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庆作
阿根对法官老郭说:“我觉得老钱头应该是失踪了。”老郭当时正准备出门,腋下夹了个公文包,便叫阿根坐下说。这个老钱头欠了阿根一笔债,有八万多元。
三年前的一个冬天的清晨,阴雨霏霏,阿根的老娘陈阿婆被一辆三轮车给撞了,交警认定肇事者老钱头负全责。老钱头单身一人,五十多了,右腿有点微残,靠蹬三轮过活。那天他小腿突然抽筋,车子一歪,便出事了。
阿根把老钱头告上了法庭。法官老郭找到阿根和老钱头进行调解,双方同意了调解方案,老钱头三年内分三次付清。调解完,老钱头回家拿了三千元给阿根说:“这是我所有的钱了。”
第二天,有人看见老钱头坐上了开往县城的班车,从此不见踪影。
一年过去了,老钱头没有回来,也没有还钱,阿根心里骂道:这个昧良心的。
两年过去了,老钱头没有回来,也没有还钱,阿根气得捶胸顿足……
阿根很着急,给老娘治病的钱都是问亲戚朋友借的,说三年内一定还。三年了,他肯定是玩失踪想赖账。怎么办?阿根狠狠地抽了一口烟,问老郭。
这事还真不好办,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只有找到老钱头才好说。老郭说。
阿根交待妻子阿芳照顾老娘,和老郭去找失踪的老钱头。
找一个失踪的人谈何容易。如果他不让人知道他的行踪就更难办了。得有个计划,老郭说。镇上只有去县城的班车,老钱头要么去县城,要么从县城去外地。第一站必须从县城找起。老郭记得当时调解时要老钱头先问亲朋好友借点钱,老钱头说,我一个外地人,无儿无女无老婆,哪里来的亲戚朋友。后来想了很久说县城有个工友,修红旗水库时认识的,叫陈卫东,但借不出钱来。
看来只有先找陈卫东。老郭和阿根去了县城的派出所,那个女警察电脑上一搜,居然有十几个叫这名的人。老郭把这些人的地址都记录在本子上,带着阿根一个一个地找,找一个把名字划掉一个。一共找了第九个的时候,总算有了点眉目。
那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住在北门巷123号。老郭和阿根找到他,老郭问你知道钱胜利吗?钱胜利是老钱头的大名。阿根当时楞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老郭把工作证和介绍信给陈卫东看。老郭说明了来意,说钱胜利失踪了。
陈卫东瞥了一眼阿根说:“怎么可能失踪?小钱去南方挣大钱去了,他出事了,欠了别人一大笔钱,你们是来追债的吧?”
老郭点点头:“我们得找到他。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去南方了。”
“南方那么大,他没说去什么地方吗?深圳?广州?”老郭一说出口就后悔了,深圳、广州说了也等于没说。
“没有说去深圳,也没说去广州,他只是说去南方。他问我借了两百元路费。”
“后面还有联系吗?”老钱头问陈卫东借了钱应该有联系,老郭想。
“没有联系,他打过一次电话给我。”
“什么时候的事?”老郭赶紧问。打电话还不是联系?
陈卫东一时也记不清了,说好久了,可能是去年,也可能是前年。
“那他打的什么电话?”
“家里的电话。”
“说什么了?”
“他说他到了南方了,谢谢我借给他二百元钱,等回来时一定还钱,还要请我喝酒,后来就没联系了。”
老郭要了陈卫东家里的电话号码,去了电信局。电信局的人说,只能查到最近六个月的通话记录。打出来一看,通话记录很少,就几条,也都是本县的,一查是陈卫东女儿的手机号,根本没有外地的号码。
唯一的一条线索断了。回家的路上,老郭对阿根说:“老钱头真的失踪了。去外地找人不现实,也不可能。登个寻人启事吧?”阿根哭丧着脸说:“我听你的。”
老郭在法院系统网上发布了个寻人消息,要阿根等等看。老郭说,失踪的人就像空气,他无处不在,你好像能感觉到他,但就是看不见他,摸不着他。说完,长长地叹了口气。
消息发布一周后,还真有了消息。跟老郭联系的人是南方一个县的法院工作人员,说他们正处理了一起案子,那个钱胜利已经死了。
老郭和阿根赶到那里,证实确实是老钱头,身份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钱胜利的名字,躺在太平间里的也是他,阿根不可能不认识他。他是在工地上被一块砖头砸中后流血过多,在医院里死的。
那边的工头说,我是看他可怜才收留的他。当初他找到我,说他能吃苦,做什么都行,他欠了别人一大笔债要还,还拿出了调解协议书给我看。我觉得帮他是在做善事,就收留了他,哪知道是害了我自己。出事后,我们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抢救,还是没能抢救过来。
阿根拿回了自己的钱,其中一部分是老钱头的工资,另一些是工地赔偿给老钱头的钱。
在火车上,老郭叹了一口气,说:“老钱头从来没有失踪过啊!”
阿根说:“我只想要回我的钱,我这趟没白来。”
老郭说:“对,还有陈卫东的二百元钱。”
(刊发《浙江小小说》2019年第三期、2019年1月31日《劳动时报》、2019年3月7日《黔中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