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小时候，盼过年。

过年多好啊，穿新衣，吃好的，即使犯了错，说了呆话，大人都会一笑了之或者来句“童言无忌”。从腊月二十三、四送灶神起，渐渐就有好吃的了；二十五、六开始炒炒米，做饴糖，蒸糕做米团。尤其是“掸尘”，格外讲究和仔细。此时的供销社十分热闹，柜台外人头攒动你挤我拥，柜台里营业员爬上落下来回小跑。到了家家洗晒被褥，年就飘到眼前了。大年三十，满眼都是红红的对联和花钱，讲究的人家，孩子们下午就换上新衣新鞋。吃完守岁酒，合家大小欢天喜地放鞭炮燃烟花。然后清扫庭院杂物纸屑，长辈用蒲包装上石灰，再用秤钩上，从门外到院里，印上白花花的“元宝囤子”，企盼来年财源广进。之后，大人用红纸包好京果红枣云片糕之类的零食，置于每个孩子床头，便于新年他们一睁眼就能见到糖果糕点，吃甜食说吉利话。

大年初一，孩子们早早地就给长辈们拜年。压岁钱虽然只有一两毛钱，但那份喜悦与满足无以言表。那些年物质并不丰厚，生产队里分些蚕豆、花生和葵花籽。殷实一点的生产队有鱼有肉，乡民们拎在手上喜在心头。像我们村子，由于人口多，文化青年也多，他们自发组成吹拉弹唱的班子，给有头有脸有声望的干部、军属、老贫农等人家拜年。唱凤凰、摇花船、挑花担、踩高跷，唱道情、打腰鼓、打连厢，声势大的还有舞龙，每到一家，奔跑的孩子先报信儿，等到拜年的队伍锣鼓喧天到达，马上鞭炮齐鸣、烟雾缭绕，阖家大小脸上满是快乐和喜气，香烟、糖果、花生、蚕豆、葵花籽，童叟无欺全部给到，谁家有了“八字胡子”（大前门牌香烟）和“香飘飘”（凤凰牌香烟），大白兔奶糖，那是赞不绝口啧啧称奇。

吃了午饭，到处是孩子的天堂，打水果糖的、买冰糖葫芦的、凿钱墩子的、摔地炮儿的、跳白果的、丢砂包的、踢毽子、敲铜板的、弹玻璃珠子的、吹糖纸的、玩铁丝炮纸儿枪的，抽陀螺的......那份热闹与快乐,装满每个孩子的心田。到了晚上，万家灯火，酒肉飘香，处处欢声笑语。搓麻将的搓麻将，打牌的打牌，斗豆子的斗豆子。

大年初二，又是一番风景。随处可见年轻的夫妇，男的挑着节礼，女的抱着孩子，大红大绿，喜气洋洋回娘家拜年，那份喜庆和幸福弥漫整个村庄。如果天气好，村里晚上还要唱大戏，村民们早早来到村子的操场，戏台上的汽灯亮如白昼。村民们基本不带凳子，顶着严寒，袖着手，饶有兴味地边嚼蚕豆边看戏。有的人家还请亲戚朋友过来凑热闹。小伙子们悄悄往漂亮姑娘多的地方挤，够不着就兴风作浪，你推我搡，把人海弄得呼天喊地波浪起伏。

年的欢乐和兴致有时可延续到大年初七、八，这年过的，虽然贫穷土气，但有滋有味有乐子。

不知从哪年开始，我再回老家过年，似乎冷清了许多。虽然外出打工回来的人多了，带回了城里的时髦与洋气，乡村有了一些新鲜景象，但显然不比从前热闹。混得好的发了财，开着小车回家，大包小包塞满了后备箱，起先还给村上的邻居长辈、七大姑八大姨送上一份小礼，后来这种美好场景也少见了；混得差的干脆闷不做声，躲在家中，就连亲戚朋友喊去吃饭打牌都懒得动了。

前年回家过年，实在索然无味。关键是人气不足。我问父亲这是怎么了?他说，很多人家搬到了镇上，不少人家去了县城。有的当老板的，干脆接走了父母，到城里过年。有的大学生，什么票难买、路难走，都不想回来与父母团聚了。三十晚上鞭炮声稀稀拉拉，只有初五接财神，还像过年的样子。村上人的确比过去富有了，年夜饭也不做了，不少人家到镇上或用车拉到县城吃饭。即使回来过年的，有的给父母带了淘汰的手机和不想穿的衣物，有的干脆空手回来，单位发的年货都嫌累赘怕拿了。大年初一，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孩子，更没了先前的热闹场景。我去亲戚家拜年，除了贴了对联和花钱，家里冷冷清清，老俩口闷闷地坐在堂屋看春节联欢晚会的复播。我问怎么不见孩子们。老俩口说，都在卧房里，各自在忙各自的事，有的在睡觉，有的在玩手机、抢红包，就连小孙子都在IPad上玩游戏，根本没时间跟他们闲聊，吃饭时这些人边吃边看IPad上的节目，跟他们说话，根本没空答理，饭碗一丢就又拿上手机翻看不停。我问小俩口，大年初二回娘家拜年吗？回答是肯定的。说明天早上用汽车把礼物送去后，有时间就吃顿中午饭，然后去县城朋友那儿玩去。

更让我吃惊的是有个朋友的儿子媳妇，大年三十下午就出去旅游了。孩子丢给老人，买了一堆零食，差不多初三开始三顿饭网上为老人孩子订购外卖。老人一脸无奈，无语啊。

去年春节，想想乡下过年实在没啥滋味了，于是留在省城。没想到，大城市同样越来越寂寞，仿佛成了孤城，没了鞭炮，少了车辆，缺了人气，丢了热闹，比乡下还要冷清无聊！

一个春节，除了不上班，与平时并没两样。平时还能约人打牌吃饭喝茶，可此时到哪儿约去？随着人们年的意识淡薄，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怎么就渐行渐远了呢?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了，可年味年趣年乐反而越发寡淡了。

这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