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来非常奇怪,当我想写一个人时,我心中满是对他的情感与评判;但到我真正要动笔叙写他的故事时,清晰明了的事件却记不起几桩。于是我得知,人活到最后,也便就活成了一个印象。
二
高中教我语文的是一位姓徐的女老师,跟从前教过我的所有语文老师一样,她从我的第一篇作文里就发现了我的才华,并对我青眼有加。那节作文课下课后她把我叫出去,以一种委婉到近乎拐弯抹角的谈话方式告诉我要注意写作文的“面子工程”——即细细雕琢题目、首尾和分论点,并把最好的句子安排在醒目位置。全部交代完,她还不忘再次肯定一遍我的文章内容非常出色,只有这点形式上的问题。
她的话让我感到很舒服,不同于初中老师只会那一句“你不听我的,照你这样写要吃亏”。
又有一个晚自习,她在教室外给我分析试卷,让我搬个凳子坐她旁边。她看我的作文时总会出神,不知看别的同学作文会否也如是。可她出神后的开口让我始料未及,她说:“其实人哪,都有表达情感的需要,所以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文学永远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的话她已在不到两个月的课堂中说起过三四次,可这段话出现在此时——在只有我们两人的情况下,在她审阅我的作文时——仍然令我大感诧异。
“你以后一上大学,眼界就会打开,到时候随着阅历慢慢丰富,你在文学这条路上是大有可为的。现在虽然学习压力大,最好还是能保持每天读名著的习惯——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其时我正迅速地思考进入高中后我哪里表露出过自己的文学梦想,又被突然一问,愈发惶惑,盯着她的面部试探着答道:“在看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
“海明威的书很好。”
我这才舒了口气,不禁回想起初二那年正赶上疫情,在家上网课那会儿开始接触韩寒的文章,自是爱上文学,一月间写了三部短篇表出去,不成想被班主任得知,于是和家长一同密谋“规劝”,最终使我“悬崖勒马”,免于走上“歧途”。这或可解释我方才的惶惑,至于我当时在看的书,实则是《乞力马扎罗的雪》和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这两本,目的只是寻求点心灵的解脱,论理都应归为“闲书”一类,只因海明威的小说进过高考题,我才有勇气提及他的大名。
不过再回头品一品方才的谈话,我的惶惑倒像是多余。就不能有那种真热爱文学又支持学生热爱文学的语文老师吗?我在心里暗笑自己的迂。
三
一周后,课推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我早就拜读过卡夫卡的小说,虽不至于像马尔克斯那样拍案直呼“小说还能这样写”,却也对这位奥地利天才深感敬佩,于是自然地满心期待着语文课,期待着徐老师对这部伟大作品会有怎样的见地。
可最后的结果是,她用了3节课讲,却对“表现主义”只字未提,我甚至无法从她的讲授中把握她对主旨的看法,只记得她梳理了所有情节,还十分详细地解读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第一段动作描写,以及描写方法类题目的答法。
我还记得我当时恨不能直接拍案而起,给全班大讲特讲上一节课,讲表现主义,讲孤立与异化,讲卡夫卡一贯想要表现的大环境中个体的无助。
从那时起,我不再奢望我的文学功底在高中校园里能有寸进。那天回家后我在网上听南大毕飞宇教授的小说课直到凌晨。
此后又学了《祝福》《套中人》,都是足以吊起我的胃口的作品。在阅读中留下的问题,我会夜里打开Gradesaver网站自己查询,并一再惊异于国外一些文学批评观点的超前性。
四
一日午后,天气晴得正好——我喜欢这样的天气,因为这样的天气下我的脑子最清醒,常能想到许多许多的事。
我和一个从初中就是同学的兄弟一起吃完午饭回班,路上聊起语文课,他半开玩笑地说:“老徐和初中那个老胡一样爱‘水课’,你还记得老徐今天上课讲她上高中时候偷着读金庸古龙不?这玩意能扯大半节课,末了还要嘱咐我们听班主任的话,不让带课外书就别带,你说好笑不?”
我想了想,说:“老徐和老胡还是不一样。”
他笑问哪里不一样,这时徐老师突然从远处叫住我,于是我跟着她进了办公室。午休期间,别的老师都回家去了,办公室空空荡荡。
徐老师起初拉我坐下,问我最近的语文学习情况,我照旧说着“还好”之类的话。她兜兜转转,终于委婉道出:“这次考试你其他科又都是年级前十,还是语文拖后腿,比上回又低了一点……”她停顿了一下,我于是抬头看着她。“这让我很有种挫败感。最近在家看着我的孩子学习,她的习惯不好,我也很难过。一方面又要尽到我的责任,把你们的分数搞上去——你们将来高考要是语文出了问题,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另一方面,我的家庭又很需要操些心……我就想着,是不是跟学校申请一下,给你们换一个更有威望的语文老师?”
先是一惊,短暂沉默过后,我开口:“就是感觉最近语文学习没什么抓手,除了背背文言词汇和文化常识,想不到还有啥快速提分的方法了。”幸而她也就顺着我的话头,接着说起了语文学习。
聊着聊着,她又讲起她的孩子学习习惯如何不好,因而问我何以如此自律,我如实告知说家里穷,只能好好学好好考,说小时候家里要给我报辅导班,我都为了省钱坚持不报。她啧啧感叹,将身子靠在椅背上,不无感慨地说:“其实你们高中阶段也是家长最煎熬的时期,因为他们帮不上忙,又加上绝大部分时间见不到你们……”
我又一惊,脑子里触电般地浮现出最近每晚寒风中父亲手捧一份热乎的关东煮在校门口接我的画面。曾几何时,我只因父亲是从我联考第一的那天开始买的关东煮就无耻地认为那是对我成绩的奖励。如今蓦然若有所悟,眼眶也不禁为之湿润。
最后她说:“我其实特别想带领你们感受语文的魅力,人都说语言文字的魅力是“重于九鼎之宝”;但是现在这个教育体制它就是这样的,它要成绩,没办法……”
走出办公室后,天空仍然万里无云,一如永恒的悲伤。我再次想到她讲的《变形记》,就在这一刹那,我对她,一个身处这样的教育大背景下,无法如大学教授一般痛痛快快地讲授文学,却又不愿彻底地沦为只教学生做题与考试的传教士的,迷茫的语文教师,感到了一种同情与敬意。
我继而想到我的文学梦,如今正如一棵受过践踏且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的幼苗在我的心中奄奄一息。我曾面对Gradesaver网站里国外文学批评观点如获至宝拍案叫绝,而我自己已入高中,我很清楚我离那样的阅读能力和思想高度还有多远,我所不清楚的是当我熬过了高中,考上了大学,从中文系毕业……我将何去何从。
我免不了把这一切归因于教育。我想起几十年前西南联大教室里,沈从文先生摒弃命题作文,让学生书所欲书,提倡读书须杂,写作贵实;金岳霖先生教学亦师亦友、有问必答;闻一多先生讲课提前准备、一丝不苟……想起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这些都是从汪曾祺先生的书里看来的,如今想想,除了“临文嗟悼”,也只能遥寄一份艳羡了。
当我的思绪最终落在了文学,我想到世界青年的书架上若都挤满了福克纳和海明威、马尔克斯和萨拉马戈、加缪和奈保尔、川端康成和芥川龙之介、肖洛霍夫和索尔仁尼琴……而只有几本莫言或余华或某某厕足其间,我的泪水终于不住地流下。
五
昨日学校难得地决定放一天半的假。放学时她与我同行,关切地询问我的假期计划,我自不好意思说回去怎样玩乐的话,又不肯违心到谎称回去写作业,就说回去读点书。她于是问我的阅读习惯是速读还是精读,我答我读书不快也不精。路遇回班自习的同学,她又猛然想到什么似的,说我作为班长,对同学们的阅读习惯、学习习惯甚至思想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我苦笑说哪里会有什么影响。后来她又问了几句话,我只是随口应着。
出校门,与她道了别,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想到她这一年来对我的谆谆教诲,带给我的太多感悟与启迪,我打心眼里觉得她是一位好老师——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具体的印象,但我明白每一颗灵魂都不可能被形容词草草定义,对徐老师如此,对其他人亦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