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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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当小生下来就没个正式名字，因为他排行第八，家里人都叫他八小子。
父亲弟兄八人，父亲最小。听四叔讲，父亲一出世就生不逢时，命运多逆。生他那年，老家一带赤地千里，遍野衰声，遇上了百年未见的特大旱灾，谷叶几尽。在间四面漏风的草庵里，父亲一跌地，不像那些富豪人家一样有“添子”的欢天喜地，而是被爷爷用张破席围住父亲，一溜烟跑向女儿河对面的野树滩，扔在一个小山丘底下的土圪洞。
是好心的三爷爷，用黄条篮子把父亲盛了回来，狠狠刮了爷爷两个耳掴子：“有人不算穷，你养不了，我养。”
我父亲是个很有良心的人，到后来他儿女绕膝的时候，逢年过节总要念叨三爷爷如何如何好，三奶奶如何如何贤慧。讲到爷爷扔他时，他总是声调沉缓地说：“这也不能全怪你爷爷，就是把你爷爷啃掉，也不够十几张嘴吃几天呵。”
父亲吞糠咽菜长大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小的时候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小不点的年纪，就上山砍草卖钱，每次砍的草，有时几乎到了背不动的地步，惹得奶奶直絮叨，心疼地说：“你背不动就少割点”，但是第二天，父亲又依然如故，晚上，当父亲将卖草赚来的钱交到奶奶手里时，奶奶总要翻开父亲的破衣衫，轻轻地抚摸父亲背上被绳子勒下的红印印，眼泪便从眼眶里滚落下来。一次，父亲冒雨到野外砍草，镰刀锐利，不小心将腿上割了一个大口子，鲜血淋漓不止，经雨水一泡，第二天就红肿发炎，疼痛难忍，但父亲咬牙挺着，不敢告诉奶奶，怕她难过。后来，还是被奶奶发现了，她一边给父亲擦洗血污，包扎伤口，一边声泪俱下：“你怎不早告诉我呢？……”
就是这一年，父亲得了一种病，症状就是肚子鼓得难受，，当地人叫鼓症。后来，就父亲这种症状，我曾请教过几位名医，他们说，我父亲得的是腹膜炎，很好治，抽掉积水，吃药、输液就能治好。可现在很好治疗的病，在那个时候，对身无分文的穷苦人来说，那就是事实上的绝症了，只好一天天等死罢了。据医生讲，得了这种病的人大多数是因为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所引起的。父亲病卧在床，不吃，不喝，默默等待“死神”的召唤……也可能是穷人的孩子骨头硬，也可能是奶奶那圣洁的眼泪所发生的作用，父亲竟然告别了死神，大难不死，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一日，在一灯如豆的油灯下，有点驼背的爷爷，齐刷刷地把八个儿子叫到屋里，声音有点嘶哑地说：“孩子们，你们都大了，出去闯闯世面吧，兴许能混出个人样来，窝在咱这山沟沟……”
七个儿子都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
有志不在年高，唯有老八——我那十六岁的父亲，翌日村头大雄鸡第一声啼鸣的时候，悄无声息地走出村口，挑着一副货担，过起了茫然不知去处的流浪生涯，踏上了一条艰难的搏命之旅。
迟暮之年，当父亲给我讲起当时离家的情景时，他说啥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出走时那凄迷清冷的凌晨和那天上的一钩残月，几颗寒星……
流浪生涯，那是啥样的一种生活，其艰难险境可想而知，兵荒马乱的，今日起身不知在何处落宿，喝凉水就冷菜团是家常便饭。从东头担来了晨曦，西头挑去了夜幕，喊大爷，叫大娘，劝导整个天下“行行好，”货郎担晃悠晃悠的，里边装的全是些枕头线脑的零碎用品，权作换写盘缠，好夜以继日的糊口赶路。茫茫流浪路，他也不知何处是最后的归宿。
离家出走后约半月的一天，父亲来到一个县与县打交界的村庄时，具体村名他也记不清了，正是中午时分，父亲突然浑身发烧，头上大汗淋漓，高烧使父亲出现了昏厥，倒在村口一个破庙里，是一位好心过路的大娘，把父亲救回家里，以草药给父亲治病，大娘和孩子吃糠咽菜，却设法搞来土豆煮熟后再撤上芝麻盐让父亲吃，全家仅有一床破被，却让父亲和孩子们合盖……经过大娘半月的调养，父亲痊愈了，但高烧引起了急性中耳炎，父亲的听觉糸统坏死了百分之八十，两个耳朵几乎全失去了听力，成了聋子，成了十六岁的聋子，从此，父亲脸上也就失去了笑容。每当父亲讲起此事时，说起那位不知姓名、不知村名的大娘时，父亲总是饱含着眼泪说那是我的第二个亲娘。
父亲离开那个村庄后，点灯时分，来到了晋西北的一个小县城扎下了根。从此，在这座小县城里，他抗争着犹如草芥一样的命运，给有钱人家打短工度日，苦熬了也没有多少时日，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父亲在新中国的礼炮声中，迈进了新中国的门槛，走向了新生。先是自己买了一间房，开了个门店，给人们加工磨面，后来公私合营，国家把个体私营者一律招为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就在签写招工表时，在签写姓名一栏时，父亲犯了难，他知道八小子是绝对不能签写在表上的，单位有些有文化的人给他起了好几个名字，父亲都是摇摇头，经过再三熟虑后，父亲在新中国的那张招工表上，第一次工工整整让人写上了自己给自己起的官名，也是第一次有了官名——张国庆。
山西静乐县作协：张天柱
