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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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庆作
我和来自神秘又遥远的西藏阿里的阿黄、云南玉溪的玲及红河洲的梅，都是江西金融职工大学九O级（1）班的同学加密友。我们就读的职大是一所成人高校，和江西银行学校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我们班四十人，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我和阿黄有缘，在同一个宿舍的上、下铺。
阿黄刚来的时候憨憨楞楞的，脸被紫外线晒得红扑扑的，被我们取外号叫“楞头青”。因其经常做斗鸡眼状逗大家玩，又被玲和梅戏称做“斗鸡眼”，其高大帅气，性格温和，深得全班同学喜欢。玲和梅上大学时均已成家，玲的女儿叫瑜，梅的女儿叫豆豆，都十分可爱。玲有段时间每天都吃“大白兔”奶糖而被我们取名“大白兔”，我和阿黄都沾光不少。梅喜欢猫，性格温顺，被我们叫做“憨猫”，加之特时尚小资，又称之为“资本家太太”。我的外号颇为洋气，叫小“peter”,外号的由来暂且保密。我们四人平日以外号相称，惹得其他同学好奇羡慕不已。
那时的我刚从银行学校毕业三年又回到母校，对老师和学校有亲切但无新鲜感。为了上课好开小差，我特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阿黄个子高被我拉来同座。玲和梅就坐我们前面，上课时经常趁老师不备回头与我们交谈。到第二学期，阿黄居然“叛变”，直接坐第一排去了。只是还时不时趁老师板书时回头朝玲和梅做“斗鸡眼”状，让我们忍俊不禁。
刚开始，大家对西藏来的同学都很好奇。记得微积分老师叫李书果，是个北方老头，整天笑嘻嘻的，最喜欢点阿黄回答问题，还亲切地叫阿黄为“阿里”。课间十分钟也不忘到阿黄身边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此后，“阿里”成了阿黄另外一个代名词，被全班同学亲热地叫着。
阿黄其实是四川仁寿人，父亲早年援藏，大哥高中毕业随父亲进了藏，等阿黄高中毕业后，父亲又把他也叫了去，父子三人同在阿里，家中只剩下母亲和小弟。阿黄来上学时正在恋爱，女朋友叫晓玲，同在阿里的单位，这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我是班里的宣传委员，班主任指定我和阿黄负责出黑板报，每次都是文字归我，配图归他，我俩配合默契，终成黄金搭档。那时我特别痴迷文学和书法，对汪国真十分崇拜，他的经典诗作我都能倒背如流。受我影响，阿黄和梅也喜欢上了汪国真的诗，现在经常在微信上还能看见梅把汪国真的诗歌放在朋友圈上欣赏。
到新余市工行实习的时候我们四人又争取分到了一起。由于新余位置中心，交通便利，学校决定整个九O级职大《实习简报》由新余组负责，其他各实习小组统一向新余组报送情况，由新余组编辑好后向学校报告，学校以此来掌握实习情况。那时通讯落后，其他各组要么寄信过来，也有特意派人送来，编辑简报的重任自然又落在我和阿黄身上。白天我们跟师傅们下企业搞调研，晚上我和阿黄加班加点编排版面，刻蜡纸，再油印，尽最大努力让带着油墨香的《实习简报》尽快寄到学校和各实习小组。
那时的我也在热恋中，常常利用上课的时间写情书。玲和梅有时会突然回头偷看信的内容，引得坐在第一排的阿黄好生羡慕。我们四人在一起度过了两年快乐的时光，一起学习，一起逛街，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临近毕业，我还邀请他们一起去了我美丽的家乡赣南。
毕业后，我们天各一方，但联系不断。零四年阿黄休假在成都，我特地带妻子儿子去了看他，阿黄一家三口陪同我们游杜甫草堂，品尝成都小吃，还去了一趟乐山。后来我们一家又去了昆明，阿黄有事走不开没有同行。那天晚上十二点到达昆明机场时，玲和梅两家人一直在等候着我们，至今想想仍十分感动。
阿黄后来在青岛挂职锻炼，本来我和阿黄说好暑假与妻儿前住相聚，无奈岳父心脏病突发安放支架，未能成行。后来他和同事来井冈山旅游，我八十多的老父亲正在住院，失信于他，也未能相见，令我遗憾内疚至今。好在阿黄理解宽容，让我倍感欣慰。
阿黄曾编撰过一本《阿里金融四十年》，特地给我寄了一本，我至今珍藏着。扉页上有当时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的题词，阿黄说由于工作变动频繁，题词手稿不见了踪影，有点惋惜。他职大毕业后先回到阿里，后到日喀则、拉萨、山南，从办事员一直到地区分行行长，职位变了，但他做人的原则没变，同学情没变。
转眼间，我们都年近或年过不惑，回想二十多年前的学校时光，令人感叹岁月无情。我经常在想，什么时候我们四人能再重温一次学校的美好时光呢？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祝福阿黄，祝福玲和梅，祝福我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原文刊发2016年年8月19日《劳动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