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道尽头是归处

         山道尽头是归处

          ——怀念我的大哥

             （一）

 天下着雨，车队缓缓地行驶在弯弯曲曲起伏不平的山道上（村道）。车窗外的山峦在雨雾中时隐时现，在我的眼里好象是移动的巨大的阴影并向我压来，我感觉透不过气来。这些山峦的模样本是十分熟悉的，尚在往日偶尔回乡，一路上总觉得有一种亲切感，但今天却是有些陌生，甚至觉得有点狰狞。一路前行，一路笼着悲伤，因为今天（2003年3月29日）（农历二月初八），是大哥出殡的日子，这条弯弯曲曲起伏不平的村道的尽头就是大哥的归宿，而这不平难行的村道也正象大哥一生坎坷的经历。雨绵绵，山濛濛，山坳里蒸腾的雾汽，好似送别大哥魂归故里的青烟，撩拔着我的思绪，空气中似乎也弥漫着的悲哀。听前面传来阵阵鞭炮声响，见一路上有不时飘落的四方纸钱，我知道那鞭炮声是表示开道送大哥一路走好的，意味着从今往后，我们与大哥是阴阳两分了；那飘落的纸钱，是为大哥魂归故里所经之处的“买路钱”。这“买路钱”顿时使我非常地不理解，也使我心里很不平，因为这一条山里连接外面世界的村道，大哥生前不知走过了多少遍了，也不知道他在这条村道上滴下过多少汗水。当年为修这一条路，他也曾出过很多力气的，最早测量这条村道走向的时候，是大哥带领生产队劳力劈开荆棘并陪着测量队测量定下的。之后的日子里也不知道他多少回扛着大锄去开山挖土，不懈地为开辟这样一条通往山外的道路而努力。而如今，在他魂归时竟要留下“买路钱”，使我心里增添了许多的悲哀。

雨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坐在车里也不禁有阵阵的寒意。两个月前，送嫂子入土后，我与大哥约定：好好活下去，多享受几年好一点的日子。我打算在两个月后的清明节回乡扫墓时顺便带大哥去哪里走走，散散心，并给他听力颇有障碍的耳朵配一副适合的助听器，但现在这已只剩下一种想法了。我预料嫂子的去世，大哥那表现出的无法自拔的精神状态，可能会使他不久于人世。我曾把我的预感告诉侄儿，许多老人，特别是对老伴依赖性强、情感深厚的老人，在侣伴离开后，一般也过不了多久就会去逝。但却不料他会这么快地离我们而去，心中不免留下缺憾。如果没有这一个年关的忙碌和感染新冠病毒所造成的身体不适等客观原因，我或许至少还可以与大哥再见面一次，再谈一些家常。他或许也还可以从我的言语中得到一些活下去的力量。但现在却只剩下“或许”二字了。

二十多年前，大哥一家从那个穷乡僻壤的老家走出来，并在一座小城里有了定居之所。大哥极力帮扶着家里做点小生意，帮助防范并抵抗着来自外人的欺负，维持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非常的不容易。本以为经过一番打拼后会得来“岁月静好”的日子，却不料这些年来，病痛一次次地来折磨他。现代医学一次次地把他的生命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并且使得他身体各项医学指标显示正常。我以为他应该能够坚守并延长自己的生命，却不料他竟走得这样地急匆匆，全然不顾亲人们的眷顾，在初春这样一个霪雨菲菲的日子里终于走到生命的尽头。而在我从此再也没有叫一声“大哥”的机会了！

            （二）

 两个多月前，是嫂子出殡的日子，那天的天气与今天一模一样，我看了一下，连气温也相差不下。仅两个月多的时间，大哥竟坚持不住，随嫂子而去。嫂子去逝后，我到侄儿家便立即到大哥房里看望他，他一个人坐着，茫茫然失魂落魄的样子。他反复地对我说，眼睛一闭上，整个世界都只有嫂子的影子，无法排谴，无法消失，更无法入睡。他反复强调说“做人没有意义”。我也不知道怎样地去劝说他、安慰他，也只能没头没尾、只言片语地说了许多自以为能够宽慰他的话。经不断劝慰，大哥神情似乎好了许多，他自己也说了会好受一些了。他对着我回忆说，嫂子生前从未对他生气过，即使他做错了什么，嫂子也就轻声细语地说一两句，从未重语责怪过他。家里所有的一切都由他作主，嫂子从不干涉，只是默默地做着家里她应做的家务事，照顾好儿孙。大哥说，每个日常里，嫂子总是默默地为他做力所能及的事：每天默默地煮好饭菜等着他来吃；每次他要洗澡时，都早早地备好了衣物等着他；他因为耳背听不见手机铃声，每次都是嫂子替他接听，然后再把手机递给他。他说嫂子这一走，手机对天他来说也是多余的了。他回忆说，在嫂子患病和病重期间，她无法上楼梯，都是他和侄儿连拉带拽或背她上楼的。他想帮助嫂子摆脱病痛，但又不知道怎么做，只是听人说什么青草药有效，就去采摘什么青草药煎熬了给嫂子喝。看着嫂子被病痛折磨而又无力帮助她减轻痛苦，大哥常陷入一种深深的自责。对于病痛折磨的无奈，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大哥蒙生了“做人没有意义”的思想。

送嫂子出殡的那一天清早，许多亲友冒雨前来为嫂子送行，大哥提出要去看嫂子的骨灰盒，我们劝说他雨这么大就不要去看了，而大哥坚持非看不可。我们理解大哥的心情，于是几个人打着雨伞扶着他到路口的送殡车旁。打开车门时，大哥伸手摸着嫂子的骨灰盒，哽咽地说:“你就这样走了，我怎么办？”送嫂子骨灰上山安葬后，我回到大哥家里，他一个人茫然地坐在门口，眼里显示出毫无着落的神色。我告诉他嫂子的墓地是我和侄儿一起选定的，在家乡“岭尾”山上，与父母亲的墓地相距不远。并告诉他那地方很好，墓穴位置是硬土，也很干燥，你尽管放心。经我一说，他似乎确实放心了许多，并与我谈起了那个地方临近墓地的情况，说临近有一座墓是外村人的，现在已荒废，他小时候知道有外村人来此扫墓，祭奠时有一些果品，本村有一些人觊觎他们的祭品，跑到那里抢着吃，于是那些外村人后来就很少再来祭扫了，惭惭地那座墓就成了荒冢。大哥在言语中流露出对当年那些当地不顾别人感受去抢食祭品的人的不屑和对外村人的同情，可见大哥内心深处的善良。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哥讲的这个关于村里人的故事，竟成了他为我讲的最后一个故事。而大哥在为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心里又何尝放得下长眠于那里的嫂子？！

             （三）

 大哥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那是动乱的年代，天下很不太平，普通民众普遍生活在艰难之中。我们祖辈的居所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只有百来号人口，长期以来人们生活的艰难困苦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动乱不安无情地摧残着那里的人们，他们被各种恶势力挤压得几乎没有了生活空间。小时候听母亲讲，那个时候的兵匪特别地欺负小地方的人，兵匪的骚扰是家常便饭。据说仅我们那个小山村，最多的时候一天里窜来了三伙兵匪，他们入村子时无恶不作，与唐代散文家柳宗元在《捕蛇者说》所记载的几乎一样，那就是“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父母亲经常带着我大哥、二哥到处躲兵匪，有时躲到大一点的村庄寄人篱下，有时躲到山上的茅棚里，名曰“走反”（当地方言“走”即“跑”的意思）。有一次他们躲在山上的茅棚里，天下着雨，茅棚里到处是水，年幼的大哥、二哥无法忍受哭出声来，而此时附近正有兵匪经过，母亲赶紧用巴掌捂住他们的嘴；还有一次，母亲带着大哥往山上跑，因跑得太快，不慎摔了一跤，左腕关节断裂并脱臼，因当时无法治疗，挺着让其自然愈合，以致后来那个关节变形。大哥在这样的日子里熬到了十来岁左右，全国解放了，生活才安定下来，但仍然是缺衣少食，饥饿还是经常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哥也没有办法上学，虽然我们那里被定为“老区”革命根据地，办起了小学，但大哥因要帮助身体不好的父亲种地，分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故无法正常地去上学。据大哥自己回忆，他大约零零星星地到隔壁村复式小学上了两、三个学期的学就辍学了。其实大哥是一个很聪慧的人，能说会唱，声音也很洪亮，他在老师那里所学到的一点有限的知识，后来都教给了我，他唱歌的声音，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大哥没有什么上学经历，但字写得很工整，这在他当时担任生产队会计时所记录的账簿和他所抄录的旧的民间歌词中看得很清楚。他所书写的东西，有的还是用毛笔，看着还颇有点行楷的味道。当年因大哥有点文化，有一段时间他还当上了生产队会计，后来他却坚决辞职不干，据说是有人利用职权乱报销发票。骨子里他刚正不阿的他，为此一气之下把会计账本还给了生产队。对于他来说，他所能抗争的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据与大哥同龄或比他年纪小一些的村里人说，当年与大哥同在一个生产队，他虽然不是队长，但许多生产队里的大事，基本上出自他的主意，大哥在他们当中有着较高的威望。

我九岁的时候，大哥与大嫂结婚。那时家里穷，没有给他们置办什么家具之类，只是把家里祖传下来的上有古漆画、写着小篆而颇有古风韵的一张床给大哥作为结婚家具。虽然很简陋，但印象中那些天里家里还是很喜庆、很热闹的。第二年大侄儿诞生，全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大哥更是如获至宝，并给大侄儿起小名“喜榜”，大概是取“喜事”或“榜上有名”之意吧。此后大哥身上的担子一年比一年重，而生产队里劳动微薄所得，无法使一家人更好地过日子，所以大哥就带着嫂子去开荒，种烟草、马玲薯、番薯等。有的荒地开垦出来后的第二年，若有水源，即把地变成水田种上水稻。山区地瘦水冷，付出十分艰辛的劳动，却往往所获甚微，效益极差。但大哥还是年复一年地劳作着，以维持一家起码的生活来源。山区地方，说起来到处都是地，但地陡石头多，真正能够开垦作为种庄稼的地块却不多，无奈之下大哥只能选离家十多里并且路十分陡峭难行的一个地方来开荒，每天的中午饭由嫂子在地头煮，那是就着几块石头架起的一个简单的灶台，捡一些干柴草烧着，煮出来的饭经常是半生不熟，难以下咽，若是下雨天，连这样的饭也吃不上了。但他们却以若为乐，在这种状况下，坚持了好几年，最后开出了一片田地，也总算有了一些成就。有一年，我还约过一两位学友一起到山里帮助大哥割稻，劳动一天，累得扒在地上不能动弹，也不知道大哥他们那时候如何能够多年坚持下来？当然，人非钢铁铸成，有一年，大哥大概是积劳成疾了，他的脚底一直感觉疼痛，后来严重发炎，不能走路。眼看春耕时节到了，却不能下地看水锄田，大哥急得不行，那时候侄儿们还小，先叫人帮助把大哥用担架抬到一个叫后塘的村子，然后我与嫂子一起租一辆板车把大哥拉到乡卫生院治疗。还好治疗效果很好，大哥才回家赶上了农时。这件事大哥曾在生前多次提起，也加深了我们兄弟情感。

            （四）

 大哥长我十六岁，在我七八岁、十来岁的时光里，经常是跟在大哥的后面到田野、山上玩，或是帮着大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大哥很少骂过我，即使我犯错，他顶多表现出不高兴的神色，而我也会立即改正。记得大哥最严厉训诉我的只有一次，那是当时他在田里抓到了一条大黄鳝，可能有一斤多重吧，叫我好好看管，等下拿回家炖红酒“吃补”。而我在看管的时候，天真地把那黄鳝放到水里玩，结果那厮一滑溜竟跑得无影无踪了。我因丢了那大黄鳝，连大气都不敢出，对于大哥的责怪，连大气都不敢出，而此后大哥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那个时候跟在大哥后面，他经常会教我唱一些儿歌或一些顺口溜，常是他唱（说）一句，我跟一句，好象他是启蒙老师一样。在春夏天里，大哥有时去山上劳动回来，会给我带来一些惊喜，他会从口袋里捧出红彤彤的野草莓，或用斗笠当作篮子，倒出一捧覆盆子或野杨梅之类来。记得有一次，他一身汗水回家，递给我一串十分好看的带着叶子和刺的野草莓，难为他的是他不是把那野草莓摘下来带回给我，而是整株折下来，还带着刺，可见他是多么地想取悦他的弟弟。待到十几岁时，我会跟着大哥到田间劳动，或与大哥一起上山扛木头，然后锯成木板出卖得一点钱，名曰“做富业”。后来我到乡里中学上学，但假日里还是跟着大哥去劳动。中学毕业后的第二年，高考制度恢复，但当时我手头上已承包了几亩地要耕种了，可为了摆脱这贫困的山乡生活，我不得不放下锄头，拿起书本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这是我想要走出大山的唯一的路。这期间，基本上是大哥代我把几亩地耕种了，使得我能够相对安心去复习一段时间。其中的艰难和困惑，大哥最为清楚，所以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大哥也为我感到特别的高兴。记得当时到学校报到，需办理户口和粮籍迁移证明，须得向当地粮站交上一百多斤的谷子才可以办理吃商品粮手续。大哥二话不说，帮我挑着谷子走几十里路到公社粮站。那时大哥还算年富力强，但更多的是因为高兴，挑着一百多斤重的担子，他简直是一路小跑着去的。

我参加工作后，随着年龄的增大，大哥也关心我的婚姻大事。母亲去世多年，父亲年老体衰，我的婚事在老家这边是大哥为我操办的，大哥尽到“长兄为父”的责任。在我成家立业后，因隔着两座城市，我与大哥的联系相对少了些，但偶尔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小城，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抽空去看看大哥、大嫂。或者有亲友办喜事、清明节扫墓之类，也就可以和大哥相会。有时我拿一点钱给他，他总是很客气地推让，并说即使拿也不能多，只拿一两百意思一下即可。而近年来，我每次去看他，临别时，他看到我把手伸进口袋取钱，总是摆手制止，说钱不要拿了，我没有需要钱了。听侄儿说，大哥这些年总是说这世道好，政府不但不要农民负担税赋，种地还可得许多的补贴，过去哪有这事？真的连想都不敢想。确实，从他小时候起，每年种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余粮的任务外，一年所剩无几，意味着全家人又只能勒紧裤带吃番薯米饭过日子了。这些年来的不愁温饱，总算使他内心有过知足，唯遗憾的是他没能多活几年，多体验一些人世间的快乐。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