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枣树

北方农村种树只讲三个原则，一是能吃，二是能用，三是容易成活，至于休闲观赏等等则往往不在考虑之列。

枣树虽然不大成材，但特别容易成活。最重要的是，春去秋来，满树的红枣既可以生吃，也可以蒸、煮，还可以晒干以后留作冬藏，待到春节变成一笼笼香喷喷的枣山花馍，不仅寓意美满，而且实用（食用）性很强，因而几乎成了居家必备的树种。

大约读小学之前，老家的院子没有完整的围墙，只有房屋、树木和草垛围成的断断续续的轮廓，因而也就没有大门，只有可供出入的门口。门口的西侧笔直地矗立着一棵高大的枣树，像一座宏伟的门阙，指示着大门入口的位置。

这棵枣树的树干有水桶粗细，光滑、笔直；树身有十几米高，高大、挺拔；但树枝和树叶却稀稀疏疏，结出的枣也很少，而且干涩乏味。我常常徒手攀爬，但也不知是树干太粗太滑，还是我爬树技术实在太差，要想上去，总是需要父亲托上一把。上树以后，我就骑坐在第一根粗枝上，拿着竹竿打枣，一时间枣、叶、灰尘乱飞。等尘埃落定以后，地上却是枣少叶多，而最红最大的那些枣依旧高高地挂在树顶，在阳光下反射着诱人的光泽。

枣树的第一根粗枝横着向东南方向伸出，离地约有三米高。有时候，我会把一根粗麻绳系在这根粗枝上，麻绳垂下来呈U型，形成一条简易秋千，这里也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荡秋千的时候，一个人荡，两个人推，一群人笑，舒爽的风在耳边呼呼地响，吹得人睁不开眼，吹得衣服鼓成了帆，吹干了满头的汗，在脸上绘出一幅水墨丹青，把脚下的土地磨出两条闪亮的轨道。

但是，在树下也常会遇到惊悚时刻。从天而降的鸟粪，悬垂而下的蜘蛛，大风吹落的枯枝，这些都是常有的事。最恐怖的还是天降毛虫——那些花花绿绿的毛虫，俗称“扒角子”，很多地方也叫“洋辣子”，体长一寸左右，身上布满造型诡异的花纹，以及带着绒毛的尖刺，想想都让人汗毛直竖。被它蜇上一下，皮肤立刻就会红肿起来、瘙痒难忍，简直苦不堪言。

枣树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只要有土，它就能长，从来也不需要专门浇水施肥。哪怕是随口吐掉的一枚枣核，也许一年半载，也许三年五载，只要胚芽能够冲破核壳，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枣树不仅见土就长，而且长的很疯狂，不出几年，大树的周围就会冒出很多小树，如果不加干涉，很快就会形成一片树林。

挖开新树周围的泥土，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从大树的根系上发出来的。这一重大发现，却令我疑窦丛生：这样的“两棵树”，究竟是两棵树还是一棵树？如果是两棵树，那它们之间是母子关系还是孪生关系？如果是一棵树，那么把相连的根砍断以后，小树又何以继续茁壮成长呢？

多年以后，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我想，这棵大树其实是家，这些小树是家人。家人在家中生、在家中长，但要想长成参天大树，大抵还是要离家而去，但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家的基因、家的牵挂、家的感情。家既是枷锁，又是加油。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家是一种牵挂，让意欲大展拳脚的热血青年畏手畏脚。“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家又可以洗却风尘，让沉沦于世事纷扰的人们如释重负。但是，“茂木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新生的小枣树如不移植别处，就永远长不大，永远只是一丛低矮的荆棘。

后来老家拆迁改造，门口的枣树也被锯倒，砍成几节卖掉了，不知它最后是变成了纸张、桌椅板凳，还是被付之一炬。新房建起来了，院墙也连贯起来了，门口又种了一棵枣树。这棵枣树刚移来时仅有拇指粗细，暗红色的树皮光滑细腻。而今十多年后，树皮已经变成了黑乎乎的颜色，还皲裂成千沟万壑，却仍然只有小腿粗细，颇有点“人未老、色已衰”的样子。这又使我不禁想起，原来老家门口的那棵老树，究竟是经历了多少年风霜才长成所见到的那个样子？然而，树早已不在，记忆也早已模糊，我大概永远也不可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从此，我再没见过如此挺拔的枣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