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剧场

1

蒲公英剧场是纺织谷的一个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纺织谷原来是国棉五厂的厂区，剧场原来是细纱车间。蒲公英剧场的门还是日据时代留下的滑轨式大铁门。观众入场后，大门慢慢滑过来，咣当一声闭合，所有的人在里面面相觑。

座位倒是舒服，但台阶裸露着三角钢。我想起几年前我也参与过这个项目的规划，给那些大而不当的蓝图提过一些可有可无的意见，没想到，最终这个厂房变成了一个剧场。国棉五厂当年有非常庞大的职工演出团体，今天是“金梭和银梭”艺术团排练。台上的演员就有小一百号人，铜管乐队相当有爆发力，大号吹响的时候，大部分观众目光如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掩住耳朵。我为了一个文化园区的项目调研才来到这里，其实拍几张照片就可以交差了，没想到大早晨的剧场就这么热闹，台上台下两三百人，给人感觉相当恍惚。

就是在这么恍惚的气氛中，我遇到了戴青。

“怎么是你？”我们同时发出这样的疑问。

“我来这儿看看，要写个调研报告。”我跟她说。

“你可真悠闲。她扬了下手机，我可惨了，分行要团建，来考查场地。”她说这句时，脸红了。

“这里，也有你们的客户？”戴青在一家外资银行工作，我印象里她只在金融街那类场所活动，这是老工业区，没什么富人。

戴青无声地笑了一下。“内卷啊，我们也得挖地三尺找客户，这里最近有些文化地产项目，投资多。”戴青穿着挺刮的套装，乍看与七八年前没有什么变化，眼神还是幽幽的。

戴青还要等剧场经理见面，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于是我们就在剧场外要一杯咖啡。咖啡厅还保留有当年工厂俱乐部音乐茶座风范，贴满了各种老式的招贴。在一个马粪纸上用粗钢笔密密麻麻地写着剧场的来历。一位与工厂有渊源的投资人看中了这个场地做剧场，起初的名字叫作“飞花”。名字虽然好听，但是园区的管理者却非常反对。因为“飞花”是细纱车间飞舞的微小棉絮，不仅对身体有害，还是生产环节中的瑕疵。“其实漫天飞舞的飞花，是常存于梦中的情景”，这位投资人写道：“但是既然有反对意见，我就得吸收，再三斟酌，我给她起了个新名字——蒲公英。”

这段话有点绕，我盯着这张马粪纸看了半才明白。

“蒲公英？飞花？”戴青也在看这个说明。

蒲公英的名字虽然不够酷，但其实它也是一种飞花，那些聚在一起的蒲公英种籽，一遇到风便漫天飞舞，不一会儿就踪影难寻。我读着上面的文字。

“有意思。不嫌矫情。”戴青说着拿起了几张演出的介绍单页。

蒲公英剧场举行的演出有许多都是先锋艺术的范儿，一个名为“逃身体”的演出海报吸引了戴青。这个演出海报上，六位分不清性别的舞者，把自己装在黑灰色的布口袋里，互相纠缠在一起，动作夸张，表情淡漠，不像在一个人身体上的。

“你喜欢现代舞吗？”我问。

“谈不上，不过看起来有点奇怪。”戴青要了一张演出的宣传册页。要是时间合适就来看看。她说：“你也可以带女儿来。”

“女儿，提前考上大学，飞了。”我跟她说。

“是吗？我记得她才上初中吧？真厉害，时间过得真快。”

“少年班，初三就录取了，现在在苏州，两年预科后，去西安。”我记得马莉提醒过我，女儿考上少年班的事跟人说起来要尽量简明扼要，以免引起对方反感。不过我又想，戴青不会。戴青确实没有过分惊讶，也没有继续纠缠这个问题，她看窗户外的铁栏杆，那栏杆锈迹斑斑，造型像方天画戟。

“睡眠还是不好吗？”我没头脑地问了戴青一句。曾经有那么几年，我们经常在深更半夜时用手机聊天。她的生活习惯大异常人，每天10点入睡，2点多就醒了。男人到了三十五岁后，大都有个毛病，喜欢酒后给一些异性打电话、发信息。我也有那么几个暧昧女性，戴青是最固定的一个。

戴青似乎没有听清这句问，但她总得回答点啥，她说：“我现在有时候也会为工作的事着急上火。不过，时间过得也快啊。”

2

戴青的父亲是戴星程，他喜欢我叫他戴先生，并要求我称他的导师顾先生为“太先生”。他是我的硕士导师，做论文那年，我频繁去他那套堆满了外文原版书的小两居室，他曾经一笔一笔地给我改论文，包括脚注与尾注的格式。每次去，师母都给我沏一杯龙井旗枪。龙井茶一旗一枪，是上好的茶叶，师母的杯子也讲究，像水晶一样透亮。他们的宝贝女儿在日本留学，我们已经互相加了MSN，师母话里话外那意思，我也听出来了，系里的博士点已经批了下来，我只须找个单位呆一年，明年就可以回校读博，接下来的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局面已然不堪设想。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糊里糊涂地跟马莉去了一趟浙江，回来后不久，人生道路就改变了。

马莉那时在一家设计事物所作见习设计师，接了一个绍兴的度假村改造工程，估计公司为了省钱，就来大学里找没毕业的研究生。我的论文已经通过，正闲着没事，便答应下来，这家公司也挺逗，非得找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跟我一块去，我也确实没经受住考验。马莉是个麻利姑娘，不久就从浙江辞职来了岛城，来了第一天就没找酒店，直接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了，这情况，我们结婚的时候都不敢请戴先生去。

后来我却参加了戴青的婚礼，那时我结婚都有六七年了。戴青已经33岁，用同学老姚的话说，“让你耽误得，眼看就黄庄了”。黄庄前夕上一张听的牌，这就叫海底捞，戴青捞上的这一张，是一个富二代。他们的婚礼隆重极了，盛装包裹下的戴青也今非昔比，她高贵雍容，又十分清雅，跟与我在MSN上神聊时已经不是一个人。好像一只苹果，挂在树上和被别人捧在手里，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33岁的戴青已经成为了一个红透了的苹果，散发着诱人的果香。那天她穿了一件低胸的礼服，走起路来胸口有一圈一圈的白色涟漪，这涟漪迅速使我心神不宁。戴青来敬酒时，眼睛都不眨地看着我，眼睛里有无限多的内容。老姚用胳膊拐了我一下，说海底捞加杠上开花，跟着你能有这场面？

戴青的新郎十分高大，但是有一点驼背，婚礼中间，跑到大堂外面抽烟，再回到婚礼现场时，就已经出了戏。他环顾四周，也与我对了对眼神。这个小伙儿叫朴昶植，这名字看起来挺雅致，读出来就不太行，以至于主持人一念，老姚就一个劲地笑。不过老朴家相当有实力，家族企业，窗帘大王，连迪拜的七星级酒店的窗帘都是朴氏家族供货。婚后的戴青马不停蹄地生了四个儿子，后两个都是在美国生的，窗帘王子请了四个保姆，她每生一个儿子戴先生都会摆酒，我总是被邀请去，不尴不尬地坐在那儿。戴青这姑娘也挺逗，每次摆酒时都会专程到我们这桌敬酒，敬酒时还会借故多坐一会儿。她第四个儿子出生的那个宴会后，我刚回到家，就收到她的一条微信，标题是——与父母喜欢的人恋爱。我过了好几天才点开仔细读了一遍，发现文章的女主角生了九个儿子，我想着戴青那淡淡的表情，陷入了死循环一样的闭合思维中。

人生中许多重要的关口，都有可能做出莫名其妙的选择。每次遇到戴青，我都会暗自后悔一番，这不仅仅是因为她越来越散发出红苹果一样的美，每次见到我都报以默默关注，还因为我在离开戴先生的羽翼后，工作就迅速抵达了平台期，从此再也没有突破过。

3

女儿拿到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时还是春天，对这个结果我与马莉都十分惊喜。本来考少年班只是试一试，没想到她真的考中了。这个少年班是西安一所大学办的，在我读书时就很有名气，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的学生，会一路读到博士。我说，中考不必再准备，高考也免了，才15岁，就搞定了人生的这些麻烦事，女儿可是幸运。

“是啊，她可真棒。”马莉说。

“将来这孩子就是国家的了”，我说。少年班的毕业生大概率搞科研，如果不学海洋方面的专业，回岛城的可能性也小。我在听到女儿被少年班录取的消息时，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冰冷之感。

“不会吧。”马莉这话时已经有点心不在焉。

女儿过早离家，其实我们都没有准备好，回家就免不了四目相对，这可是个不好克服的事。我与马莉已经分房多年。有一天她的卧室卫生间水龙头坏了，她到我卧室卫生间来洗澡，大概三五分钟就跑了出来，头发滴着水，睡衣上湿了一片，从前她洗澡可麻烦，每回都得奔着一小时去。

马莉从我的卫生间里跑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表情，话也没多说一句，比如你的卫生间里有烟味，或者下水道口全是头发之类。她径直地回了自己房间，但是那一刻的表情我经常会想起来。我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坏习惯，烟早戒了，洁具都是日本进口的，每周三和周六保洁公司会派保洁员来，把它们擦得锃亮。可是马莉还是那么急匆匆地。

电视剧里说，当夫妻双方的毛巾水杯被严格区分时，再在一起生活就不道德，哈，我觉得这编剧可真幼稚，我们浴室都不能混用了，那不是还在一起，这总算不上是伤风败俗道德沦丧吧？

那天我看着马莉尽量平静的表情，禁不住浮想联翩。

我想起2004年的夏天，台风“蒲公英”在浙江登陆，马莉的家乡绍兴也接连下了一周的雨。我与马莉无事可做，天天在若耶溪边的老屋里，我们一刻也不想放开对方，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老屋的窗是木头的，被雨水浸泡后，有一种暧昧的味道。爱情降临，一切凡俗之物，都像吃了药。杯子不再是杯子，碗不再是碗，而那经历过几十个梅雨季的老窗户，更像是一道神秘的暗门，推开就会通往一个令我们神魂颠倒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变得性感，这可是我未曾遇到过的事。诗里说，这就是那闪闪发光的日子，我们莫名其妙地过上了这样的日子。

凡事来得莫名其妙，走时必定无声无息。我都想不起来从哪一天起，出差时不再跟她煲电话，想不起从何时起，我们不再共用一台电脑，不再知晓对方手机的密码。有那么几年，我的应酬挺多，每天回家时她们母女都睡了，我在自己的卧室里想三想四，跟这个女孩发个短信，给那个女孩留个言，这在刚结婚时是万万不可能的。那时马莉就像一个特工一样，将与我有暧昧关系的女孩分了组打了星，有的可以一起吃饭，有的可以打打电话，而有那么两三个女孩，她们在我的微博上留下一两个字，马莉都会拿着手机要我解释半天。为此我曾经找出《时尚》杂志里的文章，一字一句地读给她，我说，咱们都是现代人，应该给对方信任和空间。马莉对这些文章里的话都同意，但是仍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马莉的警戒啥时放松了？

我想着想着，感觉到一片混沌，我们这抽象的夫妻关系，并不让人过分难过，令人难过的是，这在我们，已经不再是什么需要保守的秘密。我说不上这算不算是老夫老妻之间的默契，至少在“默”这一点上，我们是做到了。前几年，工作忙起来，她还会接一些冗长而激烈的电话，现在沟通方式越来越多，他们的设计方案，3D模型都可以通过钉钉、微信、飞书来分享，所以马莉虽然仍旧很忙，但在家里也很难听到她与同事讨论工作的语音，去年疫情严重时，我们都在家里办公，每人一台电脑，在钉钉里打字，女儿的家长会也是在钉钉里开，参加家长会时，我发现马莉的签名时，才了解到她已经是她们那家事务所的“P4”了。P4就是四级职位，那家事务所与我有过一些合作，我知道他们的一二三级职位基本都在总部杭州，而P4算得上是“地方大员”了。

4

戴青有一段时间挺让人担心。差不多十年前，我辗转从其他同学那里得知，她失联了。戴先生火急火燎地跑去了日本，找到戴青时，发现她在新泻加入了一个女性的社区组织，每天一下班，就穿上白色的长袍去参加一种奇特的派对。戴先生当机立断把戴青带回了国。那时我的女儿已经出生了。

在MSN停用之后，我与戴青就没再联络了，直到她结婚前夕，我被拉进了“戴来幸福，朴天同庆”的微信群里，才又加上了她的微信。戴青与我聊天时的语气非常奇怪，她在日本多年，但是在英资银行工作，所以在聊得多时就会用英语。有一天漫威的新片刚刚上映，戴青带两个儿子去看，回来还是心潮起伏的样子。谈到彼此的婚姻，戴青说，没什么，Just a sperm。这句话从戴青口中说出来，让我打了好几个寒战。但是我在微信中说，祝贺你啊，终于了解了生命的本质。然后，我说，sperm，我也有的是。戴青半天才回了一个惊讶的表情。她说，你知道吗，在日本的时候，我是一个Lesbian。

这个单词我是查了百度后才知道是啥意思，我说，戴青妹妹，你可真洋气。

这次聊天后，我决定要跟她见一面，约好的餐馆是在大众点评上排第一的日本料理，这家餐馆位于一个叫“上野花园”的小区里。九十年代房地产刚刚兴起时，本市的许多小区都起了似曾相识又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但是上野花园真的集中住了一批日资公司的职员，这里的几家日本料理店也很出名。

我们去的这一家，叫作“赤暖帘”，我提前订了位，特地要了一个榻榻米的餐位，可是见面后的戴青不像在微信里说话那么随便，我们绕来绕去，只说了一大堆客气话，就没法聊了。其实我带来了身份证，赤暖帘的楼上便是民宿，我的想法有点多，她似乎明白，但是似乎不明白。

我每天都看你的微信。不知道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感慨，而我，一句话都写不下来。戴青摆弄着眼前的天妇罗，她说，我对世界已经失去了倾吐欲。

我们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说，我不能，你也不能。

我看你的女儿很乖，是班长又是学霸，她与我小时候很像。

嗯，她从来不会说不。学娃娃英语时，就得了一个外号，叫yes girl。她妈妈凡事都有主见，但是她没有，每次问她想吃什么，都说随便。说到孩子话就多，这是需要克服的毛病。意识到这一点时，戴青已经打起了哈欠。

她说，我不想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太大的出息，将来能在小区里送个快递就OK。不过，将来恐怕没有快递员这样的工作了，满天无人机，一到饭点儿人人在窗口往外看。

不知何故，我们在店里坐了两个小时，只有我们这一桌客人。赤暧帘的老板，看上去也是从日本回来的，无所事事地坐在吧台里，在追一部对白很少也几乎没有什么音乐的日剧。

不能就这么回去。怀着这样的情绪，在离开餐馆时，我去挽住戴青的手，她的脖子一直僵着，她的上臂十分光滑柔软，让人产生一种奇特的安全感。我用手触到这里时，戴青咯咯笑个不停，她说，你怎么跟我儿子似的，他就喜欢抓这里。

我想把她拉进怀里，双手抱住她的腰，她就有点抗拒。她说：“你这人，该抱的时候不抱，不该抱的时候瞎抱，真是的。”又说，“你们男人，是不是整天满脑子就想把姑娘抱住。”戴青的个头挺高，穿上高根鞋跟我差不多，她吹出的气息混合着芥末和鱼籽的味道，潮乎乎，甜腥腥的。上野花园的民宿有一个宽大的露台，露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几条长椅，坐在长椅上，可以听到太平湾哗哗的海浪声。戴青说，她上次看到夜晚的太平湾还是中考刚结束时，她的爸爸、我的导师带她一起散步到这里。戴青说：“我一会儿觉得你像我的爸爸，一会儿又觉得你像我的儿子，这关系不太好把握。”

我把她抱到那张咯吱咯吱的床上时，戴青好像有点烦躁，不过很快就平静下来，她的体温有一点低，抱着她，有初夏时下海游泳的感觉。初夏时，天气炎热，海水却凉，刚下水时会打寒战，但是在水里呆一会儿，就会格外振奋。解开她的上衣，两只大白鹅跳出来，我把它们捧在手里，忍不住赞叹，戴青的眼睛潮乎乎的，她说：“别看了，就是个头大，没啥特别的。”

赤暖帘楼上的民宿里，隔音不好，隔壁房间里有年轻男女的尖叫，戴青狡黠地眨着眼，她说，你是不是特想过去。我抚摸着她还算光洁的皮肤，回想着我们在MSN上聊天时的情景。那时我们几乎天天聊一两个小时，有一次太平洋海底的光缆断了，MSN无法登陆，我甚至坐卧不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没有走到一起，我确实无法回答。

戴青说：“你当年是不是奉子成婚啊。”

“那倒不至于，不过我们确实结婚没多久就有了孩子。”

戴青说：“看在你女儿那么优秀的份上，这笔账就不算了。”

说起过去，我未免有点尴尬。这一刻，我认识到我确实辜负了她，假如没有那次萍水之行，我会按先前在MSN上的约定，去浦东机场接她回家。

戴青说：“你可真是一个糊涂人。”

我说：“可不是嘛，就是这么糊涂。”说着我抱住她，又跟她来了一下。

戴青说：“你知道吗，这种行为，神是不喜悦的。”

我说：“神不允许相爱的人抱在一起吗？”

戴青说：“不是不允许，是不喜悦。”

我说：“神会理解的。”

戴青说：“不要揣测。”怀抱中的戴青，小腹上有两道交叉的痕，她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生孩子了。切了两回了。不过我真的很喜欢孩子。你的女儿真像我小时候。”

5

那次约会后，戴青就不再见我，我给她发的微信，她都会回复，但经常晚一天，最多时晚了整整五天，我周一上班开例会时发的，她周五下班时才回。想想，她做得对，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也许我们都会被搞得狼狈——那也是差不多七八年前的事了。

虽然与戴青的重逢看起来并没有给生活带来实质的影响，马莉并没有觉察到什么，上野花园的监控录像也没有因为某个偶然事件，而被社交软件曝光。但是我的脑筋却经常开起了小差，有时一开就是一天。我时常感觉在这个星球上还有一个我，在2004年7月11日那天，冒着“蒲公英”尾声带来的风雨，逃离绍兴的水乡，去了浦东机场，戴青那时的MSN签名为——如何遇到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是的，在她最美丽的时刻，另一个我顺利地遇到了她，然后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了一起。戴青是个知书达理的好姑娘，另一个我会在每个周末带上美丽的妻子，一起去看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导师与师母。戴先生住的公寓在校园最幽静的一个角落，能够看到建筑系专业教室彻夜亮着的灯，那教室里的桌子很高，有一个斜面，做毕业设计的男孩女孩在灵感枯竭时，会坐在窗边，你一口我一口地吸同一支烟。他们嘴里吐出来的烟气，从琉璃窗的空隙里飞出来，逐渐破散。

这是幻象还是平行空间里的另一种真实，我时常分不清楚。因为做设计的原因，多年来我都有深更半夜自己喝上一杯的习惯，近几年由于越发地不想见生人，这个习惯被进一步地发展。这样导致我经常在漏夜时分，一边踱步一边自语，不是小声嘀咕，有时简直声情并茂，可能马莉以及我的女儿都曾经听到过，她们初时奇怪，后来渐渐充耳不闻。

我为自己开解时会说，其实我从未觉得辜负戴青，毕竟我们原来只能算是网友，戴先生对我的失望也无从说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算是尴尬。可是这往往也说服不了自己，师母在六十多岁时记忆力像潮水一样退去，我们去戴先生家时，连跟戴先生读了博士的同学她都看着很迷茫，但是每次都能准确地叫上我的名字，有一次我在地铁上遇到了师母，她穿过人群，来到我眼前，抓住我的手说，你是何营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戴先生那天也在，他的脸上带着宽厚的笑容，眼神却冷得厉害。如今我也已人到中年，我经常想起他们的神情，这件尴尬的事居然变得很顽固。我经常在醉酒的夜晚想起与戴青在MSN上聊天的一些记忆的碎片，那时我定制了一个大一号的绘图板，每次都将笔记本电脑放在上面，我的电脑上有一个USB口的网卡，在深夜里闪着蓝荧荧的光，戴青邀请我加入了一个日本留学生的BBS，在那里，她的名字叫作ECHO，我的名字叫NARCISSUS，我们在MSN上与对方交谈，仿佛也是在与自己说话。

“这世界，很遗憾，是真实的。”40岁生日那天，我与马莉，还有我的女儿去万象城一起吃饭，然后到书店里闲逛，女儿拿起一本书，叫作“如何假装读过100本世界名著”，打开第一页，便是这句。什么鬼书，可是女儿坚持把它买下来。那页书上，画着两个一模一样的人，面目模糊，长着胡须，他们互相感叹，仿佛都想回到不真实的世界。

6

女儿的少年班，前两年预科选在苏州的一所中学，马莉觉得女儿毕竟还小，就要申请苏州的职位去陪读。马莉与我商量这件事时，还是非常客气的，这件事有许多的步骤，每说一步，她都会停下来，加一句：“这是我的想法，你觉得呢？”

马莉果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我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办法，总之，在女儿开学时，她也一起去苏州报到了。苏州到岛城有高铁，飞机到上海虹桥也方便，不过她们并不经常回来，如果马莉一个人回来，她会提前跟我打招呼。

马莉的家乡就是一个出门能上船，每餐都吃黄鳝的小镇，小镇的名字叫作萍水。江南水乡，文脉绵延。河汊边的粉墙上，到处写着“萍水人民好志气，定能治好若耶溪”。马莉告诉我，若耶溪，就是《唐诗三百首》里的那条若耶溪，从前雨季时经常泛滥，她们出门上学，就得踩高跷。二十年前的江南小镇，四处乱糟糟，镇子上只有一个带抽水马桶的公共卫生间，瓷砖墙上依然有标语，上写“来此三分钟，浑身一轻松”。在那里做度假村的规划时，我经常步行十多分钟，去这间卫生间，而当地人，就不必这般费劲，他们在某些特定的路边放置了几把木椅，木椅的中间抽掉一块板子，这椅子前面没有墙，我经常看见嘴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小镇青年，坐在这个木椅上，手里还捏着一本不知哪年的《读者文摘》。小镇要做整体升级改造，划出风貌区的老屋予以保护，其他地方则改建度假村。镇上的许多人家都有一栋长满了青苔的老屋，马莉家也不例外，她带我去看她家的老屋，两层的小楼，一楼藏着十多罐自酿的花雕酒，我们打开了一罐，用竹子的酒提往外打酒。那酒甜腻，让人没有防犯之心，风一吹就上了头，等明白过来，我与马莉已经躺在她老屋二楼的架子床上了。江南的姑娘不会舍弃自己的家乡，从马莉家老屋醒来时，我首先想到了这个问题。马莉的身材娇小，二十多岁的我无法抗拒，窗外是哗拉啦的若耶溪，绍兴乡下的梅雨天，永远没有睛的时候，溪水孱孱，我们神魂颠倒地纵容着彼此，连日历都懒得看一眼。

有一天，我看到手机上的提醒——7月11日，原来我在这一天计划去浦东机场接戴青的。

萍水镇的相逢并不是萍水相逢，马莉也不是一般的江南姑娘。她嫁到了岛城，找了一份设计事务所的工作，结交了一帮岛城的闺蜜，把小海螺敲掉尾巴后再用料酒和豆瓣酱炒，往外嘬的时候眼珠子不停地转，我那些朋友都说这种做法比白灼好吃。

我没有去浦东机场接戴青回家，萍水镇上的老屋里没有电脑，小镇的规划方案已经做完，图纸快递回公司，这时台风“蒲公英”登陆，天天都在下雨，我与马莉在那里喝了一整坛的老酒。这就是2004年那个夏天的事。

6

人在选择的关头往往糊里糊涂，至少对我来说，后半生的许多轨迹都是在不经意间划定的。我选择了马莉和老酒，马莉先是选择了海螺，后来又加了豆瓣酱，后来，又选择了回到苏州。是的，她管去苏州叫回苏州，其实她此前并未在苏州生活，也许每一个河汊交错的城市都是她的故乡吧，反正我看她“回”苏州后，状态好得很，经常在朋友圈里秀乘座水上巴士的图片。马莉看上去比以前水灵得多。

在公车上偶遇后，我与戴青又见过几次面，与七八年前相比，我们明显都都衰老了。

女人四十是一道坎，戴青说。

我说，我都快五十了。

戴青说，越是我这种循规蹈矩的人，越会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莫名其妙的选择。看起来好像莫名其妙不靠谱，其实又有章可循。戴青除了在银行做金融业务，也学会了看星盘和玛雅能量盘，总之一切看起来十分有逻辑的术数都难逃她的注意。那在她帮我分析了一番火相水相，上升下降，最后肯定地说：“我们相遇的时候，并没有产生爱情。”

窗帘王子最近热衷于四处找寻干细胞，有段时间总去乌克兰，另一段时间又一直在东南亚，疫情稍有缓和，就又跑到国外去。戴青的四个儿子，有两个已经出国读书，四个保姆一个都没有辞，于是现在她们两人看一个，所以戴青的时间变得比以前多了。她发展出许多爱好，学跳钢管舞，在最昂贵的游泳馆里蝶泳，以及经常去看剧场演出。戴青没有什么朋友，再次遇到我之后，也不再计较我们在爱情这件事上的呆坏账，她与我的交流变得很积极，除了暂时还没有与我鸳梦重温之外，并无禁忌。

有天她问我愿不愿意陪她一起去看《逃身体》的表演。我说当然可以，初次看到蒲公英剧场的名字时，我便有怪诞之感，它像是空中的飞絮，又带有那年台风的味道，如今更成为我与戴青的重逢之地。《逃身体》的演出单页，我那天也顺手拿了一份放在桌上，天天看一眼，好奇心逐渐积累起来。我开车接上戴青，一起吃了一份简餐，然后按时坐在了空旷的蒲公英剧场里。

“逃身体”是我看过的最费解的一场演出，整场有三个段落，既没有对白，也没有字幕，音乐也等同于没有，至少是没有旋律，只有一些节拍和偶尔发出来的噪音。三部分舞蹈的名称都是数字，《4》，是由四个人表演，《5》便是由五个人表演，《3+3》是开始三个人，表演到一半，再换上另外三个人。

《4》中，四位舞者全程没有身体接触，但是他们彼此又像磁场一样吸引。在《5》中，五位舞者全程倒在舞台上，肢体不止是接触，有时简直就是粘连在一起，他们有时像浪花一样翻滚，有时像某种农作物一样吐出一个穗，继而又缓慢地倒下去。我小声跟戴青说，你看它们像水族馆里浮游的水母，或者像滚筒洗衣机里秋裤？戴青一言不发，我发现她的眼睛闪着亮光，像是泪水，这可把我吓呆了。

演出结束后，都会有主创与观众的互动。那位导演，一个十分清瘦，留着光头，穿着宽大灰色衣裤的人，不仅没有什么表情，连性别都十分模糊。每位观众提出的问题，他都热情解答，吐字清晰，句式复杂，许多原来语义浅显的词句，经过重新组合，而焕发出模棱两可的新意思。

最后，这位艺术家说“我相信，我们的身体蕴含着一切智慧，因为只有它从生到死跟着你一辈子，身体一直走在意识的前面，是的，它蕴含着所有的智慧。”

这真是一句令人吃惊的寻常话语，我一下怔在那里，而戴青已然默默起身，向甬道走去。甬道尽头那个巨大的铸铁大门正缓缓地滑开，铁轮与滑轨摩擦，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舞台灯把戴青的身体投射到角钢起伏的甬道和凹凸不平的墙上，墙面经过了声学处理，显得格外粗糙，投影灯投射出飞舞的蒲公英，巨大而又密集，戴青的影子混在其中，奇形怪状，变化万千。

（《广州文艺》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