舅舅被外婆画地为牢,只允许他在规定的大树下玩泥巴、尿冲蚂蚁、手抓天牛。累了就乖乖地倒在草叶上睡一觉。母亲与外婆,是没时间午休的。家里两亩四分地,必须得在天黑前割完。

午后的阳光灼人肌肤。外婆和母亲都戴上了草帽,帽檐都搭了条打湿了的毛巾,可仍然抵挡不住强烈的紫外线入侵。母亲一次次地停下手里的镰刀,拿下毛巾飞快地跑沟里浸湿,又飞快地给外婆和自己围上,割稻就耽误了下来。

外婆生气起来,难得地对母亲嚷嚷,你不跑来跑去会死啊?今天不割完稻子,不尽快搬回屋里去,全家都得饿死!母亲不敢回嘴,赶紧埋头割稻子。一会子功夫,刷拉拉地割下一大片。热汗成片地淌进眼睛里,痛得眼泪掉下来也再不敢吱一声。

傍晚时,母亲的一个堂兄、我的黄皮表舅帮忙送了打谷桶过来。夕阳西下,鸟儿的翅膀镀上七彩的霞光。堂舅高大,孔武有力,帮着母亲一起从田里搂成捆的稻谷在田边打,没割完的地只剩下巴掌大的块,外婆一个人坚持割完,也随着加入到打谷劳动中。

劳动是快乐的,母亲喃喃地说。她的语气里,有着尘埃落定之后的释然。我只能在想象中勾勒完母亲未曾描述完的劳动场面:皎洁的月色底下,三个大人站在田垄边,此起彼伏地打着稻谷,挥汗如雨。穿开裆裤的小舅舅,像只忙碌的蝴蝶,在稻田里穿梭往来,帮着倒忙。萤火闪烁,小鸟欢歌。我的亲人们,在热火朝天的工作中荡起甜蜜的笑容。

父亲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后,因作战英勇,屡屡立功,被保送进了军校。进军校前,父亲获准回家举行婚礼。自此,母亲的未来有了依靠,全家人的生活似乎也有了期待。

婚礼那天,父亲举杯向外婆敬酒,深谢外婆当初深明大义,给了他新生。外婆端着酒杯,抿着嘴笑。她说好男儿志在四方,若只为眼前,女儿暂时可能少吃两年苦,却有可能要吃一辈子的苦。你看见过谁土里刨食刨出大出息来了嘛?外婆又笑眯眯地补充了一句。

度完蜜月后,父亲回了军校学习。母亲的日子似乎回到了从前,除了每月可接到父亲寄来的一笔津贴外,农活、家务一件不能少。还有另一种变化就是,母亲地位得到了提升,她取代外婆成了一家之主。当家后的母亲,包揽了所有的重活及力气活,而烧火做饭,或菜地里一些轻省的活留给了外婆。舅舅到了读小学的年龄,母亲就把他送入了学堂。

大姐出生时,已是三年后。父亲抱着自己头生长女,怎么爱也爱不够,恨不得把全世界给她。大姐的童年是幸福的,全家人都围着她团团转。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就连还在读小学的舅舅,都稀罕得不得了。放学回来就心甘情愿趴在地上,给外甥女儿当马骑。要不就让外甥女骑在他脖子上,带着她林间地头四处找野果子吃。

60年,比姐小三岁的大哥出生。关注姐的目光大部分转移到刚出生的大哥身上。父亲常年在部队,一年之中只有过年的时候回家休假。因此,对家里大事小情也帮不上什么忙。生大哥时恰逢60年自然灾害时期,村里大食堂办不下去了,家家户户口粮奇缺。父亲每个月尽可能省下最多的钱和粮票寄回家来,仍然入不敷出。孕期的母亲营养不良,大哥生下来就没奶吃,饿得皮包骨,还经常生病。父亲寄回来的那点钱,还不够给他一个人看病。

这时身为大队妇女主任的母亲才开始后悔,悄悄对外婆抱怨说,大跃进那年不该连外婆偷藏进灶灰里的一对金耳环、一枚金戒指、几块袁大头统统献了忠心,不然现在拿出来或许能换点儿奶粉。

一语惊醒梦中人。外婆这才想起当初自己从不离头的那枚古银簪、太外婆留下来的唯一信物,也曾被女儿一起献了忠心。是外婆绝食数日,以死相逼,才从大队索回的。只是从此以后外婆不再敢戴,用许多层油布裹着,吊在了梁上。

外婆取下这枚银簪,到十里外的耆德换了点白面。大哥就是靠这白面搅的糊糊活了下来。只是,太外婆留下来的唯一信物,成了别人家的传家宝。

62年,50出头的外婆曾经动过改嫁的念头。那个差点成了我后外公的人,是一位走街串户的货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外婆爱过的男子,但他确是能令外婆唯一动过凡俗心的人,应该有其过人之处。因为,在我心里,外婆虽然没读过书,不识字,但她在大睦村有着极高的地位。这与外婆待人接物时表现出来的通达睿智有关。

母亲一发现了端倪,立刻扮演了棒打鸳鸯的角色。不得不说,母亲有当侦察兵的天赋。货郎姓什么,母亲不知道或者是不记得了,只知道大家都喊他锡伯。在乐平,锡伯这个名词其实另有深意,往往背后隐去了癞痢二字,大抵专指因生过癞痢而满头生疤、再也长不出头发来的人。

果然,在母亲的描述下,我看见一个个头不高,身板敦实,头上光光的货郎,穿着身灰扑扑的衣裳,腰间还系着条带兜的毛蓝布围裙,从烟熏火燎的岁月中走了出来。他一手拿着拨浪鼓,一手拿着顶草帽对自己扇赶路赶出来的油汗。脸上的笑容也就浮着一层油汗,加上一颗光亮亮的头,整个人也就显得油汪汪、亮光光。

母亲回味起来至今有些恼羞成怒,又有些暗自得意。我明白母亲的想法,在那个年代,改嫁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她作为大队的妇女队长,又是军属,虽然日子穷得叮当响,可在她心里,精神上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她不想自己的母亲,晚节不保,跟着一个货郎四海为家。再说母亲刚生了二哥,与大哥只差一岁。两个奶娃娃没外婆帮着带,简直无法想象。

母亲平时遇事糊涂,耳朵又软,属于没多少主见的人。大姐给母亲的客观评价是:继承了外婆的美貌,也承袭了外公的糊涂平庸。但在外婆改嫁这件事情上,母亲的手段可谓老辣,面面俱到。

最初母亲是没把锡伯这个脑门光光的癞痢头放在心上的,从未将他与在自己心目中非常神圣的老母亲放在一起。而当她发现时,外婆早已心动,一张脸在内心的雀跃下,宛若回到了少女时代。哦,不对!外婆是童养媳……母亲画蛇添足地补充了一句。

在她看来,童养媳是没有人生的春天的,更没有少女时代。外婆生活过的年代离我太遥远,我无从判断母亲的话是否正确。但在我看来,无论外婆的身份是什么,卑微如童养媳,或是高贵如公主,她的内心,都一定有过丰富多彩的世界。那世界里,住着她可能无法完整拥有的青春,住着她可能一生也无法拥有的真正的爱情。

因此,我比母亲更能理解,当五十出头的外婆,遇见她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春天时,内心的那份渴慕与向往。

停留在眉目间的爱,何尝不是内心爱的喷薄与汹涌?不然,缘何一向缄默自持的外婆居然能让粗枝大叶的母亲看出了端倪?不过是外婆接过锡伯手里的一面折叠小镜时,手轻微地颤抖;不过是锡伯看着外婆微笑时,眉梢眼角掠过的一丝藏不住的喜悦。不过是外婆端出一碗自己做的凉粉子,淡淡地说让他解解乏;不过是锡伯接过碗时,左手小拇指无意识地挨到外婆的手,又触电般地缩回……

母亲说,这一切已经够了。太多的蛛丝马迹表明她或将失去自己的母亲。母亲忿忿,当即不动声色地展开一场“母爱保卫战”。首先,母亲借自己身为大队妇女主任的便利,四处打听锡伯的身世。以母亲的人脉,居然也费了好大力气才了解到锡伯的大概:安徽六安人,祖上几代曾是远近闻名的大茶商。据说父亲是开明绅士,抗日时捐过大量的物资给国军,国共内战时又捐过银钱给共产党,为了保家财平安也与附近的绿林有过来往。还有,锡伯光头不是因为癞痢,而是家里落难后一路乞讨、患伤寒留下的后遗症。

了解了锡伯底细的母亲吓了一大跳。她庆幸自己脑袋里绷紧了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否则全家的政治生涯都要被外婆的“黄昏恋”拖累了。在那个唯出身论的年代,政治上的清白甚至比生命更重要。那时父亲还是部队里一名下层军官,一穷二白的政治面貌就是他有可能升级的过硬资本。如果凭空多出一个旧社会的大财主,而且与国军、土匪都有过来往的复杂出身的续岳父,父亲的前程立马完蛋。父亲的前程不保,也就意味着全家人的衣食无着。

母亲出手前想出了上中下三种方案:最好的方式是一劳永逸,写一封匿名信,检举锡伯的出身就足够了。其次,是以敲山震虎的方式警醒他,令他知难而退。最下策则是,对外婆挑明了说。母亲深谙外婆对子女及孙辈的疼爱,仅凭亲情牌就足够了。可是,上策有悖于母亲的为人信条,下策又怕伤了外婆,怎样也开不了口。中策成了唯一可行的法子。

锡伯以前约莫一个月来一次大睦村,临近年节时也不过二十天左右一个轮回。现在的锡伯,是上中下旬的第一日必来。母亲下定决心横加干涉的那天,恰是六月上旬的第一个早晨。

那一天,外婆起来的比往常早许多。起来的第一件事不再是摸索着到灶间烧早饭,而是透过熹微的晨光对镜梳妆。不算浓密却仍然乌黑的长发,被外婆用桃木梳一遍遍地梳,再用篦子沾上一点水,再重新将头发篦一遍,最后绾在脑后,束成一个小小的髻。

头发梳好了,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是整装,将身上穿着睡觉的破衣裳换下,穿上一件七成新的蛋清色的斜襟大褂。对外婆来说,扣枚盘扣都是件重要、不容忽略的细节。先从颈下扣起,锁住生命留下的刻痕。然后沿着起伏的胸襟处,一路滑下,如浅瀑落入了深潭,有大山深处四季独有的静谧清幽。

扣好了最后一枚盘扣,外婆就起身牵自己的衣角。左牵右牵、左旋右旋,对着当面的镜子,脑后还举着枚锡伯给的折叠式小镜。直到镜子里出现外婆一张不再年轻却依然精致、好看的笑脸。

裹脚,是外婆一生中最隆重也最奢靡的时光。温润的晨光里,一位典雅的老式女子,退回在被时光之器隐晦、黯淡了的雕花床边上,捧着一只放在自己膝上、变畸形的“三寸金莲”。一片长条的裹脚布在外婆翘起的兰花指间如一条油滑的鳗鱼,随着外婆手腕的上下摆动,迅速成为外婆小脚上的一道浅色的流苏。有风吹过的流年,掀起岁月的帘幔,轻舒花未开、花已落的悲伤。

用十三种花色挑绣的绣花鞋,在陈旧的床踏板上端端正正地搁着。每一种颜色都像是外婆青春重燃的张力,在幽暗与熹微中竖起生命的旗帜,尽情地招展。

为了带孩子方便,母亲与外婆共住一间厢房。外婆带着大姐睡在对门的一张老式雕花床上。母亲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大哥与还在吃奶的二哥睡在与外婆的雕花大床呈T字型的简易架子床上。外婆起身梳洗的时候,尽管手脚特别轻,可有了心事的母亲总是能第一时间就醒来,暗中关注她的母亲。

透过烟青色的蚊帐,母亲看见梳妆熨帖的外婆拉开了房门,又悄悄折返身,再次顾影自怜。曦光透过老屋的高窗,投入一条奔涌跳动的光柱。外婆的脸叠合在光柱间跳跃的颗粒之中,远远地望去,外婆的脸仿佛也在曦光中欢欣跳跃。

更令母亲惊奇的是,外婆拿起了五斗柜上一只装金刚钻油的红金属罐子。她并没有打开盖子,而是凑过去闻了闻香味,脸上现出陶醉的表情。接下来母亲看见外婆用两只手掌擦拭小小的金属罐壳,特别是拧盖处的缝隙。大概摸出点油花后,外婆就细细地往自己脸上抹去。抹完,外婆密切地关注自己脸蛋的变化。然后,又伸手到灌壳上摸一边,周而复始地往脸上抹。最后,外婆长叹一口气,匆遽将镜子放倒,一双手互相抹了抹手背,最后抹在了头上。

烧火、做早饭是外婆的必修课。梳妆完毕的外婆终于走出了厢房。一直屏住呼吸假寐的母亲终于敢放平了自己的身子,望着缝了几处补丁的蚊帐顶发呆。晨起对镜贴花黄的外婆,这不是她记忆中的母亲,更不是她熟悉的母亲,却是令她心有所动的母亲。在这刹那,母亲打好的算盘有瞬间的松动。母亲说,是二哥突发的哭声坚定了她的决心。她不能没有了母亲,更不能让孩子们失去了外婆的照料。

母亲假装一无所知,抱起二哥把尿,喂他吃奶,把他重新哄睡下。然后喊大姐起床,麻溜地给大姐穿好衣服,就让大姐披散着头发去找“妈咩”梳头。最后母亲拽起耍赖不肯起床的大哥,帮他穿好衣服,牵着手走出厢房。

读初中的舅舅已经坐在八仙桌旁,端着碗滚烫的稀粥转着圈喝,喝地稀溜溜地响。外婆拉着大姐站在家门口的一块大青石板上,细心地帮她扎辫子。石板下是一条哗哗流淌的村中下水道,梳掉了的断发就被外婆随手丢进水沟里,与落叶、泡沫一起,哗啦啦地奔向未知的远方。

母亲扶着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的大哥也站在了门口的青石板上,让大哥扯开裤子,对着流水尿尿。外婆一边给姐扎好的小辫上系蝴蝶结,一边逗我大哥。毛宝,看见沟里那只青蛤蟆了吗?快尿……

大哥嘿嘿笑了,笑得口水连成一根线,从嘴角淌了下来。阳光熹微中,大哥的口水透明晶亮,像一根银闪闪的钓线,钓起的是六十年代初一户普通农家的早晨。

吃完早饭,外婆照常收拾碗筷,在厨房里认真洗涮。母亲抱着襁褓中的二哥坐在门槛上,身边一左一右站着她的一双儿女。挑担的、推鸡公车的、骑自行车的,或是扛着各种农具从她眼前走过的村民,一一和她打着招呼。

母亲心不在焉地和乡亲们打着招呼,心口却一阵阵地发疼。母亲说,她搂着二哥坐在门槛上等货郎锡伯出现的那点时间,热汗像蚂蚁般在她额头四处游走,再顺着脸颊落进颈根,落进二哥张开的眼睛里。

二哥张嘴哭起来的时候,带安徽口音的叫卖声,伴随着进村的拨浪鼓发出的“出动、出动、出出动”的鼓声一起传了进来。母亲立刻打起精神,将哭闹着的二哥塞到闻声赶来的外婆手里,假装很随意地说,姆妈你帮我抱着老三,我带老大老二去买点东西。

外婆接过三哥,欲言又止。母亲就又问,姆妈你是不是有什么要买?外婆赶紧摇头,抱着二哥退到了堂屋深处。

母亲抿了抿散到额前的头发,一手一个拖着她的一双儿女快步朝货郎走去,颇有几分英雄就义前的悲壮。

货郎担就停在我家斜对面的一块空禾场上。锡伯则站在身后那堵墙的阴影里,拖腔拖调地念:货郎担儿强,货郎担儿好,货郎担儿样样齐。锡伯锡伯头发少,货郎担里百货全。纱巾围脖发卡蝴蝶结、纽扣针线剪刀铜顶针。大人小孩快来瞧,过了这村可没店,过了这村可没店……接着,手里拨浪鼓一通猛摇,发出欢快的“嘿咕隆咚、嘿咕隆咚”的鼓声。

离货郎担还有几步路,大哥大姐就用力挣脱母亲的手,像一对燕子般飞到货郎担跟前,贪婪地望着货郎担里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大姐指着一对红塑料发卡,小眼冒光。姆妈,我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母亲走上去,轻轻一巴掌打落大姐巴在货郎担上的手。去去去,这有你什么事!带弟弟一边玩去。

姐生气地撅起小嘴,牵着大哥的手走进了围墙后的禾场里。墙根下,斜对门的邻居家陶生两兄妹正撅起屁股查看一只把头钻进南瓜花里,尾部露在外面的蜜蜂。他们的身旁,是几只散漫主义的鸡,个大大个大大地吹着牛皮,很逍遥地走着。大姐一加入其中,立刻变得兴致勃勃起来。

墙外,母亲打开货郎担,东一下西一下地挑绣花线,片刻间手里捏了一把缤纷的色彩。锡伯笑着搭腔:妹子,这年头已经很少有人会挑这么多的颜色了。母亲接口说,谁说不是呢!可我家姆妈爱穿我绣的鞋,十三种颜色呢!锡伯望向母亲的眼睛里,突然就多出几颗细碎的星星。

母亲抬起头,眼睛直视着锡伯。唉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我姆妈还是梳着一丝不乱的头发,裹着整整齐齐的小脚,穿鞋还非得穿我做的绣花鞋。这花色少一种颜色 都不干。她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不符合当前形势。

锡伯笑答,有什么危险的,政府也不可能不准穿绣花鞋吧?母亲脸色一沉,说这你就不知道了。绣花鞋不是劳苦大众该穿的,是剥削阶级太太小姐们的封建残余,就该狠批。现在的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到处有不法分子四处乱窜,阴谋造反,抓住了决不能姑息。前几天还有人向我举报,说有反革命家庭逃出来的余孽,潜伏在这一带。锡伯,你是哪里人啊?听口音好像是安徽人吧?被举报的一个就是安徽一个什么地方的大财主,据说送过钱粮给国民党,还和土匪牵扯不清。

母亲一头说,一头密切关注锡伯的脸色。果然如母亲所料,锡伯的脸色急转直下。母亲说完了该说的话,就把绣花线钱给付了。她转身走开的时候,锡伯喊住了她,说自己明天可能要回老家了,能不能送对红发卡给可爱的女娃娃?母亲走回去,接过发卡,丢了五分钱到柜台上。

锡伯推辞着不肯收,母亲冷冷地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我可不想犯路线错误。一句话噎得锡伯无话可说。

母亲拿着发卡高喊我姐的名字,姐就拖着耍赖不肯走的大哥走出了禾场,雀跃着向母亲奔来。母亲拖儿带女地走回家去,背后传来的是锡伯摇得震天撼地的鼓声。在母亲听来,那分明是“心痛心痛,心好痛。”

外婆突然就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去。母亲又惊又怕,差不多一个礼拜没合眼,百般照料,才把外婆从阎王爷手里夺了回来。只是,外婆一口雪白的牙齿因此落光,耳朵也聋了。

除了外婆的后遗症,这个家还多了副白皮棺材,吊在了老屋的梁上。母亲说,这是农村惯用的冲喜方式。还挺灵验,棺材打好了外婆的病就好了。

我不知道外婆生病与锡伯的突然失踪有没有关联,也不知道外婆没死是否果真依仗那口白皮棺材的冲喜。反正我记事后看见的外婆,已是标准的农村老太太的形象:疏淡的眉毛、塌陷下去的眼眶、瘪得吃肉都要靠吞的一张嘴。唯一不变的,是她脚上的绣花鞋。不过,也已经很旧很旧了。母亲到了部队,要在父亲的下属农场轧面条,要做一家子的饭,洗一大家子的衣服,偶尔还要给孩子们做新衣、补旧衣,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给外婆绣那费时费力的十三种颜色的绣花鞋了。

时光老去,外婆也在老去。后园的老枣树,在经历了一年特大的风雪后,拒绝再开花结果。外婆牵着我的手,一下一下抚摸枣树身。她没有叹气,只是凹陷的眼睛里露出一点点光。是不是忧伤,而今的我只能臆断而非确定的事实。

外婆耳聋。因而练就了我的大嗓门。如果顺风,轻轻地说一句什么她也能听见。若不顺风,趴在她耳边说话她也是靠猜的,满脸茫然。我说人家栽禾,她说什么杀鹅,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

我调皮,任性,总爱捣蛋害人,打得和我同龄的毛崽妹叻哇哇地哭。人家告上门来,外婆举着把鸡毛掸子,而我撒脚就跑。青石板小路上,风一般掠过我小鹿般的蹄印,也印下外婆趔趄的脚印。若不是表舅黄皮舅舅屡屡出手拦截,外婆永远抓不住我。不过,外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落到我屁股上的鸡毛掸子,简直是给我挠痒痒。可狡黠的我还是会放声大哭,让所有人知道我被外婆狠狠教训了,引发围观的人一阵阵善意的轰然大笑。

这样哭闹的好处是,外婆总要从衣兜里捏出一枚亮晶晶的一分钱镍币来,当做我挨打之后的安抚。在七十年代初,这一分钱可值钱了,可以买一竹筒的爆米花。一粒粒地钳进嘴里,含上半天,充分享受大米的芳香,然后才用舌尖轻轻顶上上颚处,直待米花自行消融。这样的吃法,一分钱的爆米花差不多能吃一后晌。一分钱拿到供销社,还能买两个花花绿绿的水果糖。那个甜啊,对小时候的我来说,是最美也是最奢侈的享受。

仅仅为了这一分钱的享受,也令我从小对生活有了期待。恰如母亲丢下离奶后的我,回部队时骗我的理由,就是宝贝儿乖乖,姆妈上街去给你买油饼吃。

油饼是诱人的,这样的美好实在太值得期待了。虽然母亲一去不复返,可我与外婆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总是多了份非常强悍的期待,足令我骄傲地对同龄人说,我的姆妈去城里给我买油饼去了,你们懂不懂?懂的,是我的好朋友。不懂的,要被我这个小暴君打。打完之后人家告上门来,我和外婆又在满村的青石板小路上,上演一出你追我逃的游戏。无论追不追得上,我都注定是游戏的赢家。

一分钱,笃定地在青石板的尽头处等着我,令我有足够的期待。

只是如今,在岁月的深处,无论我如何声嘶力竭、千呼万唤,始终是唤不回外婆的身影。她与我之间,隔着一条奈何桥。

外婆走的那年,我已虚岁十八,恰是最美的年华。

那年中秋,山村的月亮仿若笆斗一般大小,将整个村子当做钤印,拓入了流年的册页。

外婆走得干净利落。不曾带走一粒尘埃,只是眼睛不肯合拢。母亲唱起了丧歌。我的姆妈娘耶,你老人家操劳一世,帮我带大五个儿女,我的姆妈娘耶……母亲倒抽一口气,擦擦眼泪,继续哭唱。女儿该如何报答你哟,姆妈!山一样深、海一般阔的恩情!我的姆妈哟,老大淑萍,远在深圳,赶不回来看你老人家了哇,我的姆妈娘哟,你就放心去吧!她不管在哪里,也会记挂着你老人家的哟……

奇迹出现了。已经故去的外婆,眼皮突然阖上。眼角却淌出两行浑浊的泪水。

梳着两条黑油油的麻花长辨的大姐,整个少女时代都与外婆相依为命的大姐,放学回来就要掀起外婆的衣襟咂两口奶的大姐,不喊外婆为“妈咩”而喊兰姐的大姐,因身患荨麻疹,没能赶回来送一送外婆的姐,在千里之外,放声痛哭。

她的每一滴泪水里,有外婆一个小小的影子:白洋布斜襟大褂、黑香云纱阔脚裤。为数不多的黑发,总是整齐地绾在脑后,用根古朴的银簪子簪住。疏淡的眉毛、丹凤眼,高高的鼻梁,尖尖的下巴……

第二年清明,姐从深圳而来,带着满怀的歉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姐坐在开往外婆乡村的吉普车上,反复念叨着这句话。

我无声地握住了姐的手,任车窗外的树,成行地倒退。我知道人生没有如果,只有遗憾。

孤独的远山隐于一大片乌云的背后,起伏的线条,宛若一张宣纸上的素笔丹青,在薄薄的纸页上浓淡两相宜。

熟悉的山路尽头,是外婆的孤坟。远远望去,有新土盖住了绿草。我和大姐跪在外婆坟前,点燃香烛纸马。世俗的风,穿山而来。一低头,看见外婆坟前的供碟上,摆放着一枚造型古朴的银簪,在寂静的空山,闪着远离尘世的微光。

姐擎起那枚银簪,仔细察看。是他,真的是他吗?姐握簪在手,一脸的惘然。

清明时节的雨,破空而来。吹来了遍地的落红,也吹来了大山的呢喃。外婆的坟前,花未开,花已落。“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后记:返程,大雨如注。我和姐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望向各自据守的一方。我看见的是雨,车窗上一滴滴拖着蝌蚪尾巴的雨,像颗流星,迅速消失在更为浩大的一片雨水里。姐看见的是车窗外,行走在雨中的人,一颗在尘世中闪着微光的头颅。

姐突然发出一声浩叹,朝我摊开了掌心。一枚造型古朴的银簪,在光线昏暗的车厢内,闪耀着些许的光。外婆,就坐在这时光笼罩的亮光里,轻拈一片落花。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我在岁月的彼岸,聆听到被风吹乱的流年。花未开,花已落。这尘世中无论谁离开了谁,生活仍将继续。我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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