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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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中国的文人雅士向来对自然山水怀有深切的爱好与品味，以致于将山水与人的精神修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体现在大量的吟咏自然山水的诗歌中。可以说，自然山水不仅作为诗人的书写题材，而且给诗人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濡养；山水诗不仅作为一个诗歌类型，而且也代表着中国诗歌的美学特质和精神品格。山水诗的美感意识如何生成，在古今之间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有趣问题。
（一）作为“宇宙征象”的自然
1.阴阳宇宙论和万物气感论
古典诗人书写自然的方式，往往以梅兰竹菊来比喻不阿君子，或藉空山明月来寄托澄净禅心，或用行云流水来象征道之本质。更深入确切地说，这种书写模式奠基于古代中国独特的阴阳宇宙论和身体气感论。所谓的阴阳宇宙论，即指宇宙间的阴阳对冲之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周易》咸卦有云“天地交而万物化生”，《易传》也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之间的往复运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持续交互作用，乃是生命的本质和生活世界的根基[1]49-52。阴阳之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善的统一体，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具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的根本动因 [2]。所谓的万物气感论，即是指古人所处的是一个整体性的气类感应世界。气可以是生理上体动之气，也可以指整个生命的生动之气，乃至延及宇宙间的天行之气，人与自然万物从外在的形体到内在的心理、精神生气等各个层面的交流就有了本体基础。以阴阳宇宙论和气类感应为基础，古人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力的感通与融合。
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人在宇宙不同现实领域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将人类世界的各种范畴（比如人的身体、行为、道德、社会政治秩序和历史变化）与宇宙的各类范畴（包括时间、空间、天体、季节轮换，以及自然现象）关联起来 [3] 2-3。那么，这种宇宙、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据赵汀阳揭示，中国传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坐标体系和意义链——家—国—天下 [4]。这个感知体系和意义链以家园感为核心，以国和天下为拓展延伸的形式——家为生活之根基，国是大规模的家政，天下则是万民之家。家—国—天下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纵深意义链，并且生成与之呼应的纵深经验，进而作为潜意识化入在书画诗词宫宇的经验尺度之中。在这个意义感知链条和经验尺度中，山水被结构在意义感知体系之内，对内富有伦理道德修身意味，对外象征着宇宙秩序，并且令这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相互激发之中达到不朽的境界。
为便于直观呈现山水诗的特征，下面将选取谢灵运和杜甫的诗歌加以分析。
与宇宙图示和感物系统相适应，谢灵运的山水诗，形成了一种与之相宜的五言诗形式结构，发明了一套“同时的描写”[5]70-71的技术方法。他善用工整对仗的笔法，按照目光的俯仰、山色的阴阳和水色的动静等秩序，上联写山景、下句写水景（“含舟眺迴渚”，“停策依茂松”；“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落推进，在严密的组织结构中，将变动互补的自然山水一一呈现 [6]71-75，令平行并置、互补互参的山水风光呈现出“类固相召，声气相应”的宇宙图式。
与在自然山水中体会宏大的宇宙秩序的谢灵运相比，杜甫则以“仁”感受山水，呈现了自然山水与社会、历史相连 的复杂内涵。如“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秋兴八首》其一），山水形貌不仅被用来寄托情志，更是诗人“连类无穷”的神秘感应和类推思维的兴发起点。通过连类的共感机制，诗人将自然山水与人事、帝国制度、伦理善恶、器官病理、季节方位以及个体经验在内的万事万物对应和组织起来，让自然山水成为规模庞大的关联性宇宙图示中的一个启示性环节 [7]4-11。这种自然宇宙、人情物理、政治处境、社会历史层层关联的世界特别适宜表现在律诗的形式结构中。律诗在各联中透过印象来描述对外部世界的感觉和感情，又在固定的对句结构中，将感觉和感情固定而本质化，使其变得极具个人化特征，变成是生命的本体，从而构成一个奇特的感情世界，令感情变成人生中的，乃至是弥漫于世界的唯一令人关心的“真实”[8]25。在这个独特的情感本体世界里，外部的自然人事，社会历史均被感情浸染统摄，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整体而言，在阴阳宇宙论和万物气感论的文化语境中，古典诗人感受到的自然是一种独特的“天下”境域。作为宇宙和自然的人间形式的天下，因为蕴含有事物的自在自由性，包孕着万物涌现的生机，具有无限敞开和生发的潜能。在“天下”境域中，诗人和自然中的生命，有着基于天人一体和伦理共同体的兴发与感通，以此为基础，诗人观照到自然万物涌动的生机，领悟到一个混沌玄远的生命境界。
2.从“天下”到“世界”的变化
而在晚清之际，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受到西方科学的猛烈冲击，葛兆光曾经用“天崩地裂”来描述这种剧烈的变化 [9]107—116。在古典时代的阴阳宇宙论和万物气感论裂解之后，人与自然的感应交融关系也遭到破坏。古典文化语境中那个混沌的天下境域便被清晰地世界化了。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现代是 “世界图像”的时代[10]77。因此，世界便不再具有自生性和自明性，而是通过主体的认识而被构建出来，被带入到人的认知和分辨状态之中，知识的真确性成为自然界中事物存在的依据。自然生命的意义在于人对它们的感受、分类定位与情感赋予等。
“天下”到“世界观”的演变，表征了人感受自然方式的变迁，也从根本上影响着诗人书写自然的美感机制。古典诗人书写自然的感应基础和价值精神寄托都受到冲击后，自然书写便成为了一个悬而待决的问题。现代汉语诗歌需建立书写自然的新的美学法则和规范，赋予自然以新的人文寓意。
学者奚密指出现代汉语诗歌书写自然有两种模式：“浪漫主义”和“物本主义” [11]。奚密的论述，作为对一种整体思潮和美学典范的把握，颇有启发性，不过也难免过于抽象和宏观。 在思考现代汉语诗歌如何书写自然山水时，或许应该进入更加细致的论述，更加有效的个案研究。经由对古典山水诗发展历史的追溯，可以获得启示，抽绎出几个基本问题作为中心来展开思索和论述。诗人如何和自然山水相遇，自然山水如何感发人的情志，自然山水的意义系统如何生成，这都涉及到人对自然价值的重新认识与感受。
（二）作为“自我表现”的自然
1.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相融到相离
在古典农耕社会中，在“天—地—人”的三才结构之中，人寓于世界之中，处于宇宙两极之间的能量流动系统之中，人在认识世界万物之先，早已与世界万物融为一体，因而人不是事先进行先在的认识，而处于对万物进行感知与品味状态。而受西方科学观的影响，现代性视域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共融关系转变为主客对立模式。自然是现成的外在的被认知者，主体是现成的内在的认识者，两者彼此外在，形成了一种主客二分的关系 [12]126—127。人成为一个外在于世界的孤独的个体，这种孤独感犹如基因一般体现在诗人书写自然的诗歌里，如在诗人晴朗李寒那里：
远乡
白的雪，落在黑的雪上。
新的尘埃，覆盖老的尘埃。
暮晚的钟声响起。
万物的骨骼显露出来。
一只喜鹊的叫声里，有寒冬的
全部清寂。
城市向着天际陷落，
飞雪掩盖了过往的足迹，
大地空旷的白，衔接天空的灰。
一座座村庄，像孤零零的岛屿
浮出海平面。一条条分叉交错的
小路，把它们连在一起。
道路仿佛永无尽头，故乡总在
远方之远。一个归来的旅人
突然驻足，失声痛哭 [13]
天地一白的雪野，清寂的鸟鸣声，孤独的羁旅者，构成了一幅空寒的雪景图。这首诗歌不禁令人与柳宗元流传千古的《江雪》共读，在诗歌创造的空寒诗境中流连。但最后“道路仿佛永无尽头，故乡总在/远方之远。一个归来的旅人/突然驻足，失身痛哭”，将诗人晴朗李寒从柳宗元创造的结晶化的空寒诗境中拯救出来，而令《远乡》具有了现代性意味。其中最大的转变是诗人从《江雪》中静止于时空中垂钓者，变为了《远乡》中的孤独的没有终点的行旅者。在农耕时代，周被广大的自然山水，以阴阳宇宙论作为依托，混沌而没有涯际。古典诗人面对山水世界，感觉自己被笼罩其中而身处无垠的时空中。而一个现代诗人，面对自然的残山剩水，一种边界和局限意识始终存在诗人的心境和骨质深处。这首诗歌中的田园世界，须时时与一个外部寂静、喧嚣的世界对抗着，方能显出自己清寂的本质。诗人也时时感受到这个世界和境界的短暂与易逝。诗人面对永无尽头的道路时的失声痛哭，蕴含着在短暂和永恒的界限之间徘徊时的无奈与茫然。然而，失去了古典诗歌中完整的空寂世界又何妨呢？在短暂与永恒处，徘徊的人便凸显出来成为主体，这本就是现代诗歌艺术的起点，那痛哭着的人成了一道新的风景。
古典时代的诗人，在宇宙中感受到大化流行的力量，将自身与自然万物的冥合视为生命力彰显的方式。如张灏所言，“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中，自我、社会和宇宙是一个富有意义的秩序整体，中国人依靠这些符号锻造作为宇宙认知图式的世界观。他们不仅以此构思整个世界的秩序，而且从中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14]9而现代人则从万物气感论和“家—国——天下”的体系冲决而出，形成一个独立的单子式的个人。新诞生的个人成为唯一合法性的依据，从个体内部决定自己的价值。这种个人决定性成为现代性的根基。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言，“现代人视自我为一个可以独立于外在世界而存在的实体。构成自我的并非所选择的价值，而是个人能够作选择的能力。” [15]54—56这种转变也影响了价值体系的变迁，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不再是那个天人合一的超越境界，而是回到了世俗社会本身，回到了人自身的历史” [16]372。这个现代性的自我，具有认知和创造性的能量，得以突破常识理性的限制，不再将宇宙的大化流行力量奉为圭臬，而得以有可能深入到自然的内部，在更深处寻求对自然的感受与理解，赋予自然新的意义，去寻找诗意生成的机制。
2.借由自然的自我表现
在以宇宙秩序和道德伦理作为支撑的古代山水诗歌里，自然的意义是直接生成和被直观洞见的。而在现代社会，这种不证自明的道德价值解体之后，现代诗人如何在自然与价值之间建立起联系呢，下面我将选取张曙光的佳作《得自雪中的一个思想》来展现这一动态过程：
《得自雪中的一个思想》
1
这场雪突然降临，仿佛
一个突如其来的思想
带来了惊喜，忧伤，或几分困惑
在我的窗外，杨树黑色的枝条
积满厚厚的雪，然后
在风中簌簌地摇落。光线沉重
像大提琴的声音。于是一整个下午
我在另一场中跋涉
2
一首诗常常耗去我们的
白天和晚上，苦苦地思索
踱步，等待着瞬间的灵感
蓦然点燃整个诗行——
也许最终会被少女捧读
或塑成广场上诗人的雕像
可是在这个降雪的午后
我思索：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分量？
3
我想起了童年的那场雪，现在
又在我的眼前，无声的飘落
时间和声音，似乎深深沉入雪里
或下面更暖更坚实的大地
我站在雪中，直到一个猎人从我身边
经过，枪上的野兔滴着殷红色的鲜血
使我惊讶于雪和死亡，那一片
冷漠而沉寂的白色
4
或许诗歌所做的一切，就是
为了使那些事物重新复活
死去的时间和声音，以及
那一场雪，用那些精心选择的词语
或旧事物美丽而温暖的意象
但它是否真的具有那样的魅力
使那只野兔在滴血的枪口
再一次获得生命？
5
雪仍在下着，回忆因死亡而变得安详
也许最终雪将覆盖一切
而我仍将为生命而歌唱
就像一切曾经生活过的人
就像我们的前辈大师那样
在本•布尔本山下，是否也在下雪
那里安葬着伟大的叶芝，他曾在狂风中
怒吼，高傲地蔑视着死亡 [17]86
由一场突然降临的雪（像一个思想？）激发了诗绪——惊喜，忧伤，和几分困惑。雪带来的思想是什么?“突然”表示情绪产生的迅捷和不由自主，必定是触发了某种深层的心理基础和潜意识，由此便设置了悬念。接下来几句诗，诗人并没有去分析这种诗绪产生的潜意识结构，而是从视觉、触觉、听觉以及心理体验角度去描述窗外的雪景。正是雪引起的心理体验“光线沉重，像大提琴的声音。/于是一整个下午/我在另一场中跋涉”，露出了端倪，使人不得不追问这种感受依赖的心理依据是什么。第二段，诗人开始了对写作过程的审思，似是对第一节末的暗示“我在另一场中跋涉”的回应与承续，也是对第一行中“惊喜”情绪的所指，正是“这突然降临的雪花犹如一个突如其来的思想”，带来了灵感，促使“我”开始书写雪带来的情感体验，创造了开启整首诗歌的可能。这也正是惊喜之所由。“在这降雪的午后，我思索：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分量”，是对写作意义的审视，同时又返回到雪上，思索雪的深层意蕴。第三段，诗人转向对童年记忆中雪的书写。那场童年的雪花，从无声的记忆中转至染着鲜血的雪景，获得死亡的寓意，雪野上的滴着殷红色的鲜血的兔子激起雪的死亡的意义向度，雪与死亡的关连，又触发了雪的自然属性“白色而冷寂”的死亡意味。正是雪花与死亡的关联，激发了诗人忧伤的情绪。第四节，诗人在雪花的死亡寓意下，反思诗歌写作是否具有如许的魔力让逝去的生命复活，是对第三节雪带来的死亡寓意的反应，也是对第二节思考诗歌写作意义的延续。第五节，是一个绾结和延伸，确认了雪的死亡寓意和写作的功能的确认。
纵观全诗，诗歌中有这样几场雪，一是窗外簌簌下着的具象的雪，二是童年记忆中与死亡相联系的雪，三是想象的叶芝墓地上的雪，四是萦绕在文中的写作之雪，与之对应的则是文本中多个“我”，一个是跟随诗绪观察、回忆、想象雪花的“我”，一个是正在写作并对写作过程进行反思的“我”。这多重雪花和多重“我”交织在一起，仅仅围绕着雪花——死亡形成的氛围周围，不断追问雪的深层意蕴，在这个持续深入的过程中，写作主体的情绪也在发生变化和延伸，从最初的由然而生的惊喜，忧伤或几分困惑，到慢慢分析这几种情绪所形成的原因，并在对这种思绪的深层追问中，产生怀疑情绪，最后达致自觉地产生坚韧、肃穆和笃定等情感，来面对死亡。
在对这首诗歌进行细密的分析之后，可以发现这首诗歌的多重意蕴，一层是对雪引发的思绪的捕捉和解释，对雪花隐喻的死亡寓意的追寻与触及，还有一层是对写作过程和意义的思考。物象“雪”，诗人的意绪与情思，写作（词语的运作过程）相互交织，紧紧缠绕，形成了一个共振体。“雪”在不断地追寻“意”，诗人的意绪和情思，经“雪”激发之后，也在不断延伸，这呈现为一个动态过程，居于其中的“词”在追踪诗绪的运行。写作过程就是在尽力弥补词与物之间的距离，让物象和诗的人情思和意绪相互激发，形成饱满形象的意象，展现了“写作中的雪”和“雪中的写作”相互交错而互相推进的过程。
人与自然的相融的关系破裂之后，引譬连类的感物和组织方式失效之后，自然物象与情志牢固的对应关系也随之解体。现代诗人得以自由的穿梭时空，运用联想和想象等思维方式，在情感经验、历史记忆和自然物象之间建立起关联，并且这种关联不再以道德伦理和宇宙秩序为依据，而是以自我的生命体验为依据。在这首诗歌中，诗人以自我为中心，从自身的身体感受、心理体验、知觉体验等各个角度出发，迎接自然物象的出场，抓住瞬刻的稍纵即逝的经验，临时赋予物象丰富的情感，而不需要依赖固定的象征图式，依凭自己私密的精神感受和历史记忆，赋予物象以内在的精神质地。
在这种写作模式中，诗人在对自然的认知和感受过程中，更加深入地把握和表现自然，从中彰显个体的生命力（包括认知判断力、感官感受力、想象力等）。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言，“诗的言说过程是主体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在寻找自我或是在为自己找寻轮廓的过程” [18]152。现代诗人被确立为意义的创造者与生产者，创造与生产成了人的最深层的存在本质，无尽的创造活动成为诗人自我确证的基本方式。所以，现代诗人的创作理想是以主体为中心，以自由、完满地表达主体的感觉和情感为宜，而不必顾忌外部自然的形式要求。诗人对自然的书写模式和价值赋予方式发生了转变：古代诗人依循自然的本然样子，将其表现为宇宙的征象，作为道德修身的方式；现代诗人则以个体生命为中心，以自然为媒介表现生命的瞬间的感觉与 体验，并在自由表现的过程中体现人的组合与创造的力量。
3.生命共同体的建立
当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相融走向相离之后，人有可能以自然为中介表达个人内心的感觉与情感，赋予自然以新的价值意味，但这也须以恰当的尺度为前提。而实际情况是，人类往往将自然工具化或功利化，在对自然的认识或实践中，将其提取为抽象的概念，从而导致对自然的感性细节和丰富价值的遮蔽，进而反过来削减了对生命的表达。如何克服人的主体性的过度张扬，表现完整的生命活力，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呢？诗人西渡的诗歌实践提供了启示：
玉渊潭公园的野鸭（二 ）
有好几个月 我没有 再见到它们
仿佛 它们悄悄移出了
我的生活。事实是
我再也没有初春的心情
看它们在浮动的冰层间
静静游弋。在夏天
人们需要另一种 火热的生活
远离沉思或静观。说到 生活
我们所拥有的领域
不大于 这篇狭小的水面
但更单调。再次见到它们
已是夏末。每天增加的游泳爱好者
把它们赶向一片更狭小的水面
它们的个头放大了好几倍
一对对在水面 漂移，透露着
成熟的风采，表明它们
和我们一样热恋着生活
或者栖息在湖心的圆石上，把头
埋进翅膀，像退出生活的
隐士。有几只爬上了湖堤
看它们慢吞吞、笨拙的步伐
你会怀疑它们是否仍属于
飞行的族类，但如果
你想驱逐它们，它们就会
扇动翅膀，飞起来
飞过你的 头顶，飞向
另一片天空：把惊呆的你
留在一片污浊的水塘边 [19]。
在这首诗歌中，野鸭在诗人的视野中现身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诗人对野鸭形体的视而不见，到诗人感受到野鸭的成熟的风采，再到诗人惊讶于野鸭的无尽的生命潜能。野鸭不是被作为一种符号来表达诗人的感情和志向，而具有自己的丰沛的肉身、感情和精神内涵。西渡在诗歌中完整地呈现了野鸭的外部形态和精神潜能，尤其是野鸭那充满生命力的一跃，既是生命的潜力向生活的惯常形态发出的挑战，也是生命的必然性和整体性的涌现，更完美地呈现了生命的活力。
在对自然中的野鸭的书写中，西渡试图建构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完整的生活域内，整体的生命形态之间的平等的同构关系，而不是主客对立、主次有别的关系。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以人为中心，亦不是以物为中心，而是让人与自然被共置在某种先验的生命形态之中。
这种先验的生命形态，用著名美学家李泽厚的话来说，就是“人与宇宙的协同性共在的物自体” [20]196，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的生命共同体。这个处于本体论地位的先验生命体，具有神秘性和不可解的深度。它不能被纳入到理性认知范畴之内而逻辑化，而是一种具有自足性的保持完整性的生命形态。基于这种先验的生命形态，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生命体，人与自然得以相互激发，达到深度的交融。
在现代性处境中，古典时代中那种人与自然的建基于阴阳宇宙论和万物气感论的和谐关系遭受裂解，基于生命共同体的完整性和自足性，人与自然有望建立一种新型的和谐关系，创建一种新型的自然美形态。这种先验的生命的内在深度与神秘性，看似与中国传统的宇宙论相似，却有深刻的内在区别。传统的阴阳宇宙论，是以宇宙中自然生发的大化流行力量为中心，人的认知和感觉等主体力量受到道德伦理和宇宙秩序的压抑；而在现代，人的认识和感受能力得到自由地释放，人在对自然的认识、感受与呈现中，体现了人的创造力量，人和自然成为平等的自我决定的主体，人与自然形成的关系则是一种主体间性。在主体间性中，两个相互主体通过交往、对话、理解、同情融为一体 [21]，在其中展开的不是外在的客体性世界，也不是主观化的主体性世界，而是主体与客体融合在一起的主体间性世界，达成了自我与世界的和谐共在。
这种主体间性的自然审美形态，并非一味地对古典自然美学的回返，而是充分吸收中国古典美学的共融性的美学思想和西方的主体性美学思想，一方面将人和自然作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的感兴交融；另一方面,则以现代情境中人对生命的深刻认识、感受与理解为尺度，完成对自然的深度感受与表现，创建一个具有内在深度的人与自然共在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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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万冲（1990—），男，湖北天门人，文学博士，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现任教于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诗学与当代诗歌批评。
（刊于《中国诗》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