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苦笑

7月28日是唐山人心中永远的痛。四十四年前的大地震破坏了唐山无数个美满的家庭。亲爱的母亲，儿子无能，没能替你扛住砸到你的过梁；亲爱的大妹，哥哥无能，也没能顶住砸向你的西墙。母女俩都是一声未吭地走了。上帝的召唤想必总是先选优秀的人，母亲和大妹就是我家最优秀的人。剩下了善良但不精明的父亲，还有不太懂事理的小妹和愣头青的我。    

母亲是小学老师，个子不高，白净的脸庞。她心善热心、就是脾气不好。我因为贪玩、不听话、学习不好，总挨母亲的打。我甚至常常恨她。有一次挨打后，我偷偷地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硬皮给撕掉了。地震那年我十四岁。从记事算起，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母亲很开心地笑过。母亲的脸色总是很严肃。即使偶尔一笑也是很难看的苦笑。母亲的苦笑在震后许多年后我才找到了答案。    

母亲是大山的女儿。它来自于天津蓟州的山区。姥家风景秀丽，村南是东西走向的群山，村北是宽阔的于桥水库，再北面是更高的群山，东西走向，绵延不断。夏天三伏天夜里睡觉要盖棉被，是避暑的好地方。山里人看上去有些木讷、不善言谈、耿直倔强、心地善良。母亲就是山里人的性格：心地善良、坚强、心胸敞亮。    

她一生追求真理。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仍是很艰难的时期。母亲十二岁，成为村里儿童团长，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一九四七年，母亲十七岁，加入解放军东北军区被服厂十三分厂。母亲是瞒着姥姥姥爷去部队的。后来姥姥姥爷得信后，几次坐驴车走几十公里到部队劝母亲回家。母亲坚定地留在了部队。虽然是后勤部队，但也经常转移。听姥姥说，母亲的部队在遵化的洒河遇到洪水，过浮桥时她险些被洪水冲走。    

一九五零年母亲的部队去了朝鲜。母亲由于当时身患重病，组织上安排她转业，痊愈后又安排她上了蓟县师范学校。后来做了几年的小学老师。五九年母亲考入唐山师专。学习期间认识了在中学任教的父亲。父母六一年结婚住在中学家属院。母亲在小学教语文。我出生于六二年，满月时父母带我去了一次姥家，直到母亲震亡，十四年母亲再未登过姥家家门，似乎很绝情。与姥家的往来主要是姥姥、二舅、四姨和老姨偶尔来我们家里，地震前几年我去了几次姥家。震后我常去看望长辈们。地震过后一段时间我才逐渐悟出了母亲不去姥家其中的原因，估计就是因为姥家的成份。    

山里人穷啊。姥家村里各户条件都不算好。由于姥爷很能干，姥姥又能筹划，姥家的日子相对富裕一些。通常不雇人，只是在农活忙碌的时候找一两个帮工。在土改时，矬子拔将军，姥家被定为富农成份。成份成了姥家的祸根。二舅快五十岁才结婚，娶了一个有精神疾病离婚带孩子的妇女。她不久因小事就跳河自尽了。母亲作为小学老师还经常单独被安排劳动。去农村、去工厂。她总是平静地对待这些事，她受到的苦和累从来都没有向我们说过。我真傻啊！不知道问母亲是怎么回事。去农村劳动，最长的一次是七五年去乐亭县王滩镇，达半年之久。回到家发现，母亲因长期营养不良得了肝炎。为了补营养，托在公安局工作的堂兄买了四小包半斤一包的红糖。还没有吃就发生了地震。    

极左的年代，无休止的运动，无休止地开批判会。我经常看到母亲晚上写批判稿到深夜。母亲总是积极参加各种运动，估计都是出于无奈。母亲和父亲晚上下班经常在九点半以后。我十一岁那年，带着七岁的大妹，抱着三岁的小妹。到学校里等着父母下班回家。小妹总是哭闹不止。家中经常如此。    

大山的女儿生命力极强。为了节约开支，母亲在小棚子里亲自盘了小灶，可以烧柴 草和劈柴。为了使食品丰富些，母亲还提议，家里养了几只鸡，经常可以拾到鸡蛋。鸡蛋在当时可是珍贵的食品。母亲还鼓励我养了一对兔子。秋末时，为了省钱母亲主张储存白菜。我家很多年都挖菜窖用于储菜。白菜当时一般是二分钱1斤。买两千斤可以吃上一个冬天。起初那些年家里的日子还能维持，到后来 越加艰难。常听父母说要借钱的事。作为双职工家庭，在当年应该是过得去的收入水平。怎么会入不敷出呢？后来我知道了原因，我家当时就是老家和三姨家的财务靠山。那个年代，尽管我们家不富裕，全家人都很少添新衣服，吃的方面都是精打细算，各种花费能省则省，但父母却总是慷慨地帮助他人。大伯家七个孩子房子不够住。大伯提出要盖房，但他们自己盖不起，父母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大量钱和物资盖房。由于房子盖的质量好，大地震中房子毫无损伤，他们全家人都平安。而村中因房塌砸死人的也不少；还有大伯提出来买缝纫机、堂兄提出来买手表，母亲都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爷爷的丧事，费用由我家全包；姑姑考上唐山十中学费困难，而且路途远交通不便。母亲支持父亲负担姑姑的学费，并给她买了自行车；三姨家在丰润县农村，粮食长期不够吃。从我记事起三姨夫就常到我家来取粮食；由于营养不良，三姨得了肝炎。肝脏腹水严重。三姨到我家后，母亲和我用排子车将三姨拉到市人民医院。三姨在市人民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经医生多方努力终于治愈了难治的肝炎。一切费用均由父母承担。    

在母亲的心里不仅装着小家，还装着一个大家，更装着国家。一九七六年是灾年。一月八日早晨，广播突然播放了哀乐，让愁苦中的人们听到后不寒而栗。听到总理逝世的噩耗，母亲伤心得掉下眼泪。忧心忡忡地说：“咱们国家该咋办哪？”我很少见到母亲落泪，说明了母亲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深感担忧。    

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生活中确实有难以解释的巧合。震前的几件小事，预示着不好的征兆。我养的一对兔子，公兔长大被卖掉了。母兔就在临近地震的十天左右生下了五只小黑兔，很招人喜欢。愣头青的我由于不懂养殖技术，看到母兔在窝中打洞，生兔后身上很脏，就给母兔洗了澡。不久，母兔就死了，五只小黑兔没了妈。母亲帮我专门为小兔订购了牛奶，并喂它们。母亲说：“没妈的孩子会很可怜。如果我死了，你们会有后妈。”不幸被母亲言中。而且我与小妹的人生轨迹被残酷地改变了。母亲地震前两天做噩梦，说梦中有狼在紧紧地追她。估计是她心中总是充斥着恐惧所致。地震前两天，母亲托人买到猪板油并炼完油，后来她不慎将装油的小瓷盆打碎了，母亲心疼得要命。母亲在地震中死于房顶过梁正砸到后背 。母亲震前多次望着房顶这个过梁说有危险，两次让父亲找学校施工组，安装柱子加固。父亲平时很粗心，他没有去做。如果支了柱子加固，即使房子塌了，过梁也不会垂直掉下来。它会倒向外边。当然，即使父亲做了，也不保证母亲肯定活下来，毕竟是房子全塌了。大妹睡在西墙边，她是被西墙砸到的。    

我绝不相信母亲不会开心地笑。是那个疯狂的年代、是无休止的劳动改造、是身患疾病、是生活的艰辛，都让她难以开心地笑出来，只有看上去像哭似的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