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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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时，我的数学老师是一个上海知青，叫范小弟。范老师长的瘦瘦的，中等身材，四方脸，戴着近视镜。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他总是一个人默默走着上班、下班。大家见面尊称一声：范老师。范老师听了，望向对方，木讷地笑笑，点点头，答应一声：啊！。
范老师对学生很和善，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
如果哪个人上课不专心听讲，或者不认真完成作业，就会被他叫到办公室谈话。有时谈着谈着嗓门高起来，脸也红了，眼睛瞪着，有点吓人。但是范老师从不挖苦人，更不会骂人和打人。
知青返城的时候，我们以为范老师会像其他人那样，飞快地办理离职手续，飞快地离开。
没想到一天天过去了，范老师始终没有要走的迹象。有一回课间操结束，我第一个跑回教室。一进门就看见范老师一个人坐在教室后面，脸冲墙，手里拿一本书，呆呆地坐着，不知在想什么。
后来听说范老师不走了，定了。
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要参加教育局举办的数学竞赛。
我有幸入围，有幸参加范老师的赛前辅导（范老师是数学竞赛辅导员）。
那天辅导结束，我和同路的小伙伴们一起回家。刚走出校门不远，我就发现大家和平时不太一样，三三二二地挽着胳膊走路，很沉默，只有我一个人单着。
马路上，车鸣着喇叭急火火地狂奔着，我不停地找话题逗引大家说话。可是小伙伴们像是打定了主意，不搭腔，把胳膊挽的更紧了。
我自知无趣，闭起了嘴巴，不再发言。
一个同伴冷不丁抽出挽着的胳膊，轻轻拍打了另一个人胳膊一下。被打的人惊了一下，跳起来还手。打人的那个机灵地笑着躲开了，被打的不依不饶追上去，大伙见了都乐起来。效仿着你打我，我拍你，又跑又闹。
有人离开马路，跑到了路边的沟里，有人跑到了别人家的栅栏前。还有的一会儿跑上马路，一会儿又跑下去了，跑成了弧线。
我羡慕地望着，好想加入，可是却没有勇气主动上前。
后来小伙伴们离我越来越远，大路上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看见跑得快的跑到了自家门口，向其他同伴摆摆手，回家去了。有的拐了弯，上了通往自家的小路。
我像是掉队的雁，落在后面。
第二天，范老师照例做辅导，
辅导结束的时候，我依然和原来的同伴一路回家。
小伙伴们依然亲密地挽着胳膊。太阳红着脸站在西边的地平线上。
我接受昨天的教训，只走路，不主动发言。
过一阵，又有人忍不住了。和昨天一样。一个人打了另外一个人胳膊一下，大家又跟着闹起来，你打我，我打你。最后还是把我一个人扔在马路上。
接下来的几天都如此。
恶作剧的味道越来越浓了。我感觉头顶上像有一片乌云，越来越厚重，越来越让我感到压抑。
范老师的家也在我家的那个方向，有时我能看见他远远地走着，虽然看不清他的脸，但是在光影下仍能辨认出哪个人是他。
就在我受困于伙伴关系，又不知如何应对的时候。有人跑来告诉我：范老师找。我一听，急忙跑到老师办公室。站在门口往里望，只见范老师正在桌前低头忙着什么。我走进去，站在范老师面前，叫了一声：老师！
范老师听见，醒过神来，顶着黑框眼镜看了看我，慢悠悠地对我说：-------竞赛辅导班要加进来一个人-------。我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范老师接着又说：------把于燕加进来啦。
于燕是我家的邻居，也是我自小的玩伴。她学习成绩也蛮好的。只可惜初选的时候，差一分落选了。我一听范老师说要把于燕加进来，马上高兴起来。
范老师又说：这样做一是为了给于燕一个机会，二也是为了你回家能有个“伴“！
范老师话音刚落，我哽住了，他清澈的眼眸在我视线里模糊了。
我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我真想说：老师，我在回家的路上正需要一个真正的“伴”！！
可是我一时语塞，发不出一声，只是对着范老师不好意思地笑着。范老师看出了我的窘态，意会地点点头，表示他的话说完了，我可以走了。
我最终连个像样的谢字都没有说成，就匆匆告别范老师，跑了出来。一出门，我就像一只小鸟张开双臂，在教室外面的空地上兴奋地胡乱跑着。
于燕进入辅导班后，我再也不郁闷了。放学后我和于燕挽着胳膊，像别的女孩子那样，亲亲密密地说着悄悄话，一起往家走。
范老师后来成为我就读的小学校长，在我母校一直工作到退休。现在他已步入古稀之年。不知他退休以后是回到了故乡上海，还是留在了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培育桃李的北疆。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真希望师生之间能有感应。桃李无数的范老师大概早已不记得当年那个皮肤黒黒的，嘴很大，一笑起来，嘴角都能咧到耳根子上去的傻丫头了，这个傻丫头像他一样也做了一辈子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